文 / 徐飛
1．孟津觀兵的歷史啟示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率領大軍自鎬京出發東進，來到黃河南岸的渡口盟津（孟津古稱），鄰近部落方國紛紛前來參加會盟，史稱“八百諸侯”。周武王在現場動員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說自己是奉承上天的旨意，來消滅殘暴無道的殷商，拯救萬民於水火，希望大家都點贊支援。
動員大會結束之後，周武王宣佈大型軍事演習正式開始，所有將士都登上船隻，向黃河對岸進發。演習中，有一條白鯉魚跳到武王的船上，武王當場揮劍將魚斬為兩段。商人崇尚白色，武王此舉表示討伐商紂的決心。
諸侯們也都認為這是吉兆，武王卻下令：“汝未知天命，未可也。”然後宣佈撤兵，回老家去了。
“孟津觀兵”的典故出自司馬遷的《史記》，不過後世有很多學者質疑其真實性。筆者傾向於相信太史公，認為周武王的這次軍事演習，是對商紂王的一次警示，你不要以為天下就沒人能治得了你，你就一直胡作非為。按理說，周武王這次會盟，完全可以一鼓作氣，打敗商紂。但是，周武王選擇撤兵，就是想逼迫紂王改邪歸正，畢竟自己以下犯上，也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情。
可是，紂王聽說這件事之後，表現非常的淡定，併到宗廟裡說了一通“天命在我”之類的豪言壯語。此後，他依然我行我素，壞事做絕。兩年後，周武王再次出兵伐商，不過這一次是來真的了。牧野一戰，紂王臨時拼湊起來的軍隊全軍覆沒。周武王攻陷朝歌，紂王蹈火自焚，商朝宣告滅亡。
周武王給了商紂兩年的時間來改革政治，重歸正道，但是對方不理不睬。這說明靠殷商體制內的自我修正已經毫無希望，只能依靠外力將其摧毀，重建一個嶄新的王朝。在這兩年間，包括周人在內的天下人，做到了仁至義盡、忍耐至極，直到忍無可忍、無可再忍。
筆者之所以要說這麼一段上古歷史，就是為了來說明晚清滅亡的必然性。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為了維持一個大一統的局面，不惜委曲求全，期盼清政府能夠懸崖勒馬，浪子回頭。
為此，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漢人官僚，不惜骨肉相殘，幫助清政府撲滅同樣是由漢人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保住了大清搖搖欲墜的江山；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這些崛起的漢人官僚，又苦心經營，開展洋務運動，幫助清政府建立起一系列現代化的工業和軍隊；甲午戰爭之後，康有為、梁啟超等漢人民間知識分子，又棲棲遑遑，四處奔走，幫助清政府開展政治體制改革，挽救亡國滅種的空前危機。
然而，慈禧太后作為大清帝國的實際統治者，為了一己私慾，貿然打斷改革，殘暴對待維新志士，全面開啟歷史的倒車。
更讓人難以置信的是，慈禧太后和大阿哥黨居然在阻斷維新變法之後，又親自導演了一場史無前例的鬧劇，最終引來八國聯軍侵華，一度將中華民族推向萬劫不復的深淵。
庚子國難，清政府被迫與列強們簽訂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中國要支付給列強賠償金4。5億兩白銀，年息4釐，本息將近10億兩白銀，分39年還清。中國的關稅鹽稅都由列強控制，作為償付賠款之用。本來中國人民因為清政府要償還甲午戰爭的鉅額賠款，就已經被榨乾殆盡，現在又要被套上一副更沉重的枷鎖，使得中國人民的生活更加困苦。
政治上，各國在北京設東交民巷使館區，使館區及北京至大沽和山海關的鐵路由外國軍隊駐守，大沽炮臺完全拆毀。這些條款完全剝奪了中國的自衛能力——雖然清政府本來也沒有什麼自衛能力。
還有第十款規定，中國許多地區暫停科舉考試5年，作為對士紳階層的懲罰。士紳階層其實根本沒怎麼參與義和團運動，列強此舉可能是要中斷清政府的人才來源，打亂清政府的官僚系統，以便更容易控制清政府的內政外交。
如此奇恥大辱，幾乎與亡國無異。八旗才子寶竹坡痛哭流涕：“兵車頃刻變衣裳，天下紛紜賴一匡。戰本危機端已啟，和原美事患難防。已無餘地軍仍退，勝有虛名國未亡。回首周京四千載，幾同白雉貢炎方。”簽訂條約的李鴻章更是在兩個月後，吐血而亡。
