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晚報·齊魯壹點記者 曲鵬
日本歷史學家著作“講談社·中國的歷史”引進中國七年之後，日本史里程碑之作“講談社·日本的歷史”近日由新經典文化出版，引起各界熱烈反響。6月26日，新經典文化聯合山東書城，邀請一橋大學博士、山東大學學者胡煒權，與讀者朋友分享讀書心得，暢談日本文化與中日關係史。
中日比鄰而居，交流綿延一千多年，但要說我們有多瞭解日本，其實不盡然。今年恰逢東京奧運會舉辦，中日邦交正常化也即將迎來50週年，中日關係正面臨著新的機遇與挑戰。在這個時間點上，這樣一套全面、權威的日本史在國內出版，具有特別的、積極的意義。
“講談社•日本的歷史”共10卷，200萬字，介紹了日本上下2000年的歷史，並獨樹一幟地以關鍵問題劃分卷冊。該系列在日本出版以來，收穫好評無數，重印十數次，至今仍是日本史學者及愛好者心中的必讀之選。
“講談社•日本的歷史”
寺澤薫 等 著
新經典｜文匯出版社
日本人編寫的日本史
有獨特的“當事人”視角
“講談社·日本的歷史”是一套日本學者編寫的日本史，由知名出版家鷲尾賢也策劃，網野善彥、山本幸司、大津透等史學名家擔任編輯委員。10卷本的作者均來自日本知名高校，如東京大學、京都大學、九州大學等，可說是日本當下最優秀的學者，每一位都在自己的領域耕耘多年，積澱頗深。
在本書總序中，浙江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所長王勇說，“日本歷史”在東西方都一直是重要的熱點之一，但是，無論是中國的日本史研究，還是歐美的日本史研究，都屬於“旁觀者”書寫的日本歷史，雖各有建樹，亦存在不足。而日本學者是“當事人”，他們書寫的日本史，有助於讀者看清日本史這座“廬山”的真面目。比如“治天下大王”這個詞，不同的讀法能表現出不同的含義，其間差別十分微妙，以日語為母語的學者能夠感同身受，而外國學者則不然。
中國日本史學會名譽會長湯重南談到，講談社的這套10卷本通史多從中國同類著述絕不會有的新穎切入點入手，比如從阿伊努、千島群島、海洋引出幕末棉紡織業的發展，描寫了中國讀者鮮少關注的事實和細節，給人以新的啟發。研讀這套書，將十分有益於學人、讀者探尋中日差異並理解日本的思想文化。
新時代學者展現
開放、國際化的新風
日本學者治學的特點是嚴謹、重視史料與傳統，大多數學者只專注於自己的研究領域，集中研究某個時段、某群人物，很少有人能觸類旁通，展現跨學科的視野。這不免令人感到有些保守、刻板。王勇指出，這就是日本東方史學界的現狀，“要打破前人的定論需要很大勇氣”。
但是，“講談社·日本的歷史”系列以日本史學大家網野善彥為主編，挑選出一批年富力強、熟悉最新考古成果的學者，展現出了不同的風貌。他們不僅關注日本國內，也放眼東亞與世界，不但把既有觀點進行了充分的吸收與完整的梳理，還大膽提出諸多創見，為傳統保守的學界帶來一股新風，盡顯當代學者本色。
講談社的筱木和久部長談到，“講談社·日本的歷史”系列反映了“網野史觀”：以“何謂日本”為出發點，推翻了“日本是孤立的島國”“日本是一個農業國家”等以往常識，各卷作者也體現了這個特點，不拘泥於公認的定論，實際上展現了當時最新的研究成果。重視“日本”是與亞洲大陸相連的“列島”、重視“日本的歷史”是在與中國和朝鮮半島的交流中產生的這一事實，是本系列叢書最大的特徵。
增進文化交流
從打破偏見開始
活動以“戰國織豐時代：日本歷史的拐點”為主題，落腳日本歷史上最群星薈萃、改編作品最多的時代——戰國末期。在這個時代，日本實現了從諸侯割據到建立大一統政權的轉變，社會從動盪趨向和平，在這個過程中，也誕生了許多傳奇人物，發生了數次大規模的戰役，至今仍為戰國迷、軍事迷所津津樂道。
一橋大學博士胡煒權曾出版《日本戰國織豐時代史（上中下）》《豐臣西軍與關原之戰》《明智光秀與本能寺之變》等專著，對日本戰國史十分熟悉。活動中，他談到，中日之間雖然只隔著一條海峽，從一千多年前就開始交往，但兩國在文化、價值觀上有許多差異，對我們來說，日本仍是一個“熟悉的陌生人”。雖然同處東亞和漢字文化圈，但一味地“以己度人”容易造成誤會。
今天我們談到日本人，或許會想起《菊與刀》《武士道》等作品中的描寫，認為他們禮貌、拘謹、重視榮譽，還崇尚武士道和自殺。但戰國時期的日本人並非如此，那時他們衝動、野性且重視實際，大名、武士在戰場上“打不過就跑”，胡煒權戲稱之為“逃避可恥但有用”。現代文學與影視作品中的日本人形象，毋寧說是明治維新以來一百五十年間，日本政府對人民進行規訓的結果。
戰國時期恰恰是日本從崇尚武力走向循規蹈矩、從割據自治走向天下太平的轉折點，戰國大名織田信長及其後的豐臣秀吉、德川家康的崛起，決定了後來四百年間日本歷史的走向，因此胡煒權認為，如果想了解當代日本人和日本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可以從戰國時代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