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鄭岱《對弈圖軸》
作者：何雲波，系國家社科基金專案“中國圍棋思想史研究”負責人、湘潭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
圍棋是競技，是遊戲，是藝術，是形下之器，又被賦予了形而上的“道”的意義，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中國文化傳統，一切知識都要在“道”的面前檢驗其存在的合法性，以此證明自我價值。立象比德，技進乎道。當然，這“道”，既是儒家的仁德之“道”，道家的自然之“道”，也是中國文化的和諧之“道”。在某種意義上，圍棋成了中國思想與文化的一個標本、一種象徵。
立象比德
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寫過一首題為《圍棋》的詩，說圍棋“如同擺佈星宿的遊戲”“那是一種比最古老的文字還要古老的發明/棋盤就好像宇宙的圖形/黑白交錯的變幻/足以耗盡千秋生命”。
博爾赫斯沒有來過中國，也不會下圍棋，卻不影響他關於中國、關於圍棋的奇思妙想。文字被看作是人類文明的標誌，然而在文字產生之前，人類卻是以另一種方式展開與天地宇宙的對話。棋盤就是宇宙，黑白子如同陰陽兩爻，可以演繹出大千世界的無窮變化。中國古人就把圍棋稱作“星陣”，宋代《棋經十三篇》謂“夫萬物之數，從一而起。局之路，三百六十有一。一者，生數之主，據其極而運四方也。……白黑相半，以法陰陽”。圍棋大師吳清源認為，圍棋的起源應與八卦占卜有關。在文字產生之前，人們就是在棋盤上用白子和黑子來推測陰陽的變化。
當然，這用於“八卦占卜”的棋具，未必是真正意義上的“圍棋”。圍棋是人類圍繞生存空間爭鬥的一種遊戲。戰國史官撰寫的《世本·作篇》謂“堯造圍棋，丹朱善之”。東晉張華《博物志》進一步說明了發明圍棋的動機：“堯造圍棋，以教子丹朱。”圍棋由此被納入儒家的倫理教化傳統中。
儒家學說的核心是仁與禮。“仁”是道德修養，“禮”是禮法規範。“藝”也被納入這一體系中。所謂“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以道立志，以德、仁立身，以藝遊心。孔子關於“藝”的觀念，也影響到對博弈之類遊戲之事的看法。《論語·陽貨》中提到圍棋：“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孔子把圍棋看作是物質生活滿足之後的一種有益的休閒娛樂活動。
孟子在《孟子·告子上》也提到弈：“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儒家所說的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是君子必備的六種技能。圍棋雖然只是“小數”，畢竟也被納入“藝”之中，有了存在的價值與意義。
儒家對圍棋的態度是雙重的，一方面貶抑圍棋，所謂圍棋“不仁”“失禮迷風”，玩物喪志；另一方面，“遊心”之戲又是人的精神需要。怎樣解決這一矛盾？最好的辦法莫過於將圍棋與聖賢之道，與人的“成德成仁”聯絡在一起，使下棋這一“遊戲”之事具有不同凡俗的意義。班固在《弈旨》中論棋：“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成，行之在人，蓋王政也。成敗臧否，為仁由己，危之正也。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有戰國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略備。”
班固將圍棋與天文、陰陽、王政、仁德聯絡在一起，開啟了“立象比德”的論棋傳統，由此建構了一套完整的儒家棋論話語。形而下之“技”通於形而上之“道”，為圍棋取得了合法的地位。
技進乎道
如果說儒家為圍棋提供了一套價值評判的尺度，道家則更多地與棋人的生命追求、棋藝境界相通。
圍棋在魏晉時代取得很大的發展。魏晉時期人們追求人的自覺、精神的自覺，戲與藝由此獲得獨立存在的價值。而圍棋也逐漸被精神化、審美化。這個時期，圍棋出現了一系列的別稱：手談、坐隱、忘憂、爛柯。《世說新語》中說：“王中郎以圍棋為坐隱，支公以圍棋為手談”。以“手談”代清談，何以解憂，唯有下棋。所謂大隱隱於朝市，中隱隱於庭園，小隱隱於山林。在一方庭院之中，一局棋，一盞茶，即可保持心的清靜。而“爛柯”出自南朝梁代任昉《述異記》：“信安郡石室山，晉時樵者王質，伐木入山，見二童子下棋，與質一物，如棗核，食之不覺飢，以所持斧置坐而觀，局未終，童子指謂之曰：‘汝斧爛柯矣！’質歸故里，已及百歲，無復當時之人。”
山中才一局，世上已百年。快樂的時光永遠是短暫的，圍棋就是給人帶來無限精神快樂的一種遊戲，棋成了人精神存在的一種方式。到唐代，棋正式成為琴、棋、書、畫四藝之一。
圍棋是技，也是道。在老子那裡，“道”為世界萬物的本原，所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這也是世界萬物發展變化的總規律或法則。所謂“道者，萬物之奧”。道以“無”的方式存在，不可見，不可說，但又遊於天地萬物中。道法自然，萬物皆有“道”在其中。
儒家之道，多偏重於人事；道家之道，則更多地體現為天地自然之道。因而，儒家多強調“以藝載道”，“藝”是“道”的載體，是體現“道”、實現“道”的一種技術手段。道家則更注重把“道”看成是“藝”的本體、內容，“藝”是“道”的感性顯現，最高的藝術境界便是道的境界。因而，技亦可進乎道，技、藝達到一定境界便是“道”。
