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
——孔子
“思無邪”是孔子對詩經的評價。孔子說，《詩經》三百篇，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無不出自真情”。
也就是說，《詩經》三百篇的創作者都是出自真情的自然流露才創作了詩經。
孔子說《詩經》三百篇，其實取整數而言的。其實，《詩經》共305篇，分為風，雅，頌三部分，風也稱為國風，共160首，大部分是民間歌謠；雅分為大雅和小雅，共105首；頌分為魯頌、周頌、商頌，一共40首，主要是用於祭祀或其他重大典禮活動的樂歌。
《詩經》以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表現，反映了詩經時代的社會風貌，傳達出人們的日常生活和豐富情感，並開創了我國現實主義詩歌的先河。
同時，它諸多優美而精湛的表現手法，充分展示了《詩經》在文學藝術上的巨大成就。
《詩經》文學藝術成就
《詩經》產生於西周初年，是詩，樂舞相結合的我國古代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收錄了從商周到春秋的歌謠。詩經的語言生動，節奏感和趣味性都比較強。
《墨子·公孟》記載：“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可見，詩三百篇最初都是可以入樂的。
《詩經》中的一些詩歌，特別是國風和小雅中的詩篇，它們在結構形式上，常常採用重章疊句的表現手法。
也就是說，詩歌的章節內容和結構基本相同，只是在對應的地方更換幾個詞而已，這就叫重章疊句。
《詩經》巧妙地利用重章疊句的手法，反覆地進行吟詠歌唱，藉以營造氛圍，深化主題，淋漓盡致地抒發喜怒哀樂的情感，同時，也增強了詩歌的音樂性，使詩歌得以傳達出無窮的魅力。
如詩經的開篇詩《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這首詩共三章，每章開頭都採用了重章疊唱的筆法。“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詩歌一開頭就描寫了一幅意境優美的畫面，關關和鳴的雎鳩，棲息在河中的小洲。這是詩人在河邊的所見所聞，也為詩人抒發內心的情懷提供了一個合適的情境。
通常認為，《關雎》是一首描寫男女戀愛的情歌。
此詩在藝術上巧妙地採用了“興”的表現手法。首章以雎鳥相向合鳴，相依相戀，興起君子與淑女攜手相愛的聯想。
以下各章，又以採荇菜這一行為起“興”，表達了主人公對女子狂熱的相思與追求。
第二章和第三章也採用重章疊句的形式，只在章節中變換了幾個詞語。詩人在一唱三嘆的音樂旋律與重章疊句的吟唱中，進一步表達內心的相思之情。
全詩語言優美，善於運用雙聲、疊韻和重疊詞，增強了詩歌的音韻美和寫人狀物、擬聲傳情的生動性。
《詩經》開創了中國詩歌抒情言志的走向，特別是《國風》中的一些民歌形式的作品，絕大部分都是結構短小的抒情之作，這些歌曲多表達人們日常的情感。
對吟唱者來說，有時往往情不自禁，於是就反覆詠歎，藉以抒發自己內心的感情，由此造成一唱三嘆的抒情藝術效果。
如這首《王風·采葛》：“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採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彼採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這首詩共三章，三章的內容基本相同，只變換了六個字。這是一首深情的戀歌，一位男子懷念正在采葛的情人。有情人分離，哪怕是短暫的分別，也給雙方帶來無盡的痛苦和相思。雖然只是一天不見，就彷彿隔了三月、三秋、三年那麼漫長的時間。
詩人正是抓住這一人人都能理解的既普通又真實的情感，重疊中只換了幾個字，反覆吟誦，他心中纏綿悱惻的相思之情也層層加深。
這種相思之情透過重章疊句的形式得到充分展現。在一唱三嘆中也深深打動了讀者。
《詩經》本身是一部音樂歌集，詩經中的音樂特點也完美地體現在這首以重章疊句手法著稱的《魏風·木瓜》中，每章開頭的“投我以木瓜”“投我以木桃”“投我以木李”，極具動感，使詩歌充滿了音樂美和節奏感。
