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提倡王道政治，在他看來，“王天下”似乎易如反掌。比如他與人評論管仲，十分不屑，認為管仲治理下的齊國雖然是霸主，卻不行王道，又說，“以齊王，如反手”。孟子在與齊宣王論王道時，說：“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不能，像“挾泰山以超北海”，真的做不到。不為，那是為長者折枝。王之不王，就像折枝，只是沒去做，其實容易得很，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
戰國時期，諸侯爭霸，各個君主都想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把自己的國家建設成最強大的。如果比霸道更高階的王道政治真的如“折枝”般容易的話，他們為什麼不做或者做不到呢？孟子的雄辯固然精彩，然而若從實際想，實在是過於理想化。他想教君主做道德上的主體工夫，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但是現實是，要達成“王天下”的目的，需要非常多的主客觀條件，主觀心念和志向的確立是必要條件，但只有這些並不足以達成王道。
孟子的工夫論，偏重於主體工夫，也就是立德，將天命之性，仁義禮智四端心擴而充之，自然就能當官，就能輔佐君王治理天下，甚至王天下。但是，事實遠非如此簡單的。但是實際上，歷史上不缺有德行有操守的人，但是真能行王道的政治年代是寥寥無幾的。儒家這種強烈的理想主義傾向，兩千年來引導激發無數士人為國家和人民赴湯蹈火，當然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如果按儒家說的做主體工夫，那麼確實就像折枝一般，良知良能，我固有之，擴而充之，豈是難事？但是，為了王天下的理想，士所需要的修養豈是主體工夫就夠了呢？
歷史上有個評價人物的詞語，叫“王佐之才”，意思就是能夠輔佐君王行王道的人才或具有這樣的才華。儒家士人的最高理想，可以說是要將自己塑造成“王佐”。那麼，具備一定程度的道德修養是基礎，然而，更加重要的，卻是能夠擔當軍國大計的重任，在政治、經濟、軍事等重大問題上，能夠獨當一面或統攬大局。這樣的人，才能夠叫做“王佐之才”，如姜子牙、管仲、諸葛亮、劉伯溫等。他們可以代表儒家的理想，但是，他們不光德行高潔，更是懷經天緯地之才，通經史、曉天文、精兵法，神機妙算、運籌帷幄，成為君主最依仗的大臣。
古代對於士的要求是“德才兼備”。德一面的事，當然可以說反求諸己、做本體工夫就能順理成章地具備，聖人還能“生而知之”。但是才一面的事，是不可能“生而知之”，必須要在當時經過長久努力的學習才能具備。王陽明《拔本塞源論》裡面說，這些禮樂制度都不是要緊的，致良知最要緊。然而，致良知，你只是才剛剛達到成為“人之為人”的起碼底線而已。這時，你算得上“人”，但還算不上“人才”，更何談“王佐之才”呢？
儒家追求“內聖外王”，“內聖之德”與“王佐之才”，缺一不可。要成為儒家心目中的理想人格，既是道德上的聖人，又是德才兼備、智勇雙全、文武相濟的偉人。而這樣的偉人，要想推行王道政治，又需要很多客觀條件，比如與最高統治者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綜合實力，複雜的國際環境等等。春秋時，士人的基本修養，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是當時需要掌握的基本才幹。
而隨著歷史發展，士人的學習專案也在發生變化，如需要學習水利學、刑名學等。由於宋代文治大興，文人階層崛起，儒家學說似乎就單單是培養讀書人的事，於是，智勇的勇的一面弱化了，文武的武也偏廢了，於是，士人的概念漸漸被文人的稱謂所取代。儒家強烈的進取精神和壯闊的生命意識也就衰弱了。宋明理學進而偏重於“內聖”而少講“外王”。中國歷史上太多偽道學以及徒有德行的庸才。從儒家思想史上來看，從理學走向實學，是必然也是必須的。
在現代社會，若要實踐儒家哲學，追求“王天下”的理想，這項事業變得似乎就像“挾泰山以超北海”那麼困難，對王佐之才的要求也更復雜更細化，如需要熟悉政治經濟學、熟悉國情和國際關係、熟悉各國文化及哲學等。
儒家現代化的關鍵，不僅在於保留人性的道德修養，更需要積極努力與現代社會各個領域的知識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