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始，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概念，也是文化思想史上的一個轉折期。政治上，曹魏集團與司馬氏集團殊死相爭；文化思想上，表現出“體道澹泊”的新趨向。
玄理入正始詩歌的背景
魏明帝死後，齊王芳即位，曹爽和司馬懿輔政，展開了激烈的奪權鬥爭。正始十年的高平陵之變後，曹魏政權輕而易舉地被司馬氏奪走。司馬氏集團在奪取政權的同時，也摧毀了正始名士集團，何晏、鄧颺、丁謐等都被誅戮，造成名士減半的局面，因此士人心中都壓上了沉重的心理負擔。阮籍、嵇康和何晏生活的年代相近，當兩大政治集團進行交鬥，他們都採取迴避、觀望的態度。
何晏為當時的清談領袖，與他玄談的有王弼、傅嘏、裴徽、管輅、鄧颺、夏侯玄等人，他們廣泛的談論本末、有無、言意、才性諸命題，在清談、談玄、注玄、論玄中，他們對老、莊思想與儒家思想做出了新的解釋。
如何晏的《道德二論》、《論語集解》；王弼的《老子注》、《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指略》、《論語釋疑》；夏侯玄的《本玄論》、《道德論》；阮籍的《易》、《老》二論；嵇康的《養生論》、《聲無哀樂論》、《釋私論》等等。
可以看出談玄在當時已蔚然成風，如《世說新語•文學》“傅嘏善言虛勝”“何晏為吏部尚書”、“王弼弱冠詣裴徽”諸條也都是此一方面的記載。此時計程車人對於玄學命題達到了很高的理論思維水平，有著高度的思辨性。與抒情的建安時期不同，正始是一個充滿哲思的時期。
《世說新語•規箴》注引《名士傳》這段話交代了這首詩的寫作背景與寫作原因。體現出玄學家對超越的形上之境的追求。何晏被殺迅速結束了他的思考和對悲劇命運的體驗。
劉師培在其《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這段話從魏末晉初的大時代上把握了當時的文學派別，嵇康、阮籍在看到現實的不合理已經沒有調整的可能性時，他們退回到自身，傾盡全部心力去探討自我意識與本體的關係，從而獲得一種幫助自己排遣痛苦的安身立命之道的寧靜的精神境界。這些思想的相異同時反映在他們的詩文中。
阮籍、嵇康的創作固未脫離“言志”、“抒情”的軌道，但以詩歌形式演繹、探究玄理已成為二人創作上的一個重要特點。離開了玄理，就很難說明其“遙深”與“清峻”，或者說阮旨之遙深與嵇志之清峻，一定程度上正是其玄理深刻的表現。
自由逍遙之玄思
高平陵事變之後，到了嵇康、阮籍為代表的竹林時期，玄學已不再注重對本末有無的論證，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名教與自然關係的探討。
總的來講，嵇康和阮籍玄學思想的落腳點是對於精神境界的追求，倡導的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生觀。
從阮籍、嵇康早期作品看，他們也曾懷抱儒家理想，躬行禮教。在二人後期作品我們再也看不到此類言辭，有的只是對名教的批判和對自由逍遙的人生境界的追求。阮籍、嵇康性格中雖然有憤世的一面，但他們並不願做一個現實社會的批判者和反對者，當名教不能實現他們的理想時，二人的濟世情懷又轉向了以“自然”啟迪人心，使人擺脫世俗虛飾而回歸性情之本真的新形態。於是，一種本之於老莊的全新的生命理想成為他們追求的物件。
理想的人生是沖決名教羅網，不受任何世俗制度、儀文規約的，只有這樣，人的生命本質才能得到葆真。因為人的本性是尋求自由的。但現實的身體的自由畢竟是一種淺層面上的自由，真正的自由在於一種精神境界，一種超越現實人生，“遊方之外”的心靈的自由翱翔。
要達到這一境界，就需要改變世俗的觀照世界的態度，轉而以道觀物。物的善惡好醜，在道本無差別，“齊物”則可以泯絕萬物之間的分界，無所取捨並且心無所適，不為物所累，最終與道為一，達到宇宙的終極，這便是道家追求的逍遙之遊。
莊子是主張返歸自然，泯滅自我的大師。他把物我一體，與道為一看作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與莊子一樣，阮籍也在現實中追求自然的真實本性。
足以見嵇康對於恬靜寡慾、超然自適的理想人生的追求在生活中已經體現出來，也已有名士風姿，雖然完全是自然面目，不加修飾，但也是無半點枯槁困頓的形態。
