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是諸子百家之中，對古代中國影響最大的一個思想流派，被帝制時期的統治階級長期奉為正統思想。不過，如果大家對歷史有些瞭解的話，就會發現，帝制時期的歷代王朝治國，從來都不會純用儒家思想，而是儒家法家並用，形成了外儒內法、儒表法裡的政治文化模式。
之所以會形成這種政治文化模式，其實是經歷了秦漢時期的長期變遷，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看我前兩篇文章。本篇文章，我們只談一個話題，那就是如果只用儒家思想治國會怎麼樣？歷史上有沒有一個王朝是完全採用儒家思想治國的呢？
這裡我直接告訴大家答案，有，王莽的新朝。王莽在取代西漢前後，以儒家思想為指導，實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史稱“王莽改制”。很多人認為王莽只是“託古改制”，也就是說他並不是真的信奉儒家思想，只是打著儒家的旗號，但是真正實行的卻是自己的政治主張。
不過，學界有不少的研究成果認為，王莽改制並不是託古改制，他是真的想回到古代，回到西周，他幾乎完全接受了儒家的政治主張，希望透過改制，來實現儒家的最高理想社會或人類社會的最高階段——大同社會，所以我們也就理解了，為啥王莽改制裡有不少在我們看來是匪夷所思的內容。
因此，王莽的新朝取代西漢，絕不是一次一般意義上改朝換代、外戚篡權，而是具有更高層次的政治文化意義。王莽改制，可以說是進行了一場大規模的社會實驗，以證明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完全按照儒家思想治國，是不是可行？古代中國到底能不能實現儒家主張的大同社會？
在王莽上臺之前的兩個王朝——秦朝和西漢，從來沒有隻用儒家治國過。秦朝獨尊法家，實行法治，重用文法吏，形成了官僚帝國體制。西漢建立後，因為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訓，在繼承這套官僚帝國體制的同時，把國家的指導思想換成了道家的黃老之術，無為而治，與民休養生息。
後來到了漢武帝時期，漢武帝雄才大略，銳意進取，西漢繼承自秦朝的官僚帝國體制又重新加速運轉，文吏集團再次興起。漢武帝放棄了道家的黃老之術，引入了儒家，儒生開始參政，於是形成了新的政治文化模式：儒法並用，也開始形成了與之對應的儒生集團與文吏集團在朝堂的對立。
很多人一提到漢武帝時期的思想文化，往往會想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為在漢武帝時期，儒家就成了整個王朝的統治思想，儒生參政並徹底掌握了政權。其實這是一種誤解，咱們都不用分析別的，你看看漢武帝的所作所為，和他重用的那些人，有多少是儒家的政治主張，又有多少是儒生呢？
漢武帝的曾孫、他的下下任皇帝——漢宣帝，曾經親口對崇尚儒家思想、主張重用儒生的太子說出了，西漢真正的治國方略：“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我們漢朝治國本來就有自己的制度，霸道與王道，也就是法家與儒家並用，法治與德治並行，為什麼要只用德治、教化，學習周朝呢？
所以從漢武帝到漢宣帝時期，西漢的治國思想一直是儒法並用、霸王道雜之，儒家思想從未成為唯一的統治思想，儒生並未成為唯一的政治勢力，朝中還有信奉法家思想的文法吏與其對立。
可是到了漢元帝時期，情況就發生了變化。漢元帝是漢宣帝的兒子，就是上文提到的那個崇尚儒家思想、主張重用儒生的太子，他繼位後，更加重視儒家思想與重用儒生，此後儒生集團的影響力越來越大。
漢元帝—渭陵
西漢的儒家去古未遠，其思想承接晚周，他們希望能以思想文化的力量去改變現實政治。他們對漢朝的政治一直都不滿意，認為“漢興已來，未有太平”，他們崇尚的是遠古三代的太平盛世，他們認可的是“禮治”。
他們認為漢朝繼承自秦朝的這套官僚帝國體制，有很大的弊端。比如沒有“仁義”這種最高道義原則的指導，統治者以刑罰為樂事，對民眾缺乏禮儀教化；朝廷中缺少可以約束君主、糾正君主過失的規諫機制；文法吏唯唯諾諾，只知聽從上司命令，遠不如有著理想精神與批判精神的儒生等等。
這些批判不是沒有道理的，漢朝繼承並發展自秦朝的這套官僚帝國體制，擁有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與資源組織能力，對於管理一個超大規模的國家、處理日常行政事務是很有用的。但是這套體制存在著不斷擴張其自身權力、追求國家干預的天然傾向，這與君主專制制度與君主追求其個人的私慾私利的需求一拍即合，對社會壓迫日益增強，民眾不堪其擾。