慈禧知道自己闖下了彌天大禍，開始借變法的名義，試圖挽回九死一生的局面。1901年1月29日，慈禧在西安行轅向北京內閣釋出一紙變法詔書，宣佈要“取外國之長，去中國之短”，實行新政。
在這份詔書裡，慈禧還不忘發洩對康有為的刻骨仇恨：“康逆之禍，殆更勝於紅拳，迄今海外逋逃，尚有以‘富有’‘貴為’等票誘人謀逆，更藉‘保皇’‘保種’之奸言為離間兩宮之計。殊不知康逆之談新法，乃亂法也，非變法也。”局勢都敗壞到這般田地，她還要公開辱罵康有為，沒有一絲悔改之意。她完全沒有意識到，在維新變法之前，孫中山就已經開始在海外組建革命黨了。而康有為還對大清朝抱有一絲幻想，還在想著拯救大清的江山。
這份變法詔書的誠意究竟幾何，正常人都能掂量出來。可是，就算慈禧太后真的有心要重整舊山河，請問中國人憑什麼還要給你時間呢？周武王只給了商紂王兩年的時間，當時的中國人卻給了清王朝半個世紀的時間。戊戌變法的失敗，說明在清政府的體制內無法救國救民，這個體制確實積重難返，無可救藥。庚子國難，更證明了這個死亡診斷書的無比正確。
此時，無論慈禧有沒有變法的誠意、決心和力量，中國人民都已經沒有任何理由再給她這個機會了。
2．毫無誠意的新政
誠然，清末新政在內容和範圍上，確實牽涉面很廣，已經遠遠超過了戊戌變法。而且，新政也確實取得了一些成就，尤其是在教育領域，大學堂、中學堂、小學堂大量出現，培養了成千上萬的新一代知識分子。在經濟領域，慈禧的新政策的確有力促進了中國社會由單一的農業經濟向多元經濟發展。
筆者在此不一一羅列各項新政政策的專案，以及實施之後的效果。其實，當時新政到底能不能被信任，完全取決於它的核心專案——預備立憲。所謂立憲，用現在的話說，就是要把所有的權力都關進籠子裡。立憲之後，自然就會有法治，有了法治，就會有程序正義。
例如，戊戌六君子遇難，就是一個典型的不按程式出牌的結果。慈禧下旨給戊戌六君子定罪，說明起訴權不在刑部手上，而在她這個實際統治者手上；不審而誅六君子，說明最終裁定權也在她這個實際統治者手上，而不在刑部手上。她這個實際統治者可以為所欲為地殺六君子，那自然也可以為所欲為地去鼓動拳民殺洋人和教民，也可以為所欲為地在英國抓捕孫中山。
人無完人，最高統治者為所欲為的結果，就是決策失誤的機率會大大提高，從而給國家帶來難以想象的禍患，庚子國難就是血的教訓。因此，立憲是根本。如果立了，說明清政府確實是真心實意地在推行變法；如果不立，說明清政府就是在借新政來欺騙全國的人民群眾。
雖然前文說過，中國人民已經沒有必要再給清政府洗心革面的機會，但是由於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在起義的地點選擇上有戰略錯誤，因此清政府又苟延殘喘了10年。不過，清政府並沒有真的珍惜這最後的時間，反而對承諾的立憲一拖再拖。1908年，清廷才頒佈《九年籌備清單》和《欽定憲法大綱》，計劃用9年時間完成正式立憲的準備工作。請注意，9年的漫長時間，還只是做“準備工作”，天知道“準備工作”做完之後，還需要多長時間來實施呢？
20世紀90年代以來，有一部分學者對清末立憲持肯定的態度，認為這不是一個騙局，而是一個具備了以憲法和法律限制君權的君主立憲制度為最基本特徵的舉措，初步體現了資本主義國家憲法的主權在民原則、基本人權原則、法治原則、三權分立原則和保護私有財產的原則，是立法權屬於議會和君主的二元制君主立憲的憲法大綱。這一切肯定的前提，都建立在“實事求是地分析九年預備期的內容及實施方案”上。
問題是，我們不能因為創業者的商業計劃書做得好，演示PPT做得很酷炫，就認定這個專案將來能在納斯達克上市。從清政府事後的一系列所作所為來看，我們實在看不到它真的想將憲法大綱落實的誠意。
首先，清政府放出這個預備立憲方案的同年底，光緒皇帝和慈禧一前一後去世了，由年僅兩歲的溥儀繼位，並由溥儀的父親、光緒的弟弟載灃監國。載灃一上臺，就說袁世凱有足疾，把他趕回老家河南養病。
有人說，載灃是為了給光緒皇帝報仇，如果不是你袁世凱告密，光緒皇帝能被囚禁？且不說袁世凱告密是不是導致光緒皇帝被囚禁的原因，就算是，君子報仇十年不晚，載灃真的有必要著急忙慌地報復袁世凱？其實，載灃無非是覬覦袁世凱手中的權力，袁世凱作為漢族官僚，確實威脅到了八旗貴族集團的特權。
袁世凱固然不是什麼正面人物，可袁世凱的離去，反而削弱了清政府穩定局勢的執政能力，加劇了清政府高層的分崩離析。罷黜袁世凱，也說明載灃的主要心思都放在權鬥上，根本就沒有認真對待預備立憲這件事。
