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
，生於一九六八年，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社科重大基金專案首席專家。著有《散文說》《何平文學評論選》《行動者的文學》等。主編有“文學共同體書系”和“現場文叢”等。2017年，和復旦大學金理教授共同發起“上海—南京雙城文學工作坊”；同年，開始主持《花城》雜誌“花城關注”欄目至今。
何平
評論家何平的文學現場檔案
釐定當下中國文學地圖，發現文學新生力量
關注前沿文學議題和實力作家
返身文學現場
重建學院批評和文學公共生活的對話
授權分享
重建對話和行動的文學批評
何平
新世紀前後，文學的邊界和內涵發生巨大變化。雖然說這些變化在中國現代文學史自有來處、各有譜系，但文學市場份額、話語權力和讀者影響等等都有著新的時代特徵。五四時期到1930年代中期所確立的文學概念、雅俗之分以及文學等級秩序形成的文學版圖，經過1990年代的市場化和隨後資本入場徵用網路新媒體——以審美降格換取文學人口的爆發性增量，所謂嚴肅文學的地理疆域驟然縮小。一定程度上，這貌似削平了文學等級，但也帶來基於不同的媒介、文學觀、讀者趣味等不同的文學生產和消費方式的文學型別劃界而治。值得注意的是，即便使用同一種媒介來進行文學的釋出和傳播，也有很大區別——比如紙媒這一塊，傳統的文學期刊和改版的《萌芽》《小說界》《青年文學》《中華文學選刊》以及後起的《天南》《文藝風賞》《鯉》（MOOK）《思南文學選刊》，傳統文藝出版社和理想國、後浪、單讀、文景、磨鐵、鳳凰聯動、博集天卷、楚塵文化、副本製作、聯邦走馬等出版機構，“畫風”殊異；比如網路這一塊，從個人部落格到微博、微信的自媒體，從BBS到豆瓣的文學社群以及從自發寫作到大資本控制商業文學網站，都沿著各自的路徑，分割不同的網路空間。緣此，一個文學批評從業者要熟諳中國文學版圖內部的不同文學地理已經幾無可能，更不要說在世界文學版圖和更遼闊的現實世界版圖安放中國當下文學。質言之，網路新媒體助推全民寫作和評論的可能反而是越來越圈層化和部落化，
這種圈層化和部落化滲透到文學生產和消費的所有環節
。圈層化和部落化的當下文學現實，批評家的專業性只可能在狹小的圈子裡，有各自分工各自的圈層，也有各自的讀者和寫作者。希望能夠破壁突圍、跨界旅行、出圈發聲必然需要對不同圈層不同部落所做工作的充分理解，這對於批評家的思想能力、批評視野和知識資源無疑是巨大的挑戰。
媒介革命還帶來一個後果就是眾聲喧譁，但此眾聲喧譁卻不一定是復調對話和意義增殖，反而可能是自說自話的消解和耗散。
我曾經在給《文學報》“新批評”版八週年專題的一個短文說過，在一個資訊過載、蕪雜、氾濫的時代，不斷播散的資訊和意義漂流，每一個單數個體的觀點都可能因為被偷換、歪曲、斷章取義等等二次和數次加工而面目全非。碎片化幾乎是思想和觀念大眾傳媒時代的必然命運。因此，大眾傳媒時代的文學現場，傳統意義的專業文學批評能不能得以延續？能夠得以延續又如何開展？在開展的過程中如何秩序化由寫作者、大眾傳媒從業者、普通讀者，甚至寫作者自己也倉促到場的資訊碎片？一句話，能不能在既有綿延的歷史邏輯編組我們時代的文學邏輯，發微我們時代的審美新質並命名之。
與此相較，專業文學批評從業者的構成也發生著微妙的變化。
最明顯的是新世紀前後“學院批評”逐漸坐大到一枝獨大。
從文學期刊的欄目設定就能隱隱約約看出“學院批評”的邏輯線，比如《鐘山》1999年增設了“博士視角”，到2000年第3期開始停了“博士視角”，設立了一個後來持續多年影響很大的新欄目“河漢觀星”。觀察“河漢觀星”的作者基本上是各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教師。“河漢觀星”都是“作家論”，但這些“作家論”和一般感性、直覺的“作家論”不同，更重視理論資源的清理、運用，以及文學史譜系上的價值判斷，被賦予了嚴謹的學理性。“學院批評”之後，除了《鐘山》《山花》《上海文學》《天涯》《花城》《作家》《長城》等少數幾家有著一貫的文學批評傳統，且和學院批評家有著良好關係的文學刊物，很長時間裡，大多數文學期刊的文學批評欄目基本上很難約到大學“一線”教師的好稿，以至於文學批評欄目只能靠初出道和業餘的從業者象徵地維持著。