他以實際的行為詮釋著玄學的詩意，也以閒適輕鬆的心態盡情享受大自然的恩賜，“棄智遺身”，也就是摒棄倫理智慧的矇蔽，嵇康在自然山水中表現自己的理想生活：閒適，任性而為，不受名教倫理的約束；熱愛自然，同時，詩人賦予自然以豐富的情感，表現了詩人的一種獨特的審美情趣即嚮往自然的玄虛之趣，體現了藝術之審美的一面，這也是與其《聲無哀樂論》強調藝術的自主性及其獨特的藝術特質的精神是相通的。
“秣馬華山”、“目送歸鴻”、“乘風高逝”、“彈琴詠詩”、“悠遊卒歲”在上述的詩歌中描寫的形象也都被賦予了得道者的風采，帶有玄學家在自然中尋求理性精神的色彩。而思想不能解釋人生，至樂不能安頓哀樂，嵇康在現實人生中，他只能將心與道合，與自然融為一體，借悠閒自得、忽有所悟來忘卻人生煩惱。
莊子對嵇康的影響之深。他對無所繫累自由適意的寧靜心境的嚮往和這種種對於自然本真的體認，無不來源於莊子“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永珍俱空的境界。
詩中通篇言生死自然之理，並暗諷時人不加強自然修為，巧於機務，馳情車馬，而不知道貧富、貴賤、生死、禍福，皆有自然之理，就像花有開必有落，人有盛必有衰一樣，在這裡，詩人把人人都關心的人生感悟完全以言理的形式表現出來，這種泯滅是非界限的人生觀念又是追求一種超越現實，獲得精神解脫的人生境界，使人們從精神上遠離現實人生的苦難而獲得一種審美的愉悅感。從而使阮籍的詩呈現出現實人生與宇宙人生雙層次內涵的完美統一。
當生命現實中的痛苦和束縛不能承受、無法掙脫時，美好的神仙世界所營造出的那種精神上的自由逍遙，給詩人以無限的慰藉。嵇、阮二人對自由之逍遙境界的追求在他們的詩歌中以遊仙主題表現的尤為突出。
詩人常常將虛幻的神仙世界描寫的異常美好與建安時期的遊仙意識中滲透著濃重的功業思想，在抒情情調上包孕著強烈的現實人生價值追求的進取精神不同，嵇、阮帶我們走進的是一種清逸幽遠，高不可及的逍遙自在、悠然自得、生命長久、暢快愉悅的無憂無慮的神仙世界。
阮籍並不將任何凡間俗物移入理想境界中，他所鍾情的彈琴、飲酒、吟詩，也要一併捨棄。在現實中，他常常感嘆孤獨無助，而他寄意於仙境，同樣獨來獨往，不求結交知己。他缺乏對理想境界篤信的熱忱，時常感到它的渺不可追。但是他們的最終目標都是要獲得一種無差別的精神境界，追求自我的解脫和自由。
飛鳥意象之玄理
在正始詩歌中最引人注目的也當屬“飛鳥”意象。在正始詩歌的意象群中，飛鳥意象不僅鮮明突出，而且數量相當之多，以致形成了正始詩歌的一個十分顯著的藝術特徵。
飛鳥是自由的象徵，也是苦悶的象徵，它本身所蘊含的豐富的象徵意義，正好適應了魏晉時代文人所處的社會狀況。正始詩歌中的形象塑造也明顯受到玄學“言意之辨”的影響，而具有獨特的表現。天空中自由飛翔的鴻雁不僅展現一顆渴望精神自由的心靈，更是一種神與物遊，超然玄遠的境界。
逃避現實、遠禍全身，是正始名士的普遍心態。於是，能在天宇間自由翱翔的飛鳥，便成為人們藉以超脫塵世的象徵物。嵇康、阮籍詩歌中的飛鳥意象，無不寄託著詩人的現實之感情。
嵇康詩中的飛鳥意象本身已經實現了主客相依，物我交融，展示了對大自然的傲視和對人世的超越。他追求超越時世俗群的至上境界，在現實社會中無法找到原型，由此形成的詩人的心性變化就表現出強烈的虛幻性和縹渺性。這樣，呈現在詩中的用以自況的鶯鵬雁鴻及鴛鴦等意象不僅在現實中稀奇罕見，它們的飛翔姿態與伴隨物景也多由詩人想象而得。
除了鴛鴦相依雙飛、單行孤鳴曾實有其景，其他如鳳凰沐朝露，振羽儀，戲雲中，託崑崙，都猶如《莊子•逍遙遊》中的昆鵬展翅九萬里，富於濃烈的神話色彩。詩人的這些表達基本都是他馳騁主觀想象而得的幽幻場景，或者說是完全由主體心靈外射而衍化出的宇宙外之境象。嵇康的這類詩，景物畫面比較恍惚朦朧，但以哲理、情感聯絡的意象組合，表達了詩人志氣高邁，鄙視世俗的情懷和追求自由解脫的願望，也表達了他在茫茫的歷史時空中對宇宙人生的思索。
結語
正始時期，詩歌總的趨勢還是繼承“建安風骨”，著力表現詩人的主觀感情，發揮詩歌的抒情特點。既有表現詩人適意、逍遙、安貧樂道、淡泊名利的方面，也有對宇宙無限、人生短暫的體認。玄學在這個時期已經開始影響詩壇，但此時的詩歌往往是玄理與憂生之嗟交織在一起，傾注著作者的情感，詩歌情思深沉委婉，而此時玄意溶於詩中，由此造就出一種新的藝術風貌與表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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