看看漢武帝就知道了，漢武帝時期是西漢的全盛時期，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全面開花，但是這種統治給國家、社會、民眾的生活也造成了很大的損害，西漢的儒生對漢武帝一向沒什麼好感。漢昭帝時期召開了一次討論國家現行政策的辯論會——鹽鐵會議，大家有興趣可以深入瞭解一下，你從中可以看出儒生與文吏兩大集團各自的思想主張以及分歧所在。
在儒生勢力大漲的時期，西漢也正好步入了後期，當時朝廷揮霍無度、土地兼併嚴重、流民增多、貧富差距拉大、社會危機日益嚴重。這更是讓儒家相信，或者說是給了他們這樣的機會去宣傳、實踐，認為要想徹底擺脫危機，必須要以儒家思想為指導，對整個國家來場徹底的大變革。
那怎麼做呢？他們主張奉天法古、復古改制，要恢復到西周時期的禮治。“奉天”的這個天，不是自然之天，而是能夠獎善罰惡的神性之天，這導致漢代儒術日趨神道化。什麼天人感應、陰陽五行、五德終始說、讖緯、祥瑞等等就全都出來了，這些其實已經偏離了儒家的本意，摻入了陰陽家的內容。
漢成帝在位時期，發生了很多的日食、地震、水災、火災、旱災、流星等等，本來是自然現象，但是漢代人迷信鬼神，加上儒家的這種神道化的解釋。人們就認為這是皇帝失德、上天示警，天命已經不在漢朝了。
“法古”就是要學習三代的“禮治”，不僅要學習三代的政治精神，也要學習恢復其古籍、古禮。
儒家的這種主張，並不僅僅是出於擺脫危機的具體目的，漢儒一直都在追求一種更為完美的理想社會，以徹底實現王道。改制，不是一般的改革，那些都是修修補補、治標不治本，無濟於事。改制是要一場徹底的、根本性的大變革，一勞永逸地解決社會存在的種種問題，整個人類將邁入一個完美的社會。
在這個社會，沒有壓迫、沒有貧富分化、個人自得其樂、人人謹守本分，有點像烏托邦。
那誰來承擔這個改制的重任呢？一個人的出現滿足了儒生集團的需求，成為了儒生集團心目中的理想人選，這就是王莽。
王莽
王莽是漢元帝的皇后王政君的侄子，王氏家族在當時是最顯赫的外戚，這個家族的男性大都聲色犬馬，只知道享樂。
但是王莽和他們不一樣，簡直是一股清流。他生活簡樸、為人謙恭有禮、作風嚴謹；勤奮好學，接受了良好的儒家教育；他盡心服侍母親，在哥哥死後，還照顧寡嫂，撫養侄子；對內侍奉諸位叔伯，對外結納賢士、仗義疏財。可以說是個道德標兵，這些都為他贏得了巨大的聲譽，獲得了朝野內外的一致認可。
很多人從後來的歷史發展來看，認為王莽是偽君子、是裝的，他做這些就是為了篡漢做準備。還真不一定，要不你裝一個試試，對自己要求那麼嚴格，一裝裝那麼多年，就是為了自己之後當皇帝這個完全不可思議的目標？
我們一定要明白一件事，那就是人是會變的，人的思想、行為、品德等等，都會隨著思想境界、親身經歷、社會環境、年齡的增長等等而變化，絕不會是一成不變的。我們不能拿一個人後來的表現，去絕對性地否認他之前的表現，二者不一致，就說之前是虛偽的，都是裝的。
大家可以想下自己嘛，十年前甚至五年前、三年前的自己與現在的自己是一樣的嗎？之前你做的一些事情、相信的一些事情，也許今天已經發生了變化，但是在今天的自己看來難道之前自己是裝的、是虛偽的？
曹操的《讓縣自明本志令》，很多人認為曹操就是裝的，虛偽，但是在我看來真不一定。他自己原先就想做個郡守，就這麼大的志向，但是一步步成為漢朝丞相，成為了很多人口中的奸賊、挾天子以令諸侯，難道曹操一開始想的肯定就是我要位極人臣，我最大的目標就是要挾天子以令諸侯甚至取而代之？不一定吧。
曹操
不是每個人一開始做事前都是有遠大的目標的，你看現在很多成功人士的傳記，都會包裝自己，說自己今天的成功是因為少年有大志、要改變世界、要改變社會，真實的情況，有幾個人是這樣的呢？一開始想的可能就非常簡單。
你看，莫言老師就非常坦誠，莫言老師是著名的作家，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之前他聊到自己為啥要寫作？換成有些作家可能就得裝一下了，說自己是因為熱愛文學，為了中國文學的發展，為了促進社會的進步，為了喚醒民眾，恨不得說成：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莫言
我不否認，有些知名作家當初寫作可能確實就是這麼想的，但是絕不是所有的都是。莫言老師是怎麼說的呢？他說自己一開始寫作，就是因為寫作投稿能賺錢，然後一天三頓都吃餃子。就是這麼樸素的目的，只是後來隨著各種變化、自己的成長，自己才逐漸有了更崇高的目的了。
因此，王莽的這種行為，我並不認為他就是偽君子，關於這個學界也有不少學者去深入分析。更重要的是，當時的人並不認為王莽是裝的，他們十分認可王莽，認為王莽是堪比周公的人物，自身已經實現了儒家主張的修身為政的最高理想——內聖外王。
