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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漢興》出版之際，作者更願意把其寫史方法稱為復活型歷史敘事，並以此為傲：它們“不是小說，不是演義，也不是科普，不是通俗讀物，不是公眾歷史寫作，而是基於史實的歷史敘事，是可信的史書。更具體一點，三部曲，是復活型歷史敘事“。他認為這是“一種新形式的史書，可信度高，可讀性強。三部曲中所有的時間、空間、事件、人物和器物，都是經過考證的，是可以證明和證偽，可以討論的”。 其中，《漢興》是作者心目中的終結篇和前兩部著作的升級版，是其“終身之志的完成”。在某種程度上，復活或者說還原是歷史研究的最高境界和追求。
*文章原載《光明日報》，作者常紹民，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副總編輯
東山恆大悅龍臺西漢墓
問史於天地之間
——《漢興》讀後
文 | 常紹民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副總編輯）
在劉邦故里長大，從小就聽到過不少有關這位草莽出身帝王的傳說。在那個無書可讀的時代，這類口頭相傳的故事構成了我們這些偏僻鄉野少年重要的知識來源。部分與此相關，李開元先生有關秦漢易代的“歷史敘事三部曲”，《秦崩：從秦始皇到劉邦》、《楚亡：從項羽到韓信》和《漢興：從呂后到漢文帝》（均由三聯書店出版，前兩部出版於2015年5月，後一部出版於2021年7月），引起了我強烈的閱讀興趣，尤其是後者，更是利用工作之便在正式排版之前即通讀了全部正文。在我龐雜的閱讀生活中，這種情況並不多見。
與《秦崩》《楚亡》一樣，《漢興》問世後同樣受到廣泛關注和普遍好評。此三部曲雖著重點和寫法有所不同，但總體上可以以行走史學來概括。作者立志打通文史哲，而以司馬遷為師，認為《史記》是伴隨他一生的讀物。太史公可謂行走史學的鼻祖，他在《史記》中曾這樣寫道：“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同樣，李開元也曾到豐沛芒碭等劉邦早年活動的地區問舊訪古，其熟悉程度讓我等當地人汗顏。已故著名史家田餘慶先生這樣評價：“多走，走出治史寫史的特色來，這是難得。多走，走出行走歷史的理念和風格來，這就可貴了。”《史記》以文字優美、敘事生動著稱，“無韻之離騷”是也，這也是李開元敘事三部曲竭力追求的：“三部曲的寫作，是重振敘事的努力，為歷史學收復了失地，拓寬了領域”。“透過這本書，我也想表達一種思想：一切歷史都是推想。有時候，文學比史學更真實。”這點得到了讀者的認可，邢義田先生更是認為從中“看到了歷史學家重振敘事的卓越努力”。並非偶然，西方史學之父希羅多德也是一個講故事的能手，為了尋找歷史真相到處遊歷，他的《歷史》既是一部歷史，也是一部能給讀者以美好享受的文學讀物。“在這裡發表出來的，乃是哈利卡爾那索斯人希羅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這些研究成果發表出來，是為了儲存人類的功業，使之不致由於年深日久而被人們遺忘，為了使希臘人和異邦人的那些值得讚歎的豐功偉績不致失去它們的光采，特別是為了把他們發生紛爭的原因給記載下來。”這與李開元自述的著述動機不也非常相像嗎？
李開元教授攸縣考察照
不過，到《漢興》出版之際，作者更願意把其寫史方法稱為復活型歷史敘事，並以此為傲：它們“不是小說，不是演義，也不是科普，不是通俗讀物，不是公眾歷史寫作，而是基於史實的歷史敘事，是可信的史書。更具體一點，三部曲，是復活型歷史敘事“。他認為這是“一種新形式的史書，可信度高，可讀性強。三部曲中所有的時間、空間、事件、人物和器物，都是經過考證的，是可以證明和證偽，可以討論的”。 其中，《漢興》是作者心目中的終結篇和前兩部著作的升級版，是其“終身之志的完成”。在某種程度上，復活或者說還原是歷史研究的最高境界和追求。這意味著要儘可能地掌握新舊各種史料，要方法上要做到微觀與宏觀相結合：微觀上要善於發現歷史中新奇之處，會講故事，注重將讀者帶入歷史的現場，宏觀上則要有對歷史命運總體的思考，要掌握史學及相關學科的理論，同時要有經年持續不斷的研究作支撐。在這些方面李開元先生確實有可誇耀的資本：不算早年的積累，僅僅為了此三部曲他就花了二十年的時間。三部曲所敘述的歷史，集中在秦末漢初改朝換代的風雲激盪時期：“我整理歷史，寫《秦崩》《楚亡》《漢興》，敘事從公元前256年，劉邦出生於楚國沛縣開始，結束於公元前157年，漢文帝劉恆病故長安。時間的跨度，整整一百年。”具體說來，“《秦崩》中，大廈將傾，天下大亂的敘事，是這種歷史特點在國家政府層面上的體現。體現在民間下層，有亭長劉邦的人際交往，陳國後裔陳勝的坎坷人生，韓國後人張良的復仇隱逸……《楚亡》中，有王孫韓信的淮陰生活，英國後裔英布的逃役亡命，貧民陳平的鄉里社稷……在《漢興》中，以叔孫通為主線的儒生群體之遭遇，更是思想文化層面上的真實寫照”。這一時期的重要性勿庸多言。
酉水
