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文徵明：蘭亭雅集圖（區域性）
明代文人結社風氣很盛。然而在一般印象中，似乎文社只與詩文相關，追求風雅，而與極功利的科舉、刻板的經學無關。但是，實際的情形是怎樣的呢？
——編者按
士人以科舉為目的的結社，比之詩文結社、怡老會要現實和功利得多，當然也枯燥而專業得多，絕非風雅浪漫之舉。這可以說是明代文人結社的另一面。士人參加科舉考試，必須有一定之“式”，考試合格者也被稱為“中式”。既有一定標準，文章自然不能率意，不但要反覆推敲文字，而且發揮的空間也不像文學那樣可以融入想象，因而模寫科舉文字成了極為枯燥的事情。
清人李百川在其以明代嘉靖年間為時代背景的小說《綠野仙蹤》中，記載府學生員苗繼先探訪當時正在為科舉考試努力的生員溫如玉，就曾這樣寫道：“苗禿看了看，見桌上放著《朱子大全》《易經體注》，還有十來本文章。苗禿子笑道：‘這些刑罰，擺列出來做什麼？’”
在一個讀書秀才看來，科舉備考竟成了像“刑罰”一樣的苦差事。
晚明山陰縣的藏書家祁承（1604年進士）有詩《課藝苦不就沿溪散步漫詠》，雲：“一題方入目，百念逐心非。非為尋源往，聊同避難行。僧歸雲外徑，漁傍水邊汀。生計原多路，何聽寸管評。”因為絞盡腦汁仍無法寫出令自己滿意的制義，祁承只能到溪邊放鬆心情，況之為“避難”，乃至有為僧人、為漁民的遁世之念。這種深感科舉考試文章枯燥乏味的心情在詩中充分地得以表露。
祁承對科舉考試還另有“舉業相伴半生，寸管加肘，百毒鏤心”的說法。晚明袁宏道（1568—1610）曾在《社中》詩感嘆說：“交遊悲喜盡，文章揣摩成……終年惟搦管，辛苦是書生。”因此，若有三五友人共同探討，或可減輕這種痛苦。這是圍繞科舉而結社的第一層背景。祁承本人曾經參加過這種研討經義的集社“合轍社”，陳繼儒（1558—1639）即說祁承“初有合轍社而通經學”。
正因為此，士人研習舉業之餘，同時也會有詩文唱和，以緩解終日揣摩的痛苦，使得詩文社與舉業社常常會混雜到一起。明末著名的書畫家與官僚董其昌（1555—1636），年輕的時候曾與章覲等人結社，探討科舉文字，同時也相和賦詩。董其昌《陶白齋稿序》載：“餘往同馮鹹甫輩結社齋中，晨集構經生藝，各披賞訖，即篝燈限韻，人賦詩幾章。”在這種時候，詩歌對枯燥終日計程車子心情是一種慰藉。
科舉結社的第二種功能，是可以增加相互交流和學習的機會，共同揣摩科舉作文的技巧。因此，重視教育的地方官常會組織相應的文會，將轄區內優秀的生員組織起來，為他們創造交流會文的機會。
例如，在嘉靖末年直至隆慶元年，南直隸江浦縣的知縣王之綱在縣內組織了十一個文會，分別名為文昌、泰茅、晉接、折會、玉虛、西清、東華、石渠、青瑣、三元、南宮，而且“創學田千二百餘畝為會費”，其中參與文會之中計程車人如嚴丕承便在隆慶四年（1570）中應天府鄉試。
晚明學者呂維祺（1587—1641）任山東兗州府推官時，置學田，訂山左大會，“漸及通省，冀北、淮南之士鹹來就業”，會的規模十分龐大，而其功能雖有傳播理學或宣傳節孝之外，方便諸生科舉的目的也很明顯。在16世紀地方官建造的書院中，出於為諸生提供藏修和會文之所考慮的不少。
嘉靖十五年（1536）建立的江西安福縣復古書院，除了是陽明學在江右的重鎮，在為地方培養科舉人才上所做的貢獻也不小。傅作舟（1571年進士）說：“安福向有復古書院官課、師課，生童以時會文，近年更立章程，頗著成效。”
不過，由地方官員組織的文會雖然因為有一定經濟保證，一時的影響很大，但也往往因地方官的遷轉而很難長久。更多圍繞科舉的結社，是從事於科舉的學子們彼此自願地結合起來，聚整合會，交流技藝。
