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曆史上的選官制度跌宕起伏，始於世卿世祿制，終於科舉制，從隋朝到唐朝，科舉制由初具規模到完善，歷經一千多年，在這一千三百餘年前後，有無數學子開始踏入考場，透過考試尋得仕途，但中舉卻是海底撈月，在這一千多年裡中狀元的只有500多人，可見考中舉人比登天還難，當然南方狀元的數量遠超北方，特別是江蘇獨霸一方，這也是當今江蘇成為考試強省的源頭之一，但非常巧的是，歷史上的首位和末位狀元均為河南籍，下面一起來看看這兩個人。
歷史上首位科舉考試的狀元叫孫伏伽，屬於隋唐時期人，曾經擔任縣級司法部部長，盜捕殲賊，治理有方，政績突出，隋朝歸降唐朝後，在公元622元唐高祖李淵看到國內人才實屬匱乏的情況下，儘管國內江山還沒統一穩定，李淵決定勇敢透過科舉考試的辦法，由考試成績的等級賜予官職，這也是開了唐朝科舉制的先河，當時的孫伏伽不過一個江湖無名小吏，但為了光耀門楣，也參加了科舉考試，由於他在考試中成績優異，本身有官場經驗，治理督察有方，本身相貌也不錯（科舉亦看顏值），因此中國歷史上的第一位狀元非他莫屬，名列甲榜第一名，即便不曉得當時被賜予何種官職，但想來一定比它的無名小吏要強得多，況且孫伏伽的求生欲也使自己懂得站位，未登基前就投靠了李世民，這也為在李世民爭奪皇位登基後的安居樂業做好了鋪墊。
雖然孫伏伽在朝廷屬於男爵最後一等，但這至少也是錦鯉躍龍門逢上好兆頭了，和大多數坐擁朝廷的官員一樣，在朝廷中的職位不斷變更，從李世民登基，賜他大理少卿，也就是相當於現在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算是響噹噹社會上層人物之一，並且擁有實權，但數年後，由於錯判案件，被遷刑部郎中，但這怎麼說也是刑部的秘書級別職位，後來由於他的才能卓越突出，又升任大理少卿，接管國家的民政、戶籍、財務部門，算是掌管著國家關鍵部門。
公元641年的大理寺卿到而後遷陝州刺史，在當今算是從最高法院的院長到省最高行政長官，其中的權力之大不是常人所能企及，讀過唐朝歷史都知道李世民非常器重能直言不諱的下屬，孫伏伽就屬於剛正不阿、直言敢諫的人，據歷史記載，唐太宗一段時間安於涉獵，和大臣一起玩樂到忘乎所以，幸虧時任大理寺少卿的孫伏伽及時上書勸阻，自此頗得李世民器重，對其高度讚賞。
時間來到晚清，科舉制下的最後一位狀元，他叫劉春霖，滄州人，他的出身家境比孫伏伽窮酸得多，母親在知府家中當婢女，劉春霖的求學之路輾轉反側，幼年跟隨父母在濟南求學，迫於飢寒交迫，六歲便被送回老家，過兩年進私塾讀書，學習極為刻苦，在1904年的科舉考試中便喜提狀元，也恰好是趕上科舉末班車，這一年後科舉制被廢棄，因此他成為科舉制上的最後一個狀元便水到渠成了。
儘管劉春霖受到了清王朝器重，不奈身處清末亂世，日本人偏偏相中了他，讓其任國家高等教育部長，但他很守節，堅決辭職不就位，於是日偽當局將他摯愛珍寶洗劫一空，1944年終於突發心臟病，告別人世，享年72歲。在這裡不得不提一下劉春霖的書畫才能，尤其是小楷書法。不論在當時還是至今，書法界仍有“大小楷”之大名，可見他在書畫上的造詣頗深。
二人同樣來自河北，身為狀元郎，為什麼一個歷經風雨未有起色，一個仕途風順節節高升？劉春霖的命運可以說更慘烈，且不說在他考中後一年科舉制被廢除並且晚清面臨覆滅，使得狀元的含金量被提老高，可自己手持狀元卻只能成為軍閥統治的工具，真可謂是懷才不遇，沒有遇到伯樂大展拳腳，最後還得因收藏至寶被日為洗劫一空而怨恨至死，實在是命運不濟。
相比古代兩位狀元所處的時代境遇，加之清末八股取士的巨大侷限性，當今高考制度簡直不要太公平，也正是多虧了太平的多元化開放社會，使得現今不論是在文化、藝術、體育等方面，只要有過人之處，都可在社會上求得一席之地，不必擔心一輩子和榮華富貴無緣，考試形式多樣化也讓謀取官職更為包容、公平，只要有一技之長，肯努力就有機會，看完這兩位科舉頭尾狀元，還有什麼理由不努力一把，做時代的弄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