從章句結構上看，這首詩很有特色。首先，重章疊句的安排在這首詩中體現得很明顯：
每章的前、後兩句高度重合，因為“木瓜”“木桃”“木李”這三個名詞其實指的是同一種水果的名稱；“瓊琚”“瓊瑤”“瓊玖”也都是同一種美玉的名稱。
你贈給我木瓜，我回贈你美玉。詩人在一唱三嘆間，將真摯、純潔的感情表達得淋漓盡致：回報的東西價值要比受贈的東西大得多，這體現了一種人類的高尚情感，這種情感既可以是愛情，也可以是友情，總之，都是人類美好的情感。
這種情感重要的是心心相印，是精神上的契合，因而回贈的東西及其價值的高低在此實際上也只具有象徵性的意義，表現的是對他人、對自己的情意的珍視。
珍重、理解他人的情意才是最高尚的情意。
《詩經》善於運用重章疊句來表達思想感情，使詩歌在音律上和修辭上都收到了美的效果，增加了詩的音樂美，表達出細膩的情感。
同時，重章疊句的形式也隨時提醒著讀者，這些詩原本是唱來聽的，而不僅僅是寫來看的。
《詩經》透過重章疊句、一唱三嘆的藝術手法，將詩意反覆遞進，層層深入，以此渲染意境，深化主題，加強抒情，並使詩歌充滿音樂的美感，達到了音樂感染力與文字表現力相得益彰的雙重藝術成就。
《詩經》與周代禮樂制度
說完了《詩經》的文學藝術成就，再來看一下《詩經》與周代禮樂制度的關係。周成王時代，周公還政於成王，西周王室遷都洛邑。
此後，周公便著手製作禮樂，希望透過典章制度規範禮儀。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武王的弟弟。因為他的封地在周（洛邑），因此被稱為周公。
誠如曹操《短歌行》中的“周公吐哺，天下歸心”那樣，周公在制定禮樂時付出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他著手從兩個方面進行了修訂禮樂的工作。
一是大量閱讀前代文獻資料、典籍，嘗試在浩如煙海的文獻典籍中尋找良方。二是遍訪賢士，向他們徵求聽取意見，周公居住的洛邑城內有許多殷商遺民，其中有許多是殷商時代掌管典籍資料的專業人才，他們諳熟《商頌》中的禮儀制度。所以，周公親自登門拜訪，謙虛地向他們請教，徵詢他們的意見。
此外，周公還親自前往各個諸侯國，向他們請教各地的特有禮儀和風俗習慣。功夫不負有心人，在周公他夙夜興工、殫精竭慮、不遺餘力的付出中，禮樂典章終於修訂而成。
禮和樂本來是兩種不同的形式，但在周公的努力下，他將禮和樂有機地融合在一起，成為相輔相成的事物。“樂由中出，禮自外作”說的就是禮是規範人的外在行為的，而樂則是透過歌樂的形式來讓這種制度更加深入人心，禮與樂相結合，兩者相得益彰，使人們從內心產生對禮的認同。
在西周，樂舞與禮儀相配，有十分嚴格的制度，不同的等級配有不同的樂舞，周公製作禮樂就是希望用禮把人們的身份區別開來，用樂讓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諧起來，使整個西周社會尊卑有序，又能和睦融融。
周公制定的禮樂制度有其完整的體系，是一套非常繁複而且相當完備的規章制度，而且是成文的法典，主要記載在《周禮》中，有規範日常生活的冠禮、喪禮、聘禮、鄉飲酒禮、相見禮；有規範祭祀的祭禮、祭天禮、祭地禮、祭社稷禮、祭宗廟禮；有飲食宴客的饗禮、燕禮；有規範君臣之制的覲禮、朝禮、軍禮等。
禮樂本是源自原始社會的祭祀舞蹈，而且禮和樂是分開的兩種形式，禮是祭祀時供奉的祭品，用於祭祀神靈；樂是歌舞，用於娛神獻舞。所以在原始社會時期，禮樂的主要功用是祭祀。這從詩經中的《商頌》和《周頌》等篇章中就可見一斑。
如《詩經》中《大雅·文王》《大明》《思齊》《周頌·清廟》《思文》等篇章都作於周公時期，這些詩歌絕大部分用於郊天祭祖，周公就是當時祭祀儀式的主持者。
《詩經》的核心部分是“雅”和“頌”，《商頌》是商代流傳下來的祭歌，《周頌》和《大雅》反映著周代的宗教信仰和國家政治，是對周代先祖事蹟和價值觀念的言說。它們不只是一首首詩歌，還意味著一個個在周代反覆進行的儀式體系。
換句話說，《詩經》中禮樂法度已經涉及社會的各個層面，這些禮儀規範的目的在於使“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節有等宜”。
