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蘇東坡因“烏臺詩案”面臨生命威脅時，已經罷相的王安石，不顧個人安危，挺身而出，上書皇帝，營救自己多年的“政敵”。王安石這種不計個人恩怨的做法，充分體現出一個改革家、政治家和詩人的博大胸懷。多少年之後，這對曾經政見不合的“老相識”重逢於金陵，竟難得的投契與相知，比王安石小16歲的蘇軾見其身穿粗布衣服，騎著毛驢到江邊迎接他，大為感動，向他行禮說：“軾今日以野服見大丞相。”王安石笑著說：“禮豈為我輩設哉！”兩人相伴，論文說佛，同遊鐘山，賦詩相和。笑談間，王安石的《南鄉子》一詞便噴薄而出：“自古帝王州，鬱鬱蔥蔥佳氣浮。四百年來成一夢，堪愁。晉代衣冠成古丘。繞水恣行遊，上盡層城更上樓。往事悠悠君莫問，回頭。檻外長江空自流。”此刻，友誼取代了前嫌，誦詩談佛，樂而忘返。臨別之際，王安石更是依依不捨，邀請蘇軾卜居金陵為鄰，東坡則寫下了“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的句子以為迴應，兩位文宗巨擘，竟在金陵的茅舍低簷之下，完成了心靈的交融，歷經千年依舊令後人為之唏噓、感佩不已。難怪黃庭堅曾這樣評價王安石：“餘嘗觀其風度，真視富貴如浮雲，不溺於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
正因為王安石理想遠大、意志堅定、情操高尚，所以他的詩詞也呈現出一種清氣逼人、境界高遠的格調。儘管他在政治上的新措施引起同時和後世許多人的敵視，但是誰也不能否認他在文學上的成就。王安石不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時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學家。他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學創作和政治活動密切地聯絡起來，強調文學的作用首先在於為社會服務。他反對西昆派楊億、劉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風，認為“所謂文者，務為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縣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也”（《上人書》）。正因為王安石以“務為有補於世”的“適用”觀點視為文學創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時弊、反映社會矛盾，具有較濃厚的政治色彩。
詩文主革新
作為“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的散文，雄健簡練，奇崛峭拔，大都是書、表、記、序等體式的論說文，闡述政治見解與主張，為變法革新服務。這些文章針對時政或社會問題，觀點鮮明，分析深刻，長篇橫鋪而不力單，短篇紆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書》，是主張社會變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據對北宋王朝內外交困形勢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變法主張，表現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國之疵”的進步思想。《本朝百年無事札子》，在敘述並闡釋宋初百餘年間太平無事的情況與原因的同時，尖銳地提示了當時危機四伏的社會問題，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樹，認為“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對第二年開始施行的新政，無疑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馬諫議書》，以數百字的篇幅，針對司馬光指責新法為侵官、生事、徵利、拒諫四事，嚴加剖駁，短小精悍，言簡意賅，措詞得體，體現了作者剛毅果斷和堅持原則的政治家風度。