現在的問題是，文學現場越來越膨脹和複雜，而大量集中在大學和專門研究機構專業文學批評從業者是不是有與之匹配的觀念、思維、視野、能力、技術、方式和文體等？尤其是，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和新世紀之後新入場的“學院批評”家在成長道路、精神構成、知識結構和批評正規化等大不相同。
新入場的文學批評從業者沒有前輩批評家“野蠻生長”和長期批評文體自由寫作的前史，他們從一開始就被規訓在大學學術制度的“知網”論文寫作系統。
事實上，文學批評不能簡單等於學術研究。新世紀新入場的文學批評從業者並不具備也並不需要充分的文學審美和抵達文學現場把握文學現場的能力，而是藉助“知網”等電子資源庫把文學批評做成“論文”即可。
觀察中國現代文學史，文學批評從業者也並不是像現在這樣集中在大學和專門研究機構，而是做報刊媒體、圖書編輯和出版等文學相關的工作。
再有，從中國現代學術制度看，如此嚴苛的教條的學術制度也只是近一二十年的事。其實，不止文學批評，在學術制度相對寬鬆的時代，整個大學學術研究都並不是現在的這種樣子。但據此將當下文學批評脫離文學現場都甩鍋給大學學術制度並不公平。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相比，即便在今天的大學學術制度，依然給文學批評生長預留大得多的空間。比如，大學學術制度一個硬核指標就是所謂的核心期刊論文。從我的觀察，今天的文學批評刊物並不像想象的不能容納豐富多樣的文學批評。各大學認可的所謂C刊和北大核心期刊，絕大多數都能發表我們可以想象得到的文學批評，而不是唯一的學報體“論文”，甚至《當代作家評論》《南方文壇》《揚子江文學評論》《小說評論》《文藝爭鳴》《上海文化》等核心期刊也都並不沒有關鍵詞和摘要的格式要求。與這種似緊實松的文學批評刊物生態相比，如果觀察同一個作者在這幾種文學批評刊物與需要關鍵詞和摘要的《文學評論》《中國現代研究叢刊》《文藝研究》《當代文壇》，甚至學報和其他人文社科刊物發表的文字，其“文體”並沒有明顯的區分度。在他們的理解中，文學批評也就是一種“學術論文”而已。
這直接的後果是：今天的文學批評刊物也被它的作者改造得不“文學批評”了。
因此，在強調學術制度規訓文學批評的同時，文學批評從業者其實是自己預先放棄了絕大多數文學批評刊物給予的充分自由。這種“放棄”還不只是文字格式、修辭和語體層面的，而是文學從業者思想、思維、人格等精神層面的。
看五四以來現代文學批評傳統，從精神層面，文學批評落實在“批評”，應該意識到現代文學批評和現代知識分子之間的內在關係。這種內在關係達成的“文學批評”，最基本的起點是審美批評，而從審美批評溢位的可以達至魯迅所說的“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
考慮到客觀存在的大學學術制度，文學批評學科定位不能僅僅框定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疆域，成為其附屬物。文學批評是不是可以汲取社會科學研究的實踐精神和研究正規化在大學學術制度重建合法性？社會科學研究重田野調查和身體力行的行動和實踐，文學批評也可以這樣去處理和文學現場的關係：批評家以自己的文學批評實踐，而不只是觀察者的田野調查現實地影響到文學刊物。印象最深的是某個階段的《上海文學》《人民文學》《山花》和《鐘山》等，陳思和、蔡翔、丁帆、李敬澤、施戰軍、張清華、王乾等批評家介入到文學期刊編輯，他們的個人立場左右著刊物趣味和選稿尺度。2017年，我開始和《花城》合作的“花城關注”，也是定位在批評家主持的欄目。“花城關注”自2017年第1期開欄到目前為止推出了31期，關注的小說家、散文寫作者、劇作家和詩人近百人，有三分之二的作家是沒有被批評家和傳統的文學期刊所充分注意到的。31期欄目涉及的31個專題包括：導演小和說的可能性、文學的想象力、代際描述的侷限、話劇劇本的文學回歸、青年作家“傷心故事集”和故鄉、科幻和現實、文學邊境和多民族寫作、詩歌寫作的“純真”起點、散文的野外作業、散文寫作主體多主語重疊、“故事新編”和“二次寫作”、海外新華語文學、搖滾和民謠、創意寫作、青年作家的早期風格、文學向其他藝術門類的擴張、原生城市的作家和新城市文學、譯寫旅行、機器製造文學、短篇大師的理想、地方的幻覺、期刊文學趣味、文學的轉場和越境等等。