錢穆先生在《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一書中指出：“嚴格說來，要到秦漢才在中國歷史上正式有統一政府。——因此講中國傳統政治，可以徑從秦漢講起，以前暫略不論。秦代只是漢代之開始，漢代大體是秦代之延續。”對此李開元有自己的理解，提出了一套後戰國時代理論。不過讀者的感覺時常與作者有偏差。具體到《漢興》，書中儘管講述了一些普通民眾的故事，比如民間女子田南的愛情悲劇，意在展現底層平民被國家政策綁架的無奈命運，以及醫生淳于意的故事，涉及中醫中藥與黃老之學的淵源等，但全書關注的重點仍是漢帝國及帝制建立的過程。實際上，作者自己也承認，“在傳統的意義上解讀這個時代，可以用‘文景之治’的黃金時代來概括；在現代的意義上重新詮釋這個時代，可能是中華帝國兩千年王朝迴圈的歷史中，唯一一次在體制上出現了新的轉型之可能性的時代。這個新的轉型的方向，就是脫離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統一帝國體制，逐步走向統一法制下的分權政治體制”。敘事與思辨，想完滿地結合起來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漢興》一書洋洋40萬言，篇幅遠多於《秦崩》和《楚亡》，主要是作者想讓它承載更多的更深層的東西，這在一定程度上不能不說影響了讀者的閱讀體驗。
李開元先生對其三部曲尤其是《漢興》另一自得的方面是其後戰國時代說，並在《漢興》一書中設專節闡述。這一問題屬於制度史範疇，應算北大史學的一個傳統，李先生入校時的系主任鄧廣銘先生說治史有四把鑰匙，其一就是職官制度。具體到李開元本人，中華帝國的起源問題是他治史生涯中著力最多的一個問題。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彭小瑜教授這樣評價《漢興》：“書中既有精彩的歷史故事，也有深入的學術探尋。作者筆下濃墨重彩的人物和事件，已經觸及中國歷史演進的深層秘境。”彭教授沒有展開論述，以我對他的瞭解，“深層秘境”指的應是此帝國問題，或者李開元后來說的後戰國問題。李開元先生的成名作為《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軍功受益階層研究》（三聯書店2000年出版），據其博士論文修改而成，代表了他的學術水平。作者強調該書的主旨是從起源問題入手研究中華帝國。中華帝國始於秦朝，本應從它開始，但該王朝存世時間短，儲存下來的資料甚少，從漢朝入手更為妥當，一方面漢朝史料較為豐富，另一方面，“作為秦王朝之領土、人民、制度、文化等之全面繼承者，穩定地持續了二百年之久，中華帝國之定型，正是在西漢王朝。——基於此，透過研究西漢王朝之起源以瞭解中華帝國之起源的方案，遂不失為一種可行可取的代案”。
“西漢王朝，乃是劉邦集團透過長期的戰爭所建立的。劉邦集團，是西漢王朝的建立者，劉邦集團之發生發展、成長壯大、統一天下的過程，就是西漢王朝建立的過程。換言之，漢帝國起源於劉邦集團，劉邦集團之結構和性質，規定了漢帝國之結構和性質之起點——因此之故，筆者——意圖清楚地圖示透過對於劉邦集團之徹底分析以瞭解漢帝國之起源，在確切的起源之上來分析其結構。”作者本擬選取西漢整個王朝作為解剖物件，但因一些原因著重研究的是漢初六十餘年。如本書副標題所示，這部專著重點探討的是西漢初年一個新的統治階層，即漢初軍功受益階層，此階層的母體是起源於芒碭山群盜的劉邦集團，它曾支配漢朝政權約半個世紀，至漢武帝時期方消亡。
今雁門關一帶山勢地形。劉邦大軍出廣武縣，翻越勾注山挺進平城。勾注山，即今雁門山，在漢廣武縣北，山間的河谷道路，古來是連線大同盆地與忻州盆地的重要通道，其間最著名的關口，就是雁門關。
透過對漢初軍功受益階層的分析，李開元先生認為至秦王朝為止的中國政治大體可以歸納為三種形態型別，即王業、霸業與帝業：所謂王業，指的是以周為代表的分封諸侯、眾建列國之政治形態；所謂霸業，指的是春秋戰國之列國紛爭求霸的政治形態。而帝業始於秦始皇滅六國建立統一帝國。秦國實行郡縣制，廢除封建制。漢帝國建立以後，實際上恢復了秦統一以前天下七國的局面，實行郡國制，即郡縣制與封建制並行。李開元先生在歷史敘事三部曲中所說的新的轉型之可能，就源於此。他近些年一再談到的後戰國說，也可以說是此論之延伸和發展。當然，歷史長河轉了個彎，重又回到秦王朝開創的軌道上。《漢興》第二章“修剪枝葉”和第三章“群雄的末日”，重點講述的就是漢高祖劉邦消滅異姓諸侯公爵、收歸國家直管的過程。三部曲表面上通俗，實則內含深意。李開元的研究，“蘊藏著多年學術研究的深厚功底”（劉復生語）。
“一個民族為求得存在，只能對自身進行無窮無盡的探尋，朝著合乎邏輯的演變方向實現自我變革。”這是法國史家布羅代爾的一句名言。錢穆先生也曾說過：“知道歷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問題。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話講得完。歷史終是客觀事實，歷史沒有不對的，不對的是在我們不注重歷史，不把歷史作參考。”（《中國曆代政治得失》結語）兩位大師的話，似可作為翻讀李開元《漢興》及其其他著述的一點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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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興：從呂后到漢文帝
李開元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1-7
秦崩：從秦始皇到劉邦
李開元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5-4
楚亡：從項羽到韓信
李開元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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