王安石的政論文，不論長篇還是短制，結構都很謹嚴，主意超卓，說理透徹，語言樸素精練，“只用一二語，便可掃卻他人數大段”（劉熙載《藝概·文概》），可以看出其具有較強的概括性與邏輯性，思維縝密，善於雄辯。而他的一些小品文，則清新雅緻，膾炙人口，《讀孟嘗君傳》、《傷仲永》等評價人物的文字，筆力勁健，文風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給人以顯豁的新鮮覺。而《城陂院興造記》、《遊褒禪山記》等文字，簡潔明快，亦記遊，亦說理，二者結合得緊密自然，既使抽象的道理生動、形象，又使具體的記事增加思想深度，顯得佈局靈活並又曲折多變。
應該說，王安石文學成就最高者在詩。對此，錢鍾書在《宋詩選注》中曾有這樣的評價——王安石的詩無論在聲譽上、在內容上或在詞句的來源上都比西昆體廣大得多。痛罵他禍國殃民的人都得承認他“博聞”、“博極群書”；他在辯論的時候，也破口罵人：“君輩坐不讀書耳！”又說自己：“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所以他寫到各種事物，只要他想“以故事記實事”都可以做到，而所謂“用事”不是“編事”，是“須自出己意，借事以相發明”；這也許正是唐代皎然所說“用事不直”，的確就是後來楊萬里所稱讚黃庭堅的“妙法”，“備用古人語而不用其意”。
王安石的詩歌，大致可以罷相（1076年左右）劃界而分為前、後期，在內容和風格上有較明顯的區別。“王荊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為涵蓄……後為群牧羊官，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盡深婉不迫之趣”（葉夢得《石林詩話》）。他前期的詩歌，長於說理，傾向性十分鮮明，涉及許多重大而尖銳的社會問題，注意到下層人民的痛苦，替他們發出了不平之聲。《感事》、《兼併》、《省兵》等，從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描寫和提示了宋代國勢的積弱或內政的腐敗，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併土地對於國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擇將”的建議；《收鹽》、《河北民》等，反映了當時人民群眾備受統治者迫害壓榨的悲慘遭遇；《試院中》、《評定試卷》等，則直接抨擊以詩賦取士的科舉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經世濟國的人才；《元日》、《歌元豐》等，熱情地謳歌了變法帶來的新氣象和人民的歡樂；《商鞅》、《賈生》等，透過對歷史人物功過得失的評價，抒發了自己的新的見解和進步意義。
王安石後期的隱居生活，則給他帶來了詩歌創作上的巨大變化。他流連、陶醉於山水田園中，大量的寫景詩、詠物詩取代了前期政治詩的位置，抒發一種閒恬的情趣。但藝術表現上卻臻於圓熟，“雅麗精絕，脫去流俗”（《後山詩話》載黃魯直語）。《泊船瓜洲》、《江上》、《梅花》、《書湖陰先生壁》等詩，觀察細緻，精工巧麗，意境幽遠清新，表現了對大自然美的歌頌和熱愛，歷來為人們所傳誦。
相比較於詩，王安石寫的詞並不算多，今存約二十餘首。他雖不以詞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舊習”（劉熙載《藝概·詞曲概》），特別是《桂枝香·金陵懷古》一詞，透過描寫金陵壯景及懷古，揭露六朝統治階級“繁華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縱沉鬱，被贊為詠古絕唱。它同范仲淹的《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一詞，開了蘇東坡豪放的先聲，給後來詞壇以良好的影響。
由於王安石的詩文成就很高，最終被讚譽為“王荊公體”，其特點在於重煉意，又重修辭。特別是在用事、造語、煉字等方面煞費苦心，既新奇工巧又含蓄深婉，主要載體是其晚期雅麗精絕的絕句。其長處是下字工，用事切，對偶精；其短處在於作詩主意求工，主意之過流為議論，好求工而傷與巧；故“王荊公體”有深婉不迫處，也有生硬奇崛處。這既體現了宋詩風貌的部分特徵，又有向唐詩復歸的傾向，可謂既有唐音，又有宋調，對宋詩的發展影響較大。總的來說，從文學角度總觀安石的作品，無論詩、文、詞都有傑出的成就。北宋中期開展的詩文革新運動，在他手裡得到了有力推動，對掃除宋初風靡一時的浮華餘風作出了貢獻。
