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的南北榜案，是中國在科舉史上著名的一起冤案。洪武三十年（1397年）丁丑會試取宋琮等51人，北方士人全部落榜。這引起了北方士人的不滿，認為主考官劉三吾“南人私其鄉”。最終劉三吾、白信蹈、張信、陳安等考官遭到了戌邊和冤殺。作為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一向猜忌多疑，為了加強皇權不擇手段，而南北榜案也是其中一個重要的表現。朱元璋製造南北榜案，不僅僅是為了安撫北方士人，還是為了自己的政治平衡作考量。至此之後，中國科舉開始進行了分地取士，一直影響至今。
一，“西北之士”與“東南之士”的矛盾
長期以來，北方是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重心，可是到了唐朝之後，這種局面就發生了改變。唐朝的安史之亂、宋朝的靖康之變都直接加速了中國經濟重心向南方轉移，如南宋時期出現了“蘇湖熟，天下足”的局面。伴隨著經濟重心南移的是文化重心的南移。
在兩宋時期，南方的文化就佔據了主導的優勢，就拿宋詞來說，《全宋詞》有1331個詞人，其中南方人佔據82。6%；清人昊之振等編印的《宋詩鈔》100位詩家中，有89位是南方詩人；唐宋八大家中，除了韓愈、柳宗元外是唐朝人之外，其他的歐陽修、王安石、蘇洵、蘇軾、蘇轍、曾鞏都是宋代南方人。南方的繪畫人才遠遠超過北方；宋代的蘇軾、米芾、黃庭堅、蔡襄四大書法家都是南方人；在史學領域，宋代大約有130人有史學著作傳世，而絕大多數為南方人。
而宋朝時期，南北科舉錄取就已經出現“西北之士”與“東南之士”的矛盾。北宋時期，由於南方經濟不斷提高，社會安定，人民尚學，使得南方人在科舉考試中開始佔據了優勢。根據統計資料顯示北宋全國共有進士9630名，其中南方諸路9164人，佔總數的95。2%；而在南方諸路中，兩浙東、兩浙西、江南東、江南西、福建等東南五路就有7038人，佔北宋進士總數的73%。在錄取人數一定的前提下，南方考取的人數多，北方相對就處於劣勢，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北方士人的利益。以歐陽修為代表的南方士人主張“憑才取人”，這是一種程式性的公平競爭，但也同時維護了南方士人的利益；而司馬光主張“逐路取人”，實際上就是地域公平原則，也可以說是“補償性正義原則”。最終司馬光在朝中取得了勝利，北宋實行了“逐路取人”。宋神宗時，特許齊、魯、河、朔五路的北人別考，使南北取士人數得到比較的均衡。
科舉
不過在靖康之變後，宋朝偏安於南方，金國稱霸於北方。該時期，南宋所錄取計程車人也就是基本是南方人了，而金國的統治區域更為廣闊，曾經實行南北分選，遷都燕京之後，又實行了全國通選。元朝建立後，科舉制受到了嚴重的打擊。如元朝規定全國選鄉試合格的300人赴會試，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和南人各佔75人，會試錄取100人，四等人各佔50人。表面上評價，實際上由於漢人的數量佔絕對的優勢，因而使漢族的仕途遭到了打擊。不過在這樣的制定下，北方人能夠被錄取的機會就大於南方了。
二，南北榜案：朱元璋的統治平衡
朱元璋興起於東南一帶，其依靠的人才也主要位於東南地區。在未渡江前，就有李善長、馮國用等一批文人加入了朱元璋的幕僚。渡江以後，朱元璋在江南的統治穩定了下來，一大批文人投向他。朱元璋“所克城池，得元朝官吏及儒士盡用之”。為了招攬人才，朱元璋還建立了禮賢館。在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後，朝中的大臣基本來自於南方地區，如淮西集團就有李善長、徐達、常茂（常遇春之子）、李文忠、胡惟庸、鄧愈、馮勝、湯和等重臣。而其他的藍玉、劉基、宋濂、傅友德等也都是南方人。
李善長
為了抑制以李善長和胡惟庸為首的淮西官僚勢力，朱元璋發起了胡惟庸案，李善長、宋濂、常茂、馮勝等牽連其中，總共被誅殺了3萬多人。之後，朱元璋又發起了藍玉案，牽連達1萬5000多人。而徐達等沒有過錯的將領也被朱元璋所殺害。至此，淮西集團勢力在朝廷幾乎被根除，而南方大臣也遭遇到了重大的打擊。朱元璋打擊淮西等南方官僚集團的勢力，其根本目的在於維護其君權，維持朝廷的均勢。因此，朱元璋必然會增加對北方士人的重用。