“花城關注”每一個專題都有具體針對文學當下性和現場感問題的批評標靶，將漢語文學的可能性和未來性作為遴選作家的標準。在這樣的理念下，那些偏離審美慣例的異質性文字自然獲得更多的“關注”，而可能性和未來性也使得欄目的“偏見”預留了討論和質疑的空間。“花城關注”從藝術展示和活動中獲得啟發提出“文學策展”的概念。新世紀前後文學期刊環境和批評家身份發生了變化。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刊物會自覺組織文學生產。我們會看到，每一個思潮，甚至每一個經典作家的成長都有期刊的參與，但當下文學刊物很少去生產和發明八九十年代那樣的文學概念，也很少自覺地去推動文學思潮，按期出版的文學刊物逐漸退化為作家作品集。與此同時，批評家自覺參與文學現場的能力也在退化，豐富的文學批評實踐幾乎等同於論文寫作。所以，提出“文學策展”的概念，就是希望批評家向藝術策展人學習，更為自覺地介入文學現場，發現中國當代文學新的生長點。與傳統文學編輯不同，文學策展人是聯絡、促成和分享者，而不是武斷的文學佈道者。其實，每一種文學發表行為，包括媒介都類似一種“策展”。跟博物館、美術館這些藝術展覽的公共空間類似，文學刊物是人來人往的“過街天橋”。博物館、美術館的藝術活動都有策展人，文學批評家最有可能成為文學策展人。這樣，把“花城關注”欄目想象成一個公共美術館，有一個策展人角色在其中，這和我預想的批評家介入文學生產，前移到編輯環節是一致的。對我來說，欄目“主持”即批評。透過欄目的主持表達對當下中國文學的臧否，也凸現自己作為批評家的審美判斷和文學觀。“花城關注”不刻意製造文學話題、生產文學概念，這樣短時間可能會博人眼球，但也會滋生文學泡沫，而是強調批評家應該深入文學現場去發現問題。一定意義上，繼承的正是1980年代以來文學批評的實踐精神。
近幾年文學期刊和文學批評、文學批評家之間互動又開始復甦和活躍起來。一方面，像謝有順、金理、王春林、張學昕、顧建平、李德南、陳培浩、方巖、黃德海、張莉、邵燕君等批評家在多家文學期刊主持文學批評欄目，有的欄目已經持續多年，比如《長城》有王春林的“文情關注”、張學昕的“短篇的藝術”和李浩的“小說的可能性”，《青年作家》有謝有順的“新批評”和顧建平的“新力量”，《青年文學》有黃德海的“商兌集”，《文學港》今年新開了李德南的“本刊觀察”等；另一方面，像《江南》《中華文學選刊》《廣州文藝》《鴨綠江》《青年文學》《思南文學選刊》《收穫》《作品》等傳統上並不以文學批評在中國當代文學見長的文學期刊都在文學批評上投入大量的版面，《收穫》的“明亮的星”、《中華文學選刊》117位“85後”“當代青年作家問卷調查”、《江南》的“江南·觀察”以及《廣州文藝》的“當代文學關鍵詞”、《作品》的“經典70後”以及《鴨綠江》的“新年城市·新青年”等尤其值得關注。不僅如此，一些年輕批評家，像張定浩、劉大先、金理、黃平、黃德海、楊慶祥、何同彬、方巖、李德南、嶽雯……他們也自覺地強化文學和時代的對話性，使文學批評增加思想的成色。但是，必須指出的是，至今為止，這些年輕批評家和他們有過野蠻生長自由寫作經歷的父兄輩相比，“思想”的深廣度和批評的能力還遠遠不逮，碩士博士學位論文訓練和“知網”論文系統有著強大的規訓力量。
身體力行的行動和實踐的文學批評，它和文學現場的關係不只是抵達文學現場，而是“在文學現場”；或者說“作為文學現場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他們參與時代文學的生產，也生產著自己的批評家形象。
“在文學現場”，把還處在萌芽狀態的隱微可能性和文學新質挖掘，對“新文學”有所發現和發明。文學批評欄目的復甦以及大量的批評家在文學期刊主持欄目和發表文學批評，不僅修復了文學期刊創作和評論兩翼齊飛的傳統，而且對於在大學學術制度中獲得屬於文學批評獨特的學術領地和尊嚴，矯正文學批評被親緣性的文學史和文學理論矮化和貶低的陳見有著重要意義。
