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對於建立在農業耕作之上的古代社會而言，土地制度絕不僅僅是土地佔有、使用和分配的制度問題，而是整個社會體系的核心和基礎。
唐朝時，朝廷透過建立在均田制和戶籍制度之上的租庸調製，有效抑制土地兼併，推動唐代盛世的到來。
而隨著時間的發展，均田制和戶籍制度衰落後，依附於這兩個制度的租庸調難以為繼，因此，唐朝廷轉租庸調為兩稅法，綿延幾百年的均田制由此消散，從此，唐後歷代王朝“田制不立”，對古代中國的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
如果想探析這一古代土地制度史上的重大變遷，就不得不先探尋租庸調及均田制在唐代的發展過程，透過探析兩者衰敗的原因，進而推匯出兩稅法何以成為唐政府賦稅改革的首選。
因此，接下來將從三個方面出發，在租庸調和兩稅法的框架下，淺析唐代土地制度的變遷。
唐之均田制與租庸調
唐朝是中國曆代封建王朝中極為強盛的朝代，在其前期的一百多年時間裡，國家疆域遼闊，社會安定，政治較為清明，經濟空前繁榮，文化極度輝煌，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在歷史上留下醒目的一頁，至今仍為人熟知。唐王朝能在其前期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離不開其堅實而有力的經濟基礎——均田農戶經濟。
唐代的均田農戶經濟，即是指農戶依靠均田制授予的田地進行農業生產，並向國家交納稅賦的小農經濟。這種經濟並非由自然經濟下的小農生產自發形成，而是中央政權藉助政治手段人為調控的結果，其規劃的主要手段，即為均田制，以及建立在均田制之上的租庸調製。
租庸調製起源於北魏，隋朝時名為租調製，唐朝建立後繼承了原隋朝的租調製度，並加以完善，稱為租庸調，於唐初正式頒行。
唐代前期的賦役制度基本有四項，分別為租、庸、調和雜徭，而租庸調製佔據四分之三，且稅收歸由中央政府掌握，是唐前期中央政府最為主要的稅收來源。
因此，對於唐朝而言，租庸調是支撐國家在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發揮作用最不可缺少的經濟基礎。
而均田制則是起源北魏的一種土地制度，南北朝時期，由於北方頻繁的戰爭，社會經濟受到嚴重破壞，田地荒廢，人口稀少，而建立北魏的拓跋族為中原帶來了一些原始部落時期的公有制因素，在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北魏孝文帝頒佈詔令，推行均田制，以鼓勵農業生產，充實國家財政。
唐朝建立後，天下經過多年戰火，百姓凋殘，田畝荒廢，面臨著和北魏相似的局面。
為了儘快恢復被嚴重破壞的農業生產能力，唐朝繼續使用自北魏起實行幾百年，行之有效的均田制，並在使用時加以改善，使之更加適用。
租庸調與均田制兩者密不可分，若無均田制，租庸調則無法執行。
具體地看，唐代政府透過實行均田制，向農民發放並登記田土，掌握農民耕作的田畝數量，以此為依據向農民派租，同時輔以嚴格的戶籍制度，掌握農戶的戶數和個人情況，向家庭派庸，向人丁派調，進而構建起“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實行時間長達156年的租庸調製度。
由此可以看出，唐王朝實行租庸調製，必須先向農民發放國有田土，使之轉化為具備一定耕作面積的自耕農，進而對小自耕農收稅派役。也就是說，只有藉助均田制，將其治下的農民與土地這一生產資料結合，唐王朝才可以順利執行其稅收制度——租庸調，並將農民的勞動產出轉化為中央政府的稅收，進而將資源投入到國家機器之中。
將勞動力驅動到農業生產中，實現“分藝有準，力業相稱”，以便從農業獲取足夠多的資源維持政權統治，而這正是唐政府實行均田制與租庸調的根本目的。
租庸調與均田制之衰敗
在國家均田——農民授田——收稅徭役這一環節中，只要其中一環出錯，租庸調就會難以為繼。
單就唐代均田制而言，其內在存在諸多缺陷。唐代均田制將授田標準分為可繼承的永業田和不可繼承的口分田，均田令中就有規定：“諸丁男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八十畝”，並規定“老男、篤疾、廢疾各給口分田四十畝，寡妻妾各給口分田三十畝”。