以圍棋而論，它是“技”，為了取勝，它有一套具體的法則、戰術。而當棋到了一定的境界，它又與藝術境界、道的境界相通。所謂技進乎道，棋又不僅僅是勝負之物了。
施定庵《弈理指歸》談到弈者的幾個等級：“毋論戰守取捨，成竹在胸，舉念觸機，會心自遠。仁者見仁，知者見知。受八、九子者，即可得其步驟；而細玩熟思，漸至六、七以上，則得形；四、五以上，得意；二、三以上，漸至會神；一先以上，入室而無難矣。此徹上徹下之至理也。”得其步驟—得形—得意—會神，既代表弈者“品”的差異，又是棋藝由淺入精、技進乎道的過程。
道家強調道法自然。施定庵在《弈理指歸》序中曾談到自己“棋悟”的一段經歷。一次施定庵與梁魏今同遊峴山，梁指著山下蜿蜒曲折的泉水，對施說：“子之弈工矣，盍會心於此乎？行乎當行，止乎當止，任其自然而與物無競，乃弈之道也。子銳意深求，則過猶不及，故三載仍未脫一先耳。”定庵由此得悟“化機流行，無所跡象，百工造極，鹹出自然。則棋之止於中正，猶琴之止於淡雅也”。棋藝大進，終成一代國手。
弈棋應如行雲流水，行於當行，止於當止，平淡自然，這是天地之境，也是審美之境。
和諧之道
小小黑白子，承載的是東方智慧。圍棋的原生規則其實很簡單，主要有三條：其一，一人走一手，輪流下子，先行者貼目，它遵循的是公平原則。其二，兩眼活棋，棋以氣生，氣盡棋亡。它作為一種生命法則，體現了中國傳統的以氣為本的生命觀。其三，空多為勝，一切戰術皆圍繞吃子與圍空來展開。人多為勝，正是原始時代生存法則的再現。
黑白子，縱橫十九道格子，圍棋形式要素被簡化到極致，又包含著無窮豐富的變化。簡單中的複雜，也是中國藝術、文化的一大特點。正如中南大學教授孟澤在為《中國圍棋思想史》作的序中所說：在漫長的傳承演繹中，圍棋深度參與了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影響乃至塑造了中國人的人格與精神。或者說，它是某種意義上的中國人的精神世界的一個載體，一個隱喻，一個出口。因此，關於圍棋，言“道”言“技”，言“廣大”言“精微”，都有足夠多的材料和憑據，它曾經接納過無數沉迷者的精力、智力和想象，慰藉、消化了他們的幽微心事、浩渺情懷和滄桑際遇。
天圓地方，人居其間。儒家的倫理之道，道家的天地自然之道，指向的都是一種和諧之道。儒家的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構成了君子的內聖外王之道，而最終的目的都是為了“和”，所謂“貴和尚中”。孔子主張“禮之用，和為貴”，《論語》還多次提到“致中和”“過猶不及”“君子矜而不爭”等。儒家和諧的最高境界就是“大同理想”和“中庸之道”。“大同”是一種社會理想，“中庸”則是為人處世之道。如果說儒家更多的是在人與人、人與社會的意義上追求和諧，道家則致力於建構人與自我、人與自然的和諧世界。道法自然，守雌守柔、虛靜無為，流水不爭先，正構成了道家的“和”之道。
然而圍棋本來是一種“爭”之道，它體現的是人類為爭奪生存空間而發生的爭鬥，中國古人也曾把圍棋當作“害、詐、爭、偽”之物加以貶抑。那麼，怎樣才能協調“爭”與“中”“和”的關係？中國傳統常常把“爭勝之物”納入儒家“和”的體系中，一方面淡化棋的勝負一面，所謂“莫將戲事擾真情，且可隨緣道我贏”，“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另一方面，把圍棋與天地人生之大道聯絡在一起，所謂“圍奩象天，方局法地”，“局方而靜，棋圓而動”，一陰一陽之謂道。天地陰陽，相生相合，宇宙萬物由此化生。“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是宇宙和諧之道，也是圍棋之道。
吳清源認為：“與其說圍棋是競爭和勝負，不如說圍棋是和諧”。“和諧相依，方成棋局”，圍棋看起來是交戰雙方在展開激烈的爭鬥，但棋如流水，當你委身於圍棋的流勢，行於當行，止與當止，交戰雙方心息相通，最終達到的又是一個和諧境界。
圍棋是競技，同時又被稱作“手談”，手談即對話，它強調的是一種不需要語言文字的特殊話語活動。競技的本質在於衝突與征服，話語的本質則是溝通與交流。對話性，決定了圍棋是講求平等競爭的一種智力遊戲，在某種意義上體現了一種現代精神。對話，也使圍棋具有一種寬容性。圍棋自然是為爭奪生存空間而發生的戰爭，但在“圍地”的過程中，並不非要你死我活，不給對方留一點“餘地”。所謂兩眼即活，一盤棋終，常常呈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平共處的態勢。和而不同，正是中國文化精神的體現，也是現代社會在人與人、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的相處中需要提倡的。這就像現代企業的競爭，並不追求非要擊垮對手，而是在平等競爭中，大家都有收益，當然，多得者為勝。“手談”，正體現了中國傳統的辯證法——衝突中的和諧。對話乃是一種心與心的交流，真正的對手既是敵人又是契友。真正的棋局，也是雙方在不斷的衝突中最終走向和諧。下棋如此，人生亦然。
平等競爭，和諧之道。圍棋是傳統的，也是現代的；圍棋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如今，代表中國傳統的圍棋正日益走向世界，為世界不同膚色的人所認同、喜愛。世界共下一盤棋，圍棋完全可以成為國際性的公共精神產品，成為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