其次，立憲派曾在1910年發動三次國會大請願活動，要求清政府迅速召開國會，成立責任內閣，都被清政府以“預備既未完全，國民智識程度又未畫一”等理由予以拒絕。後來，清政府實在不勝其煩，就宣佈1913年召開國會。請願的各省代表們當然不滿意這種敷衍，準備繼續請願，結果被清政府強制遣散，押解回籍。
清政府不知道，這幾次請願都是立憲派對清政府預備立憲誠意的試探。從此之後，立憲派將不再聽信清政府的花言巧語。立憲派代表人物張謇的兒子張孝若回憶說：“即此平和中正漸變的改進，總算替他們（清廷）設身處地計策萬全，也都沒有見諸實行，完全成了紙上空談的泡影。我父個人，固然是異常的失望，而大清的運命，也就和秋後的殘葉一般，漸漸地離開本枝了。”
最後，清政府在1911年成立責任內閣，13名內閣成員中滿族佔9人，而且都身居要職，漢人只有4人，都在清水衙門。這是一個極其愚蠢的安排，當時革命黨一直在廣為宣傳排滿興漢的民族革命綱領，清政府不但不予以反駁，反而用這種內閣來刺激漢人的不滿情緒，等於是為革命黨的事業搖旗吶喊。這9名滿族成員中，有7人出自皇族，這個內閣又被稱為“皇族內閣”。
各省諮議局及立憲派紛紛反對：“皇族組織內閣不合君主立憲公例，失臣民立憲之希望。”資政院總裁世續上奏抗議：“皇族內閣與立憲政體有不能相容之性質。”以上種種，說明清政府並沒有真的建立君主立憲制的誠意，載灃一夥純粹是在忽悠。
美國總統林肯曾經說過一句名言：“你可以欺騙所有人於一時，也可以欺騙少數人於永久，但你不能欺騙多數人於永久。”當清政府的謊言被揭穿，連立憲派都站在了他們的對立面，開始支援革命黨人。1911年，梁啟超在《中國前途之希望與國民責任》中說：“徒以現今之惡政府為之梗，我國民不併力以圖推翻此惡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則無論建何政策立何法制，徒以益其敝而自取荼毒。誠能併力以推翻此惡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則一切迎刃而解，有不勞吾民之枝枝節節以用其力者矣。”
就連載灃自己，也意識到情況不妙。1911年，他在請辭監國攝政王之位時坦言：“自攝政以來，於今三載，用人行政，多拂輿情，立憲徒託空言，弊蠹因而叢積。”連攝政王都這麼說了，如果還有人相信預備立憲的話術，那隻能說明此人無可救藥。
雖然清末新政沒什麼值得稱道的地方，但有一個政策倒是值得拿出來單獨說說，那就是1905年9月2日清廷下詔立停科舉，廢除了從隋代起綿延了1300年的科舉取士制度。嚴復曾稱科舉廢除是“數千年中莫大之舉動”，其重要性不亞於春秋戰國時期廢除封建制和井田制。不過，這個“舉動”沒有給清政府帶來什麼好處，反而促成了它的毀滅。
（
本文選自徐飛
所著
《帝國的崩塌：從甲午海戰到辛亥革命》
，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授權釋出。）
華文好書選讀
《帝國的崩塌：從甲午海戰到辛亥革命》
徐飛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2年6月
本書將梳理和剖析晚清自救運動中諸多重要人物對於現代化的種種誤解，以及這種種誤解最終推動大清王朝走向滅亡的歷史程序。任何思想都不是憑空產生的，本書也將追根溯源，探究種種誤解的由來。
鴉片戰爭叩開了中國的大門，封閉落後的中國從此劫難不斷。從甲午戰爭到辛亥革命，大清帝國垂死掙扎，試圖自救，在中央，有李鴻章、奕訢這樣開明的洋務領袖，在地方，有張之洞、劉坤一這樣務實的革新力量，在民間，有康有為、譚嗣同這樣熱血救國的知識分子，然而，他們的種種努力，最終沒能挽救這個奄奄一息的帝國。
這到底是為什麼？
大清帝國的自救過程，也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努力。而清政府的最終覆滅，其實與當時中國人對現代化的理解有誤有關，清政府在危急關頭缺少參照的座標，迷失了前進的方向。一個顯著的例子，就是康有為對於西方議會制度的誤解，他的改革方案不倫不類。即使沒有慈禧發動政變，維新變法也沒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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