16世紀，文社日益活躍，圍繞科舉的結社時時可見。傅作舟談到隆慶年間安福縣於復古書院之外還創行道南文會：“國朝以《四書》、五經試士，背朱注者不錄，雖所取在文，而因文見道……邑南地距郭較遠，多不能應期赴課，以荷栽培。歲丁卯（1567），太史王君爾玉假旋，與諸同志謀於近地開文社而行月課，邀集十四都人士而酌商之。每都勸輸，匯流成浸，凡三閱歲而會舉，顏之曰道南。蓋取吾道南矣之義，與復古並行不悖。自明年為始，敦請名師，萃各都之習舉業者，按月會文而甲乙之，優其資獎，以示鼓勵。”同樣是在隆慶年間，浙江嵊縣的周汝登（1547—1629）與同志為“鹿山八士文行合一之會”，至萬曆十五年（1587）建成鹿山書院，“以待邑中之凡有志於舉者皆得以來集於斯”。
從後來鹿山書院接待“有志於舉者”的情況看，昔日的鹿山八士之會大概是以討論科舉制藝為多。河南新野縣人馬之駿（1578—1617，1610年進士）則提到他在萬曆年間與友人劉逢源（1557—1621）等結社研討制義之事。
馬之駿《茂才漢垣劉公墓誌銘》說：“公諱逢源，字取之，別號漢垣，里人稱之漢垣先生最著。少治舉子，言穎異秀出，顧屢試坎壈。戊子（1588），長垣于田李公來視兩河學，錄公文，補郡庠弟子員。時公且逾弁，浸尋壯齒矣，益下帷發策，矻矻弗少休，偕楊君來鳳、石君攻玉、王君逢古、齊君來旬、李君春華及予兄弟輩結社課文……所治毛氏《詩》最淹熟精詣，即酒間談次，偶及輒成誦，累累如貫珠。”
文中除了談到馬之駿等人為舉子業結社課文，還提到劉逢源擅長《詩經》，讓我們對他們結社課文時重點在於經義可以有些想象。
進入17世紀，此類圍繞科舉的結社可能更多。無錫的東林領袖顧憲成（1550—1612）提到東林講會之下還有姚玄升等人為舉業而結的小會。顧憲成《題姚玄升諸友會約》說：“程伯子云：‘舉業不患妨功，只患奪志。’今觀諸友會約，為舉業設耳，乃能斤斤交砥，一言一動，一切稟諸繩墨。”
崇禎二年（1629），和州生員戴重與友人杜若蘭、章繼捷、王大生、含山陸合泰等五人結社於和州城西三十里處之棲雲觀，“其友五，其書義三，經義四，其地惟棗林之宮，其期惟月之望”。戴重等人結社課文，完全是摹仿科舉考試頭場考《四書》義三篇、經義四篇的形式。他們在每月十五日於和州棗林宮聚會一次，每人模仿考試撰寫《四書》義和經義共七篇。
（本文節選自張藝曦主編《結社的藝術：16—18世紀東亞世界的文人社集》一書，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大學問
授權釋出）
華文好書選讀
《結社的藝術：16—18世紀東亞世界的文人社集》
張藝曦 主編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大學問
2022年4月
本書是一部研究明清士人社群的突破之作。書中結合文、史等不同領域的學者，研究明清士人各類社集活動，圍繞社集與城市空間、地方家族、身份/階層等，從社會、宗族、空間、文學、思想、醫學等多元面向進行探究，呈現明清士人日常生活與學術活動的多元性，以及社群網路間複雜的關係。同時，還研究了十八世紀日本與越南的文人社集情況，有助於從東亞的視角深化明清思想史、文化史與社會史研究。此外，書中呈現的各種跨界交接與多元問學的現象，也為以後的學術運作方式提供了有益的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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