事實上，文學史和文學理論的學術拓進離不開文學批評提供支援。文學批評介入到文學現場肯定不只是參與到文學期刊編輯實踐一條路徑，比如像李敬澤、張清華、張新穎、張檸、梁鴻、張定浩、黃德海、木葉、李雲雷、項靜、房偉等除了文學批評，涉及到小說、詩歌、散文等各種文學文類的寫作，這其實這也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重要傳統。事實上，行動和實踐意義的“動詞”的文學批評就不僅僅被束縛在“寫論文”，類似欄目主持和跨界寫作，還可以是文學啟蒙教育、編輯選本、排榜（比如批評家王春林每年就會發布“一個人的小說榜”）等等。即便是“寫”，也不一定是體制完備秩序謹嚴的“論文”，除了文學刊物和批評刊物，網路時代的社群、微信、微博等等開放了各種言路和新的文體方式。
姑且相信，今天的文學批評從業者都有著自己的文學價值和立場。關於這一點，可以去查閱《南方文壇》“今日批評家”欄目。這個欄目可能是文學批評刊物最資深的一直沒有間斷的欄目。1950年代以後出生的有影響的文學批評家幾乎都被這個欄目介紹過。每一個“今日批評家”介紹的批評家都要表達“我的批評觀”。或許，當下中國文學批評並不缺少“我的批評觀”，但是否意識到“我的批評觀”越多，文學的“共識”建立越需要爭辯、質疑和命名的對話。而就健康的文學生態而言，對話不只應該在批評家和批評家之間，而且應該很自然地擴散到批評和作家、批評家和社會各階層各領域之間。因此，當下文學批評要復甦的不只是抵達文學現場的田野調查和“在現場”的實踐傳統，還有重建文學批評的對話性，借用李敬澤書名《會飲記》挪移到當下中國語境的一個詞就是“會飲”。事實上，我們時代真正有問題意識，復調意義文學對話性的“會飲”已經喪失得差不多了，剩下的裝飾性的文學交際、文學活動、文學會議和公共空間的文學表演等等這些
“假裝的對話”
。上個世紀末出版的《集體作業》，完整地記錄了李敬澤1998年11月3日發起的一場“會飲”。這次“會飲”參加的是當時的青年作家李敬澤、邱華棟、李洱、李馮和李大衛。他們不聊文學八卦，也沒不痛不癢針對一個作家一個作品站臺聒噪，徑直就正面強攻宏大的時代話題：個人寫作與宏大敘事、日常生活、傳統與語言、想象力與先鋒，等等“文學問題”——真問題和大問題。（現在的青年作家和批評家聚在一起談什麼？）他們記錄的文學“會飲”應該是這樣的：“對話在李大衛家進行，從上午持續到深夜。”“李洱專程從鄭州趕來。在對話中間，由於現場氣氛熱烈，人聲嘈雜，為了不遺漏每一個的發言，大家手持小錄音機，紛紛傳遞到或坐或站到各人嘴邊，那情形很像是在傳遞與分享著什麼可口的食物。”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尤其是1992年之後，那是一個真正文學“會飲”時代。現在看那個時代的報刊——《讀書》《文藝爭鳴》《書屋》《上海文學》《花城》《天涯》《芙蓉》《鐘山》《山花》《北京文學》《文論報》《作家報》《文藝報》《東方文化週刊》……文學界、知識界多麼熱愛會飲聚談。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和文學批評相關，或者以文學批評為引子的“會飲”，幾乎都沒有侷限在文學內部，且參與者幾乎囊括人文社會科學藝術的所有領域，比如《上海文學》的“批評傢俱樂部”就涉及到“文學和人文精神的危機”、“當代知識分子的價值規範”、“人文學者的命運及選擇”等；《花城》的“現代流向”和“花城論壇”涉及到城市、流行文化等前沿問題；《鐘山》的新“十批判書”則集中討論商業時代來臨的精神廢墟；《山花》《芙蓉》《天涯》對文學和當代先鋒藝術投入熱情和關切……其中，《天涯》的“作家立場”和“研究與批評”是少有的一直堅持到現在對“大文學”關注的欄目。