人生失意無南北
王安石出生於北宋的讀書世家，他的祖父和父親都是進士出身，整個家族更是足足有八位進士。因此王安石少年時受到了很好的薰陶，而他本人也對學習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再加上他從小就天資不凡，比同齡人聰明一大截，又酷愛讀書，練成了過目不忘，下筆成文的本領。據說有一次王安石所作的關於《孟子》的文章，同往常一樣被家人拿去給外人看，看過的人都拍手稱絕，那些不知道這篇文章是王安石所寫的人甚至認為這是《孟子》中遺失的章節，可以與原著媲美，其才華之高令人驚歎。
與歷代文人一樣，才氣四溢的王安石最終走上中舉做官之路。所不同的是，他不願留在中樞做一清閒文人，而是力求在地方上為官，感知民間疾苦，特別是在鄞縣為官之後，王安石勤於政事，並將這裡當作自己日後變法的實驗場，為當地的政治文化發展做出了極大的貢獻，政績顯著。在任期間，王安石這種積極的態度在他這段時間所作的詩歌中也體現得淋漓盡致，當時他看到鄞縣的美麗景色之後，就寫下了“山如碧浪翻江去，水似走天照浪明”的詩句，其昂揚向上的心緒溢於言表。而這一時期最著名的詩句，莫過於他在登杭州飛來峰時留下的《登飛來峰》一詩，堪稱經典，特別是“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兩句，寫詩人登高望遠的感受，呈現出詩人高瞻遠矚、不畏艱險的人生理想，格調高，意志堅，氣場大，更是將他胸中的幹雲豪氣傾吐而出，如今讀起來仍有氣壯山河之感。此時詩人只有三十歲，正值壯年，抱負不凡，正好借登飛來峰一抒胸臆，表達寬闊情懷，可看作實行新法的前奏。
主持變法後的新年，王安石見家家忙著準備過春節，聯想到變法伊始的新氣象，創作了《元日》一詩：“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全詩通俗易懂，卻極具畫面感，雖然用的是白描手法，卻極力渲染喜氣洋洋的節日氣氛，同時又透過元日更新的習俗來寄託自己的思想，表現得含而不露。結尾“總把新桃換舊符”含有深刻哲理，指出新生事物總是要取代沒落事物的這一規律。表達出王安石執政變法、除舊佈新的樂觀自信和堅定信念。
然而，歷史上的諸多變法，沒有一次是一帆風順的。王安石主導的熙寧變法遭到當時勳貴們的強烈反對，同時，新法自身在實施過程中也暴露諸多問題。在這種情況下，王安石和宋神宗這對君臣承受了極大的壓力，朝堂上保守派對他的攻擊也越來越犀利。王安石的政治理想和熱情在日復一日的爭辯中被消耗殆盡，遂有了辭官與之後的復起。
就在神宗第二次請王安石出山主持政局之際，在去往汴京的路上途經瓜洲，在渡口的王安石寫下了著名的《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其中“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更是成為了千古名句。從這句詩中不難看出王安石此時已經沒有了年輕時的意氣與滿身的抱負理想想要實現的渴望，更多的是他對於前途的擔憂和對於家鄉的留戀。全詩呈現出一個“心如明月”般高潔的詩人形象，清新雋永，別具一格，不僅借景抒情，寓情於景，而且在敘事上也富有情致，境界開闊，格調清新，又帶著一絲淡淡的惆悵，令人難忘。
這首詩也因為一個“綠”字，使得王安石的詩名流傳千古。南宋許顗《彥周詩話》曾贊曰：“超然邁倫，能追逐李杜陶謝。”王安石是一個講究修辭煉字的人，據說寫這首詩時，“又綠江南岸”的“綠”字，改了十幾個字，從“到”、“過”、“入”、“滿”等十幾個字，最後才定為“綠”字。事實證明，他的心血沒有白費，方有了這首千古名作，“綠”字的使用成為中國古代文學史上講究修辭煉字的範例。而這個“綠”字，其實也可看作王安石對於新政的期待，他希望自己這次回到京城，能讓新政像春風一樣吹遍北宋的土地，帶來一片新意，可視作其在艱難的時刻依然保持的樂觀的心態，令人佩服。