胡惟庸案
而科舉考試是國家大規模選拔人才的關鍵，同時也是皇帝平衡朝廷勢力的一種需要。在明朝初期，朝廷並未實行科舉考試，選拔人才主要是透過察舉。“洪武一朝，薦舉重於科舉，薦舉盛於國初”。而察舉是每個省都要向太學提供貢士、貢生，也一定程度上照顧了地域差距。洪武十七年，正式開始實行了科舉考試。在科舉恢復的10多年間，南方人一直佔據了絕對的優勢，這使得北方人開始懷念元朝的科舉制度了。於是朱元璋試圖對科舉進行一些改革，“北方人士服屬於元較久，慮遺民猶有故元之思，頗欲以假科舉名以籠絡之”。
洪武三十年（1397）的會試錄取出現了一個十分偶然的現象，也就是錄取的51位士人全部是南方人，竟然沒有一個是北方人。這個結果讓許多北方士人大為不滿，他們就大肆宣傳該榜為“南榜”，並且聯名上疏，告考官劉三吾、白信蹈偏私南方人。朱元璋得知後，派遣張信、戴彝、王俊華、張謙、嚴叔載、董貫、黃章、周衡和蕭揖等重新稽核試卷，並試圖從中增錄北方人入仕。但是經過複閱後發現，北方人的試卷文理不佳，並有犯禁忌之語，因此並沒有改變錄取結果。調查結果出來後，北方士人又上告說劉三吾、白信蹈暗囑張信等人故意以陋捲進呈。朱元璋大怒，追定考官劉三吾為藍玉黨，以老戍邊；白信蹈和張信等被凌遲處死；而其他一些原本被錄取的南方士人，如陳安阝、劉諤、宋琮等人也遭遣戍。不久之後，朱元璋親自策問，取錄61名北方人，史稱“北榜”。
從中可以分析，朱元璋冤殺考官劉三吾不僅僅是為了安撫北方士人，更重要的目的是為了改善官僚中的人員分佈結構，以達到勢力平衡。在北方士人第一次上書的時候，朱元璋希望額外增加北方錄取名額，實際上就已經給出了暗示。然而張信等人太較真，其結果自然也就是讓朱元璋大為不滿。
三，從南北分捲到分省取士
自明朝開國以來，南方士人在科舉上一直佔據主導優勢。如在朱元璋時期，雖然南方士人遇到了“南北榜案”這樣的冤案，但是整個洪武年間，南方籍進士依然佔總數的 71%。在建文和永樂年間，南方籍進士的比例更是達到了83%。
在這樣的狀態下，北方士人總是在科舉中失利，“往年北士無入格者，故怠惰成風”。顯然，這個局面如果一直維持下去，必然不利於北方文化的發展，也不利於地域勢力的平衡。到了洪熙年間，楊士奇主張推行南北分卷，“南六十，北四十”，後來又進一步演變為了南、北、中三卷，錄取時南卷佔55%，北卷佔35%，中卷佔10%。楊士奇提出的分卷政策在宣德年間正式施行。
不過，實行了南、北、中三卷之後，全國的錄取依然還未達到平衡。在南北方各省之間的經濟和文化差距也是十分巨大的，其差距甚至大於南方方的之間的差距。在南方士人中，江浙一帶計程車人最有競爭力。根據《明清社會史論》的統計資料可以得出，明初，江西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保持著全國進士中榜第一的地位；明朝中期之後，浙江成為了科考的霸主；到了明朝晚期，江蘇又取代浙江成為了第一。比較而言，貴州、雲南和廣西就沒有多少多大優勢。在北方，山東、河南、陝西具有優勢，而甘肅等省處於劣勢。清朝初期沿襲了明朝的科舉制度，而其中甘肅從1644 年到1712 年，竟然沒有出過一個進士。
明清科舉制度
針對這樣的現象，清朝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癸巳恩科會試中開始行按省確定中額。從此之後，分省取士成為定製，且一直沿用至廢科舉。分省取士在保證公平取士、擇優錄取的原則下，兼顧各省的利益，是有利於地域公平的。分省取士之後，江蘇、浙江依然保持著前兩位的錄取名額，但競爭壓力就空前提升了。而北方的河北、山東分列三四名，河南、山西則為六七名，可以說是充分照顧了北方省份，如甘肅省整個清朝就出現了255 名進士，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參考文獻
劉軍《長江變奏·經濟文化重心的南移》
張明揚《中國古代科舉“分省錄取”的終極訴求》
南炳文、湯綱 中國斷代史系列《明史》
趙國平《論明朝科舉取士中的南北平衡》
徐梓《簡用人才，南北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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