基於文學批評重建文學自身，重建文學和大文藝，重建文學和知識界，重建文學和整個廣闊的社會之間的關聯性，基於對文學批評在如此複雜多向度關聯性中開張的想象。2017年，我和復旦大學金理髮起了“上海-南京雙城文學工作坊”。這是一個長期的計劃。每年，在復旦大學和南京師範大學輪流召集批評家和出版人、小說家、藝術家、劇作家、詩人等共同完成有自覺問題意識的主題工作坊專案。希望復甦文學批評的對話傳統。它不是我們現在大學、作協和研究機構的研討會作品討論會等，而是更為開放，更多可能性，跨越文學邊境的“對話”。這個雙城工作坊已經做到第三期，分別是“文學的冒犯和青年寫作”（2017·上海）、“被觀看和展示的城市”（2018·南京）、“世界文學和青年寫作”（2019·上海）、“非虛構中國和中國非虛構”（2020·南京）和“文學和公共生活” （2021·上海）。除此之外，這兩年，我和陳楸帆發起“中國科幻文學南京論壇”，和李宏偉、李檣、方巖發起“新小說在2019”。當下中國文學界作家和批評家之間的關係過於“甜膩”。可能很少有一個時代，作家這麼在乎批評家怎麼看。我讀《巴黎評論》的“作家訪談”發現，像大家熟悉的海明威、馬爾克斯和納博科夫等對批評家都保持足夠的警惕和“不信任”。當然作家的“在乎”，如果僅僅出於文學是可能構成一種有張力的對話關係的。事實上，很多時候，所謂的“在乎”，在乎的並不是批評家誠實的文學洞見和審美能力，而是他們在選本、述史、評獎和排榜等等方面的權力。
重建文學批評的對話性，本質上是重建文學經由批評的發現和發聲回到整個社會公共性至少與民族審美相關部分，而不一種虛偽的儀式。
其出發點首先是文學，批評家，尤其是年輕的批評家們要有理想和勇氣成為那些寫作冒犯者審美的庇護人、發現者和聲援者。
做寫作者同時代的批評家是做這樣的批評家。又要追溯傳統。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批評家是甘於同時代作家的庇護人、發現者和聲援者。可是，這兩年除了去年張定浩和黃平就東北新小說家在《文藝報》有個一個小小爭辯性的討論，我們能夠記得的切中我們時代文學真問題、大問題、症候性問題、病灶性問題的文學對話有哪些？更多的年輕批評家成為了某些僵化文學教條的遺產繼承人和守成者。上個世紀80年代是一個思潮化的時代，90年代已經開始出現“去思潮化”傾向。我在2010年寫過一篇《個文學時代的再個人化問題》，就是談新世紀前後文學個體時代的來臨，今天不可能像80年代那樣按照不同的思潮進行整合碎片化的寫作現場。文學的變革是靠少數有探索精神的人帶來的，而不是拘泥和因襲文學慣例，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文學之所以能夠不斷向前推進，正是有一批人不滿足於既有的文學慣例，挑戰並冒犯文學慣例，不斷把自己開啟，使自己變得敏銳。時至今日，不是這樣的傳統沒有了，也不是這樣有探索精神的個人不存在了，而是“文學”分眾化、圈層化和審美降格之後，過大的文學分母，使得獨異的文學品質被湮沒了難以澄清。因此，今天的文學批評，一方面，對真正的新“文學”進行命名固然需要勇氣和見識；另一方面，對那些藉資本和新媒介等非審美權力命名的所謂文學要在“批評即判斷”的批評意義上說“不”。緣此，文學批評目的回到去發現每一個獨特的個體，去發現這些個體寫作和同時代寫作者之間的關係以及他們的歷史邏輯，進而考量給中國當代文學帶來什麼樣新的可能。
《批評的返場》
分為“思潮”、“作家”與“現場”三輯。
“思潮”，是對改革開放時代，尤其是新世紀二十年中國文學的勘探和思考，涉及改革開放時代中國文學整體觀、文學和代際、文學和新傳媒、世界文學和中國經驗、青年寫作和公共生活、多民族文學共同體等文學議題。
“作家”，是一輯作家作品評論。五個作家，從生於1959年的阿來，到生於1969年的邱華棟，均成名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年代，是寬泛意義上的“同時代作家”。他們曾被命名為“新生代”，至今依然是中國文學最有活力的部分。
“現場”，是一份私人文學檔案。從2017到2021年，《花城關注》已做了五年，共三十期。這是一次實踐意義上的“批評的返場”，希望藉此重建學院批評和文學現場的對話，發現文學新生力量，讓中國當代文學的可能性和差異性浮出地表。
（《批評的返場》，譯林出版社202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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