在詩經時代，祭祖、婚姻、宴饗、迎賓、喪葬等每個環節都有儀式，都與《詩經》有關。可以說，《詩經》是各種儀式的參考資料，無時無刻影響著詩經時代的方方面面。
《詩經》與貴族社交禮儀有關
在詩經時代，貴族必須瞭解《詩經》，熟悉禮制，認可並遵守這些規範。《詩經》中的詩句，是各國君臣交流、貴族交流的重要工具。
《詩經》中的思想、語言和事例，成為當時各諸侯國之間交流的共同理念和交際工具。
在詩經時代，《詩經》的各個篇章被用在不同場合之中，相應地，它就產生了固定的儀式感。
對詩經時代的人們來說，與禮制相對應的是詩經配合各種活動的儀式意義。
在詩經時代，哪些人必須要熟悉詩經呢？這從詩經中的一些關鍵詞就可以一窺究竟，“君子”一詞在詩經中出現的頻率是很高的，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如“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君子偕老，副笄六珈”等。
詩經時代，“君子”是對貴族的泛稱。所以，諳熟詩經，是詩經時代貴族的必修課。
如《左傳·襄公二十九年》中記載的“吳子使札來聘”一例，就是《詩經》與貴族的社交禮儀相關聯的很好例證。
吳國的公子季札來到魯國，在歡迎宴會上，魯國的樂工們為季札獻上詩歌舞蹈。魯國是當時儲存周朝文物較多，文化發展程度較高的國家，因而季札特地請求觀賞“周樂”，“周樂”就是詩經中的篇章。
所以，樂工們又為季札演奏了《周南》《召南》《邶》《鄘》《衛》等詩經名篇。樂工們為季札演奏，季札隨觀隨評，大加讚賞，並歎為觀止。觀止，意思是觀賞的這些樂曲，水平最高，到此為止，不需要再看別的了。
季札在評論時將此三地的詩歌並行說出，說出了這些詩歌的共同特點，且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季札）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季札）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
再如《左傳·襄公四年》記載：穆叔到晉國去，晉侯演奏《肆夏》等三首曲子，穆叔不拜，樂工演唱《大雅》中的《文王》等三首曲子，穆叔還是不拜。接著演唱《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等三首曲子，穆叔三拜。
因為《肆夏》等篇章是周天子用來招待諸侯的，《文王》等篇章是諸侯國互訪時所用的，而《鹿鳴》等三首詩章才是國君對大臣所用的，符合穆叔的身份，因此穆叔行禮答拜。
由此可見，詩經中的不同的篇章代表著不同的規格、不同的級別、不同的場合、不同的身份，它成為貴族社交禮儀與生活規範的一部分，它形成了一種成熟的社交禮儀，只要出現某種表演模式和表演內容，貴族們就立刻懂得它的含義了。
可以說，詩經成為了貴族們社交禮儀中的一把密匙。
從漢代起，《詩經》就開始被選作學校的教材，魏晉南北朝時期，各級學校都要求學生學《詩經》，在貴族子弟中，讀詩寫詩風氣頗為盛行，以致溫柔敦厚的儒家詩教活動，成為中國社會的深厚傳統。
無論是《詩經》的文學藝術成就，還是《詩經》與周代禮樂制度的關聯，還是《詩經》在詩經時代扮演的社交功用，《詩經》都以其豐富的思想內容，迷人的藝術魅力以及寫實的精神，成為了我國詩歌史的開山之作，集大成之作，並開創了我國詩歌創作的優良傳統。
《詩經》描寫了古人栩栩如生的生活場景與畫面，詩中有畫，景情並茂，樸素的詩句蘊含著當時的人們對理想的憧憬與追求，對生活的熱愛，反映著那個時代的社會人文風情。
《詩經》中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的永恆主題，構築了一代又一代愛好文學的人們在漫長的歲月裡和充滿坎坷的人生旅途上的精神食糧和情感寄託，哺育了一代又一代求知如渴的學子們在浩瀚詩海中汲取營養。
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詩經》才在中國的詩歌長河中鐫刻了一朵朵驚豔世人的浪花，才在中國成為傳頌詠唱兩千餘年而不衰的經典詩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