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向來被認為是中國史書的里程碑式作品，其中記載的三皇五帝時期的大同社會、禪讓制等等都讓後人心神馳往。
可是，隨著越來越多史料的出土，對《史記》內容的真實性和可信度的懷疑也逐漸出現。
在西晉時期出土的一本史書，成為論證《史記》中三皇五帝時期史實真實性的強烈論據，甚至可以說這本史書足以顛覆《史記》。
這就是《竹書紀年》
竹書紀年
《竹書紀年》是春秋時期晉國史官和戰國時期魏國史官所作的一部編年體史書，成書之後埋於魏襄王之墓。
西晉初期的盜墓賊不準（不準，人名）在盜魏襄王之墓時發現，不過不準盜墓時就用地上的竹書點火照明導致一部分損毀，因此經由整理後共計十三篇，記載了自三皇五帝到戰國魏襄王時期的歷史。
不過此書後來又經歷了永嘉之亂、安史之亂、五代十國等一系列戰亂後佚散，宋代時已經出現了古今版本。
現在通行的是由我國當代史學家方詩銘和王修齡等人輯錄而成。
之所以說《竹書紀年》具有顛覆我們史學觀的效果，是因其中記載的堯舜禹、伊尹等時代大量宮廷政變和血腥奪權，遠遠不是像《史記》中描繪的那麼美好，那麼理想化。
大家都知道《史記》中記載的堯舜禹的故事
堯成為天下共主後挑選了才能卓越、品德高尚的舜作為接班人，在堯晚年時退位，禪讓於舜。
而舜在位時，又選擇了治水有功的禹作為接班人，晚年禪讓於禹。
就是讓後世士大夫津津樂道的“禪讓制”，但是在《竹書紀年》中關於這段歷史的記載可謂是大相徑庭。
在這本書中有這麼一句話：“昔堯德衰，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
這種說法不僅僅是《竹書紀年》一家之言，在《尚書》中《皋陶謨》記載舜在開會的時候說要將丹朱殺死，並且要絕他後代，這表示當時舜並不是透過禪讓得到帝位，堯其實是將帝位傳給了兒子丹朱，但是舜發動了宮廷政變，奪取帝位。
無獨有偶，舜在晚年是想將位子傳給兒子商均，被禹發動政變，將舜流放到蒼梧而死，這就是《竹書紀年》記載的“禪讓制”。
那這種說法合理嗎？
其實在歷史上有人回答過這個問題，韓非子在《韓非子·說疑》中說：“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
而且在堯舜禹時期中國已經度過了原始部落的矇昧時期，經過了農業和手工業的分工之後，已經出現了私有財產，這意味著人是不大可能會將自己奮鬥一輩子的財產交給外人。
所以我們看禹即位後就加強扶持自己兒子的實力，在禹死後，他的兒子啟能夠擊敗伯益順利繼位。
除了這件事外，《竹書紀年》還記載了伊尹流放太甲的故事
《史記》中記載伊尹輔佐了商朝五代君王，其中在輔佐太甲時，由於太甲德行不好，伊尹將其流放到桐宮反省，等到他改過自新後，重新迎其為大王，最終太甲勵精圖治，成為明君。
但是這段歷史在《竹書紀年》中的記載卻是伊尹將太甲流放桐宮後，自立為王，三年後太甲從桐宮逃出，聯合舊部一塊將伊尹殺死。
伊尹作為輔佐商湯的謀臣，如果將伊尹的罪行公佈，那麼就是否定自己的老祖宗，因此太甲只是將伊尹殺死，不但沒有公佈罪行，反而大加封賞，接著重用他的兒子，來掩人耳目，因此歷史上才會有賢相伊尹的美談。
除了這兩件事外，《竹書紀年》中還有很多和《史記》中記載的史實背道而馳的事，那麼這兩本史書究竟誰更可信呢？
其實《竹書紀年》也僅僅是比《史記》早二百多年，對於三皇五帝和商周時期的歷史，也不比司馬遷要知道多少，但是如果從人性角度思考，《竹書紀年》要更合理一些，政治哪有什麼美好溫柔，有的只是刀光血影。
並且在經過安史之亂、五代十國等戰亂後，《竹書紀年》散失了很多，直到宋代時又重新修訂，這樣一來也降低了它的史實真實性，因此我們沒有必要去較真它和《史記》誰更真實，只是透過《竹書紀年》讓我們可以在另一種歷史角度去看待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