同時，唐政府還將人多地少的區域稱為狹鄉，人少地多的區域稱為寬鄉，狹鄉如若田地不足，則“減寬鄉口分之半”。
在人口不斷增多而國有田土漸少的情況下，授田數量少的情況更為突出，到了後期，唐政府手中也無土地，唐德宗嫁公主時由於無田可賜，甚至不得不到市場上買地。
唐朝作為一個傳統的封建國家，存在王侯將相等剝削階級，這些群體也侵佔不少田地，又由於道教佛教興盛，寺院也佔據大量土地。國有土地原本就隨著人口繁衍日漸不足，田地被寺院、貴族官僚群體侵佔後，農民所能分到的田土就更為稀少。
國家均田這一環節受限，不能成功地將那些無地或少地農民轉化為，具有足夠耕地、能夠擔負國家稅負徭役的自耕農，租庸調製開始崩潰。
此外，均田制名義上授田畝數為一丁百畝，以尚商周井田制，而在實際授田過程中，較少有人可以領足百畝田地，但交納稅賦，派遣徭役時，卻是依照百畝田地的標準進行。
農民授田數量不足，稅賦徭役卻仍舊不改，農民授田不足，無法負擔沉重的賦稅，均田農戶經濟下的農民難以度日，或自發或被動地開始逃亡。
起初唐政府還進行過幾次“括戶”，命令兼併田地者歸還“逃戶所有田業”，而且還規定“苗稼見在，課役俱免”，頗有成效，但這種手段只能見效一時，難以挽回局面，農民授田這一環漸漸地也開始問題頻發。
農戶在沉重的生存壓力下，或逃亡，或寄名於擁有免稅特權的達官貴人、寺廟道觀之下，諸多勞動力從嚴格的中央管控制度流出，大量田土被歸到免稅特權者的名下，唐政府開始面臨無田可租，無人可用，無家可調的窘迫局面。
終唐一代，戰火不熄，或對外征戰，或對內平叛，戰爭在消耗政府財政的同時，也使得嚴密的戶籍制度受到衝擊，戰火燒燬房屋時，也燒燬了原本記錄農戶詳細資訊的戶籍賬本。
安史之亂後，這種情況更加突出，不到十年的時間中，國家編戶就減少70%，原本租庸調的實行必須輔以嚴格的戶籍制度，而如今民不附籍，又無地可授，至此，唐代的租庸調製度徹底失去基礎，均田制這一流傳數百年的土地制度也一併崩壞。
兩稅法取代租庸調
租庸調製度逐漸敗壞，使唐王朝的財政陷入窘境，而唐中期生產力的發展，帶來了工商業的繁榮和商品貨幣關係的擴大，加之土地兼併後莊園制迅速發展，戶稅和地稅的財政地位也日漸重要，多種因素綜合，為兩稅法的實行創造了條件。
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唐王朝正式採納楊炎的建議，開始變革稅賦制度，推行兩稅法。
兩稅法是一種以戶稅和地稅為主體創行的新稅制，以“量出制入”為徵課原則，以資產為徵課物件，以戶等高下為課徵依據，以貧富為差定稅額，對行商經營貨物課稅三十之一，以貨幣計稅，夏秋兩徵，錢糧和絹帛同繳。
與舊制租庸調相比，兩稅法將課稅物件由原本的“人丁”轉為“資產”，實質上是對均田制已經崩潰的無聲預設，從側面將土地兼併合法化。
唐政府透過在政治上對土地嚴重兼併現狀的承認，向大地主換取賦稅，以維持中央財政。
唐政府的如此作為，意味著唐王朝徹底放棄透過政治手段配置土地與勞動力要素，此後歷代王朝沿襲唐代政府做法，“田制不立”的土地制度新時代自此而起。
自中唐兩稅法後，國家放棄了自秦漢到中唐時對於土地產權進行干預的傳統職能，封建國家土地所有制建立不起來，取而代之的是土地自由買賣（封建條件下的自由）的制度，土地私有制取得了統治地位。
兩稅法的目的本為節約納稅成本，擴大稅收來源，減輕農民負擔，具有明顯的進步和革新意義，但稅法實行後不久，就脫離了其本意，人民的賦役負擔反而加重。
由於新稅法以貨幣計稅，又完全放開土地交易，促進了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使得賦稅得以增加，唐王朝的壽命得以維繫下去。
梳理前文可以發現，租庸調到兩稅法的變遷，實質上是均田制與“田制不立”這一土地關係的變化，在政治上層建築地顯現。
從均田制至“田制不立”的土地制度變遷歷程，代表著封建國家政權面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生產關係的變化，逐漸由政治調控轉向市場調控，商品經濟迎來新發展。
參考文獻
再論唐代均田制下的土地買賣
唐朝政府農業經濟職能研究
唐代均田農戶經濟的規劃形成及其經濟形態特徵
唐代租庸調製和兩稅法的制度缺陷與執行弊端研究
試論租庸調製到兩稅法的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