聯想到王安石還有一首詠古之作《明妃曲》，被譽為千古詠王昭君最精彩的一首作品。“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溼春風垂。低徊顧影無顏色，尚得君王不自持。歸來卻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幾曾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著盡漢宮衣；寄聲欲問塞南事，只有年年鴻雁飛。家人萬里傳訊息，好在氈城莫相憶；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王昭君是中國歷史上獲得後人同情最多的女子。人們同情王昭君，她離開家鄉，遠赴塞外，人生悲苦。可是王安石卻一反此前人們寫到王昭君時就表達同情的慣例，反而指出在塞外還有可能過得更幸福，得出“人生失意無南北”的結論，令人耳目一新。他又舉漢武帝的皇后阿嬌為例，失寵後被打入冷宮，從此過著暗無天日的日子。昭君如果留在宮廷，也不一定會獲得幸福……人生在世，境遇不同而心境不同，卻都不免在得意與失意間取捨。應該說，在王安石的詩詞中，既可見他的宏圖壯志，也可見他的失意悲涼。眾所周知，熙寧變法最終還是失敗了，可王安石卻不後悔，他做到了無愧己心。
擔任宰相，被罷相；再次擔任，再一次被罷相。在一片聲討中，從京城回到南京，回到自己曾經擔任江寧知府的故地，王安石感覺到一種寧靜和親切的同時，更多的是對人生的感慨和無奈。回到南京後，王安石在府城東門和鐘山之間結廬築屋，取名“半山園”。此後很多年，王安石便在南京過著他的半隱居生活，潛心於學術，聚徒講學。此時此刻，王安石終於放下了朝堂上的紛紛擾擾，開始悠閒地享受田園生活，他在那段時間裡醉心佛法，每日裡讀經焚香，心態也漸漸變得平和。在閒暇無事的時候，王安石還會遊山玩水，並在旅途中留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詩篇。例如《半山春晚即事》：“春風取花去，酬我以清陰。翳翳陂路靜，交交園屋深。床敷每小息，杖屨或幽尋。惟有北山鳥，經過遺好音。” 描寫了其生活環境的幽靜美麗和退居後的安舒閒逸，脫去常人惜花傷春的窠臼，生動地描繪了暮春時庭園的種種佳景，此時此刻，曾經叱吒風雲的大丞相，儼然成了鄉間垂暮的閒散文人，而末二句則在寧靜、喜悅感受的抒寫中，又隱約地透露了世罕知音的淡淡哀愁。再如其所做的《桂枝香·金陵懷古》一詞，將金陵的晚秋風光描寫得令人心醉：“登臨送目，正故國晚秋，天氣初肅。千里澄江似練，翠峰如簇。歸帆去棹殘陽裡，背西風酒旗斜矗。彩舟雲淡，星河鷺起，畫圖難足。” 透過對金陵景物的讚美和歷史興亡的感喟，寄託了王安石對當時朝政的擔憂和對國家政治大事的關心。該詞上闋境界蒼涼，下闋則今昔對比，時空交錯，虛實相生，對歷史和現實，表達出深沉的抑鬱和沉重的嘆息。全詞情景交融，境界雄渾闊大，風格沉鬱悲壯，把壯麗的景色和歷史內容和諧地融合在一起，自成一格，堪稱名篇。
處江湖之遠，居偏僻之所，晚年王安石最喜歡的是登高遠眺，他的目光總是投向遠方，他的心中總在牽掛天下蒼生。 鐘山之上，天空雲捲雲舒，流逝的是時間，但王安石那“拗相公”的錚錚鐵骨沒有些許褪色。他在《鐘山即事》一詩寫道：“澗水無聲繞竹流，竹西花草弄春柔。茅簷相對坐終日，一鳥不鳴山更幽。”這首詩意趣高潔、清靈雅麗，最後兩句，顯然就是對前人“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的挑戰，獨具個性的詩人選擇用孤立的、靜止的觀點去看待客觀事物，其老頑童的心態在這裡也一覽無餘，反映出王安石清雅高潔的個人品格和審美情趣，還有逆向思維的邏輯，而其營造的畫面感，則完全是隱居半山園的暮年詩人，擺脫宦海遠離塵世的村野情趣，渲染了王安石安然閒適的生活態度和孤介傲岸、超塵拔俗的耿直人格。
“牆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在文學史上，梅花早已成為傲然不屈、品行高潔的代表。在晚年王安石的筆下，那牆角梅花傲雪而開時，像極了孤獨自恃的自己。在詩中，王安石用梅花吐露心聲，即使自己陷入艱難苦痛之中，依然不改心中志向，一如梅花，凌寒獨自開，堅持著自我。這首詩表面上寫的是牆角寂寞盛開的梅花，實際象徵的卻是一個不怕嚴寒、品格高貴的人。的確，王安石是一個勇敢的改革家，儘管他的變法主張被推翻，兩起兩落，最終不得已放棄了改革變法。但透過對梅花不畏嚴寒的高潔品性的讚賞，王安石用雪喻梅的冰清玉潔，又用“暗香”點出梅勝於雪，說明堅強高潔的人格所具有的偉大的魅力，因而顯得意味深遠。此時此刻，梅花的清幽獨香，就是王安石內心最真實的寫照。而精神的頂天立地，才是自己給生命最好的善待。無怪後世評價王安石的詩歌風格用了四個字——“空中之音”。（繪畫 戴敦邦 撰稿 王悅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