由此，王莽獲得了大批儒生的支援、朝野內外的支援，王莽一步步掌握了西漢的實權，並邁出了最後一步——取西漢而代之，建立新朝。
當時的人們認為漢朝命運已經衰落，天命轉移了，西漢的政權是採用和平的方式禪讓給王莽的，王莽的上臺是獲得了巨大的民意支援的，所以有人稱他為“民選的皇帝”。人們夢想在王莽的帶領下步入一個新時代，因此，當時並沒有出現後世所謂的那種“人心思漢”的情況。
王莽在建立新朝前後，就開始了以儒家思想為指導的改制。
比如在經濟上，實行王田、私屬制。王莽根據儒家經典記載的井田制，井田制的真假還兩說呢，但是儒家信，認為西周的土地制度就是井田制。將全國土地改稱“王田”，廢除土地私有制，實行土地國有制，私人不得買賣，並且按照井田制原則平均分配土地。根據儒家的仁政原則，奴婢改稱“私屬”，也不得買賣。
他還弄幣制改革，把圓形方孔的五銖錢廢除了，恢復了更為古代的刀幣、布幣，甚至還有貝殼、龜殼等等。
在政治上，根據儒家經典著作，將一大批政府機構和官職改換名稱。比如在中央官職中，改大司農為羲和、改大理為作士、改大鴻臚為典樂、改少府為共工等等；地方上的官職，改太守為大尹、都尉為太尉、縣令（長）為宰。而且他還給很多郡縣改名字，重新設計郡縣的版圖邊界。
在文化上，獨尊儒家思想，大規模徵召儒生、重用儒生。根據儒家的主張，重新制定婚喪嫁娶、車馬衣服、學校教育的禮儀，明堂、辟雍、靈臺等儒家的神聖建築也建立起來，因為儒家認為禮義精神是具體體現在這些禮儀中的。
王莽把大量的時間精力全都耗在這上面了，而且還拉著大臣一起討論制禮作樂，結果實際的政務沒人處理。
在民族關係上，儒家主張內華夏而外夷狄，我們是中央之國，我們是文明人，周邊的都是蠻夷，沒資格和我們平起平坐。因此他要建立符合儒家理想的國際秩序。
由於新朝恢復了儒家認為的西周所存在的五等爵制——公侯伯子男，於是把西域、西南的國王們降為侯。他還收回了漢朝冊封匈奴的璽，改為章，因為他認為只有皇帝用的大印才能叫璽，你匈奴一個蠻夷有什麼資格叫璽。因為這些禮儀問題，導致周邊各國叛亂。
在王莽正式當皇帝前，因為儒家說了，天子富有四海、四海歸一，國內有了北海郡、南海郡、東海郡，就差西海了，為了湊全這“四海”，他威逼利誘位於青海湖地區的羌人部落獻地內屬，王莽在這塊地方設定了西海郡。
透過這些你就能看出來，王莽改制一意復古，拘泥理論，好求形式，不注重實效。最後的結果，不僅沒有達到太平盛世，反而使得天下大亂、身死國滅。
閻步克老師在《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裡說過：“奉天法古”如果僅僅作為思想界的一種學說而存在，當然也自有其不容抹殺的文化價值；但是在政統範圍之內，置戰國變法以來經幾百年發展而形成的文法律令、“漢家故事”於不顧，而欲把一大堆非理性的、雜糅了先王遺制、經典訓誡以至近於魔法巫術的符命圖讖一類東西，強加於本應以合理化方式運營的帝國官僚體制之上，以建設某種烏托邦式的理想秩序，那麼它的失敗，就是指日可待的意料中事了。
說白了就是，時代變了。自春秋戰國以來的社會情況已遠不是西周、夏商時期所能比擬的了，這個世界上，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推之百世而不悖的思想理論，如果不顧實際情況，強行推廣，那失敗就是註定的了。
我覺得我們不用嘲笑王莽、漢儒的幼稚，秦漢時期是中國帝制時代的初創時期，關於國家如何治理，誰都不清楚，沒有前人的經驗可以借鑑，只能是不斷嘗試、不斷探索。因此，秦朝、西漢、新朝在治國方式上的探索，為後世留下了豐富的經驗教訓，使得後世形成了成熟的統治策略，後世統治者更加堅信了治國不能只用儒家，推動了東漢時期儒法合流、士大夫政治的出現。
另外，由於現實的不完美，人類總是有這樣一種願望，希望建立一個完美無缺的理想社會。對於這種烏托邦式的追求，人類從來都沒停止過，近現代以來也有很多這樣的探索。但是往往以失敗告終，並且讓整個社會付出了極為慘痛的代價，但凡想在人間建立天堂的人，無一例外地都把人間變成了地獄。
無數次的實踐，也許讓我們不得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人類永遠無法一次性建構一個完美無缺的制度、一個理想社會。我們需要長時間與痛苦作伴，與醜惡為鄰，與罪惡做鬥爭，我們需要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腳印地去逐步解決社會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無限接近我們理想中的那個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