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時期（公元前21世紀至前221年），中經殷周和春秋戰國兩個階段，是中國倫理思想的產生和形成時期，也是儒家倫理學說的創立時期，自夏朝開始，中國進入了奴隸制社會，但至今尚無直接的文字材料反映夏代的倫理思想。從考察直接記錄般代歷史的文字材料中可見，當時確實已有一些初具理論色彩的倫理思想，春秋戰國時期，是我國從奴隸制社會向封建制社會過渡的時期。
雖然，早在初，周公提出的一些倫理思想，作為一種官方理論對當時的社會道德起過重大的影響，但是，它與春秋戰國時期社會變革的新形勢是極不適應的。隨著社會性質的變革，在思想領域中產生了諸子蜂起、百家爭鳴的局面。在倫理思想方面，提出了道德本源、人性論、義利之辨、道德準則、道德評價、道德修養、道德的社會作用等各種理論問題。
然後才出現了儒、墨、道、法四家的倫理思想，由此可以說，春秋戰國時期，是封建地主階級倫理思想產生和奠基的階段，是儒家倫理學說的創立時期。儒家倫理學說由孔子所創立，孟子作了進一步的發揮和完善，荀子是儒家的總結者，但作為儒學大師，他的倫理思想仍以孔子為宗。在不同程度上又有道德決定論的特點，並且提出了一套道德修養方法。孟子和苟子還在孔子的人性論基礎上，以善、惡論人性，探討了人所以有善、有惡的根源。
儒家倫理學說適應維護封建宗法等級制的需要，基本上反映了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奠定了封建地主階級倫理思想的基礎，先秦倫理學說形成和發展的大致輪廓。由於各派倫理思想所代表的階級利益不同，所持政治觀點不同，所依據的哲學理論不同，觀察道德生活的角度和方法不同，因而它們對倫理學基本問題的回答也就出現了分歧與論爭。
儒家倫理學說在論爭中形成和發展，到了漢代達到獨尊的地位，人性問題，是中國倫理文化的一個重要問題，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歷來爭論不休，直至今天還有歧議。在歷史上，在儒家倫理學派內部，關於人性的觀點也不盡相同，但是儒家的人性學說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他們在論述自己的道德理論時，都把人性論作為他們道德理論的出發點和基礎，並由此導引出各自的道德起源和道德修養的理論。
所以對儒家倫理思想中的人性學說加以考察和探討，對於我們理解儒家倫理文化是有意義的。前些年有些人認為人性就是階級性，不承認共同本性的存在，事實上，這在理論上是講不通的。世界上任何物類都有共性，為何人類就沒有共性呢？孟子說，“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犬有犬之性，牛有牛之性，何以人沒有人之性呢？從實際情況講，階級是人類歷史上一定階段才出現的。
因此，不論從理論或從，實際來講，人類有共同本性是必須承認的，如果所謂性包含待學而後實現的可能性，那就應該承”認性有善有惡，則世碩“性有善有惡”或戰國時期“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的觀點是正確的。但這些嘗試在人類認識發展史上還是有重要意義的。中國倫理史上的人性論的一個特點是，以善惡論人性。即便反對以善惡論人性，也只是說性無善惡而已，並不去進一步；探究人性的實際內容。
其原因在於歷來論述人性者，並非專為研究人性而研究人性，而是為了探討道德修養、教育或政治問題，才去討論人性問題的。人性善惡的問題就是道德起源的問題，亦即善惡的起源的問題。儒家的人性學說之所以特別注意人性善惡，實際上是關心人性與善惡的關係，是善惡的起源問題，也就是為了討論道德的修養和道德教育問題。
所以儒家論人性，無論他是主張人性善或人性惡，都認為人要去惡從善，必須進行道德修養，如何進行道德修養呢？依儒家的說法，人的才智有大小，為了達到此大目標，聰明才智小的，至少可以為一兩人服務和造福，把家庭搞好，由修身而齊家；才智中等者，至少可以為百十來人服務和造福，當個父母官，由齊家而治國；才智最高者，自然應當為千萬人服務和造福，由治國而平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