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云：““道德傳家，十代以上，耕讀傳家次之，詩書傳家又次之，富貴傳家，不過三代”。將這句話用在山東諸城劉氏家族身上最合適不過了。劉氏家族即劉統勳、劉墉家族，他們家一共出了兩百多個做官的，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這兩百多個劉家子弟中，竟無一人是貪官汙吏。
我們知道，清代不是盛產清官的王朝，說十官九貪可能有點誇張，但貪官的數字至少佔了一半以上。劉氏家族的這兩百多個官吏當中竟無一害群之馬，可以說是清代官場中的一個奇蹟。
那麼是什麼原因讓劉氏家族子弟如此清廉呢？兩個字概況就是——家風，四個字概況就是——道德傳家。
劉氏家族從明晚期至清末，共出了11個進士、42個舉人、149個監生、59個庠生，共計261個科名。尤其是劉家的第七世劉棨，他生了十個兒子，個個都是有才之士，被譽為“十子成才”。他的十個兒子中，八個中舉人，八個舉人中又有三位中進士，其中名氣最大的就是劉統勳。
劉氏家族第一個入仕為官的是劉必顯，即劉統勳的爺爺。他做官就十分廉潔，在他督理中南倉時，以身作則，在衙門內種蔬菜自給，常常數日不食肉，物質生活節儉樸素，不追求錦衣玉食。正是劉必顯的這種作風，奠定了劉氏家族後世的清廉傳家。
劉統勳是劉家官職最顯赫的（大學士、首席軍機大臣），曾被乾隆帝稱為“真宰相”。他身居高位數十年，以清廉自厲，朝中無人敢去登門賄賂，他的宰相府上竟然門可羅雀，連乾隆都對她的清廉儉樸讚不絕口。其後的劉墉、劉鐶之、劉喜海等人都官居高位，但都繼承了劉氏清廉的家風，身後除了書卷以外別無他物。
劉氏子弟在外為官，許多甚至都清廉到了貧窮的地步，如劉棨，從寧羌州的知州離任，回鄉奔母喪時，竟然連路費都沒有。最後還是靠四弟劉棐賣掉自己的良田才得以回鄉。而另一位劉氏子弟劉塒在任上病逝，連棺材本都沒留下，還是靠著同僚們資助才得以魂歸故里。
以上的這些絕非是個例，而是是普遍現象。劉氏家族二百餘位為官子弟，全都能秉持家風，清廉持正。很難想像，這樣的家族集體鑄成的這股清廉之氣得有多大的感染力，在封建社會歷史上極為罕見。
不過，話又說回來，如果僅以家風來影響家族後人，顯然又有些蒼白。畢竟為官清廉是個很高的標準，要想終其一生履行絕非易事，當官為財本是天性，至少要在物質生活能夠保證的基礎上才能做到。
顯然，劉氏家族在這方面也是十分注重的。為了讓家族中的為官者沒有後顧之憂，劉氏家族在祠堂後面設有劉氏義舍，一是給那些在外為官卻貧不能置產者退休後居住，這無疑增加了他們的底氣；二是免得本族親人為衣食發愁，遭世人恥笑。
我國在宋代以後，為本族貧寒學子提供就學機會的義學、為贍養族人或貧困者而設定的義田，甚至為過往行旅免費提供食宿的義舍都屢見不鮮，但這種專門為給貧困歸裡的仕宦子弟準備的“義舍”卻十分罕見，從已知史料中僅有劉氏家族有此記載。
有了義舍作為保障，劉氏子弟在外為官就沒了後顧之憂。清代官場有一個現象，很多官員人生大部分時間裡都能保持清廉的作風，但到了離任之前，卻容易出問題，往往會乘著最後的機會撈上一點，理由無非是讓自己退休後生活有所保障，又或是為了給子孫後代留點積蓄。
劉氏家族在竭力保持家風的同時，又給在外當官的貧困者設立了義舍，保障了他們的物質生活，這無疑也為他們在任上保持一貫的清廉打消了顧慮。因此，劉氏家族無論官職高低，無論任職長短，始終保持著廉潔自律，共同塑造了家族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