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竹簡與法治的話題，本期來講個典故。
西晉司馬炎太康二年（281），也就是在中國剛剛大一統之後，
汲郡
（今河南衛輝）便發生了一起驚天盜墓案。
在一個月明星稀的夜晚，盜墓賊丕準打開了當地的戰國魏襄王陵，當他剛剛邁進墓穴時，腳下卻傳來了一片器碎之音，彎腰一摸，原來是踩到了幾枚簡牘。
丕準是個粗人，尋思要竹片作甚？於是隨手就撿起一把給點著了，繼續尋找著寶貝。
藉著火光，丕準把墓中能拿的金銀玉器趕緊裝了袋，地上空留一片殘簡。
因汲郡地處司隸，盜墓的訊息很快就傳到了洛陽。
司馬炎覺察此事並不簡單，便以中書監荀勖、中書令和嶠、佐著作郎（史官）束皙等人組成調查團，旨在對墓地進行搶救性保護。其中束皙所負責的，正是修復和整理地上那堆殘簡。
不久，團隊把目光聚焦在一本叫《紀年》的簡牘上面，看著簡上的一排排先秦蝌蚪文，大家不禁都驚掉了下巴。
該書，便是令後世學者談虎色變的顛覆性史籍，汲冢考古之最大成就：
《竹書紀年》
。
有多離奇？
比如記載於《史記》中的“堯舜禪讓”，講述了堯年老後認為兒子丹朱不堪大用，便把首領位置讓給青年才俊舜的故事，體現了“任人唯賢”的思想。
然而《竹書紀年》畫風突變，說堯帝老了之後被舜囚禁於平陽，舜就取代堯成了帝王，而且還阻止堯和他的兒子丹朱相見。
“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舜放堯於平陽，舜囚堯，複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
-《竹書紀年》
一段家傳戶頌的千古美談，在《紀年》中卻化作了驚悚政變，令人三觀盡毀。
還有伊尹輔政。伊尹是商開國皇帝成湯的宰相兼老師，《史記》說他歷事成湯、外丙、仲壬、太甲、沃丁五代君主，也曾一度軟禁暴躁任性的太甲三年，助他成為一代明君。
而據《竹書紀年》，當伊尹軟禁太甲於桐宮後就自立為帝了，勁爆不？七年後太甲僥倖逃脫，又集結自己的勢力殺死了伊尹。
千百年間，圍繞《史記》與《竹書紀年》的爭論從未停歇。
除了大部分相似情節，一些爭議直到近代才逐漸明朗。比如《紀年》說商朝自盤庚遷殷後，經二百七十三年被周所滅，而《史記》記錄的是七百七十三年，竟足足多出五百年，後來據甲骨文證明《紀年》大體正確，《史記》錯的離譜。
王國維版《竹書紀年》
後來，西晉汲冢版《紀年》在五代時就失傳了，原因不明。現傳世的有兩個版本，一個是明代《今本竹書紀念疏證》，收錄在紀昀《四庫全書》中；另一個是古本，即《汲冢紀年存真》，乃道光進士朱右曾蒐集民間佚文編輯所著。兩版之間，王國維認為後者更接近原版，市面上也多為其校對後的版本。
為何《紀年》會失傳？
中國有易代修史的傳統，針對前朝舊事，太祖們往往以彰顯本朝榮耀為綱大興文字獄。但無論哪個朝代，史官似乎都秉承著同一宗旨：儒家思想。
單看《紀年》中“舜囚堯”和“伊尹太甲宮鬥”兩個案例，就完全違背了儒家所提倡的“禮”，而且是極其無禮的行為，在一個“獨尊儒術”的社會是萬萬成不了正能量的。
此外，當年汲冢還有以下簡牘出土：
有《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但佔辭部分迥異；《卦下易經》一篇，像是《說卦》，但又不一樣；《名》三篇，像《禮記》，又像《爾雅》《論語》；《師春》一篇，神似《左傳》，“師春”乃作者姓名；志怪小說《瑣語》十一篇；《穆天子傳》五篇，為周穆王遊記，等等等等。。。
在古代，
反儒
絕對是另闢蹊徑的大事。以上書籍，乍看都類似儒學經典，細讀便有很多出入，這令束皙等學者大為震驚。
“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
-《晉書·束皙傳》
《竹書紀年》是出土於魏國王侯墓冢的一部編年體史書，它記錄了從上古五帝，經夏商西周三代，到春秋晉國，再到戰國魏國這段時期的歷史事件，完全可歸類為魏國國史。
魏氏原是晉王家臣，魏國則誕生於春秋末期的“三家分晉”事件。
春秋周襄王十九年（前633），晉文公設定韓、趙、魏、智、範、中行六卿，六家集體把持朝政。後因內部分裂，趙氏先後滅掉範氏和中行氏，再聯合韓、魏滅了勢力最大的智氏，至此晉王成了孤家寡人。到了周定王十六年（前453），韓、趙、魏乾脆瓜分了晉國土地，“三家分晉”遂成為春秋、戰國的分界點。
然而這段時間，也正是諸子遍地開花，儒道法墨百家爭鳴的黃金年代。那麼在世儒眼中，“三家分晉”顯然是亂臣賊子的行徑，乃典型的“失禮”也。
作為當事人，魏國也必然深知自己得國不正，那怎麼辦呢？不如從宣傳下手吧。
或許，魏人就藉助當時的大眾媒介——竹簡，透過“篡改”歷史，拿古代聖賢當擋箭牌，將其中的“失禮”情節納入國史來移花接木，最終鍛造出這樣一部驚心動魄的《竹書紀年》，以試圖混淆視聽。
亦或許，後世史官認為該書過於真實驚悚，就不敢收為己用，遂逐漸失傳。也可能是某朝皇帝直接“焚書”，從根本上銷燬了證據。
這便是法家。
魏國是
法家
思想的試驗田和中興之地，法家提倡以嚴酷的法規治國，完全不屑於儒家的“禮治”，視儒者為天敵。
比如在宣揚“強國弱民”的《商君書》中，商鞅居然將禮樂、《詩》《書》、善良孝順、誠信廉潔、仁愛道義、和平團結這六類行為比作“六蝨”，即國家的蛀蟲，明顯都是針對儒家。另外在《韓非子·五蠹》中，作者也將儒家、縱橫家、俠客、逃兵、商人列為五害，稱“儒以文亂法，此所以亂也。”
法家的出現，在某種意義上終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秦王也最終依“法”統一了中國。但縱觀歷史，為何儒家卻成了兩千多年來我國文化社會的主流思想呢？
按易中天的說法，便是“半部論語哄天下”，而真正治天下的，則是仗勢欺人、陰謀詭計、兩面三刀那一套。
學界稱“外儒內法”。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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