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百年中國考古學篳路藍縷，反思與展望有利於我們把握前行的方向，也有利於研究者的道路選擇。生長點作為學術發展的指標，是考察一個時期中國考古學發展的有效概念工具。百年中國考古學經歷了若干階段性的發展，每個階段有其生長點。一脈相承的同時，不同階段具有與其時代相應的學科生長點。透過生長點的回顧與展望，由此也可以從一個角度認識百年中國考古學的發展路徑、現實狀況以及未來的發展趨勢。
考古學的發展是學科內外關聯的產物，外部關聯包括社會背景、時代思潮與相關學科發展，內部關聯是指學科理論、方法與材料之間矛盾［1］。考古學思想史的發展歷程顯示，考古學的發展具有階段性，儘管學術研究是連續的過程［2］。不同時期考古學的發展有其側重點，它們會引領一個時期學科的發展，我們形象地稱之為學科的“生長點”。把握學科發展的生長點，有助於我們認識學科發展的趨勢，避免學科研究的“內卷化”——儘管投入不斷增大，但是所得認識上的進步越來越緩慢。在科學發展史上，如從牛頓的古典物理學體系到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體系，執著於舊體系的研究者不得不面對研究停滯的困難。就研究者個體而言，無不希望自己處在學科的前沿，也就是學科生長的地方，為學科的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因此，學科生長點的考察關乎學科整體以及研究者個體的發展，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科學考古學在中國的發展已有百年的歷史，回首過往，考察現在，展望未來，恰逢其時。當下的中國正處在一個關節點上，新興的文化自覺正在開啟一個新的時代，與此同時，中國考古學的發展也處在一個轉型的關頭。審視學科發展的角度多種多樣，這裡所做的工作只是其中的一種，希望能夠有益於學界的相關討論。
一 過往中國考古學生長點的回顧
有關過往生長點的考察是看起來容易，實際上很難實現。因為學科的發展都已成為既定事實，生長點早已湮沒其中。好在早期的中國考古學發展領域有限，關鍵的事實並不多，考察大體可行。張忠培曾用六大標誌性事件來描述中國考古學的發展［3］：（1）1921年安特生髮掘仰韶村遺址，開啟中國科學考古學的序幕；（2）1931年梁思永揭示後崗三疊層，代表中國考古學者開始掌握考古地層學；（3）1948年蘇秉琦發表《瓦鬲的研究》，標誌考古型別學的成功應用；（4）1959年夏鼐發表《關於考古學上文化的定名問題》，考古學文化理論的運用開始普及；（5）1975年蘇秉琦推出區系型別理論，成為指導考古工作者構建中國史前史的理論框架；（6）1985年蘇秉琦發表《遼西古文化古城古國——試論當前考古工作重點與大課題》，指出中國考古學研究的重點如何轉向中華文明起源的研究。每一次標誌性事件都可以代表一個時期中國考古學的生長點，並與一段時期中國考古學發展聯絡在一起。
百年中國考古學始於1921年，這一年不僅有仰韶村遺址的發掘，而且也是發現周口店遺址的年份［4］。與此同時，桑志華、德日進等發現與發掘水洞溝、薩拉烏蘇遺址［5］，中國舊石器考古正式拉開序幕。這些都是以田野考古發掘來定義現代考古學。如果把這個定義拓展一下，把田野調查也包括進來，那麼現代意義的中國考古學要追溯到1900年前後，其標誌就是三個重大的田野調查發現：（1）敦煌古卷；（2）安陽甲骨；（3）流沙墜簡。這三大發現都與文字材料相關，考古工作豐富了古史資料。王國維由此可以確認商王朝的世系，利用地下出土資料證明了古史文獻的記載［6］。伴隨著文字資料出土的還有許多其他型別的物質遺存，實物材料研究開始進入到研究者的視野之中。考古學定義的核心就是要透過物質遺存去研究古代社會，從這個意義上說，1900年前後，中國考古學已經登上舞臺。20世紀初的中國，國事衰敗，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主動的考古田野調查與發掘都是外國人做的，中國學者第一次主持發掘則要從1926年的西陰村發掘算起。簡言之，現代意義的中國考古學是從實物材料的主動調查與發掘開始的，即田野考古開啟了中國考古學的序幕。
1949年以前的中國考古學是由數個重要的田野考古調查與發掘串聯起來的，其中包括周口店、殷墟與中瑞西北科考。周口店遺址的發掘與研究由中外雙方合作進行，這樣的合作培養了裴文中、賈蘭坡等第一代中國舊石器考古學者。殷墟的工作則由中國學者主持，這裡就像一所培養中國考古學者的學校，訓練了一批考古學者。同時，田野考古的基本方法逐漸形成，標誌就是後崗三疊層的識別。而中瑞西北科考團代表中國自身學術力量的崛起，中國學術界在科考活動的組織與實施中堅持主權，改變了西方殖民勢力長期主導中國考古學的局面。1949年以前是中國考古學的起步期，以田野考古為中心的現代考古學引入中國，取代了中國傳統金石學的位置。如果要歸納考古學的生長點的話，田野考古無疑是最明顯的。這其中以重要遺址的持續工作為中心，訓練隊伍，發展研究，已成為一套行之有效的實踐策略。
儘管1949年以前的中國考古學還只是剛剛起步，但它所產生的“建立者效應”（founder’s effect），對後來的中國考古學影響深遠，如舊石器考古長期被視為自然科學，劃在地學領域中，因為早期舊石器考古主要由有地學背景的研究者研究的。不過，這其中真正影響中國考古學特色的是中國考古學的歷史導向。中國考古學研究可以利用豐富的文獻資料，這些資料為考古學研究提供了較好的時間框架與時代背景，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只是一個代表而已。但在中國當時發展落後的大背景下，這也成為中國考古學落後的標誌——太依賴文獻。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以前學者往往都有非常好的文獻功底，不論是本土學者還是有留學背景的，這一學術功底後來幾乎再也無法複製。與之相應的還有對傳統物質文化的熟悉，此時人們的生活方式還比較傳統。這個階段的中國考古學研究和文獻傳統和物質文化傳統結合較為密切，由此構成中國考古學在田野考古之外第二個生長點，也是內在於中國考古學的生長“基因”——歷史導向。
1949年之後的中國考古學，在國家的組織與支援下，建立起相關機構，逐漸形成系統的研究體系。這個階段的中國考古學以1976年為界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在前一階段，尤其是在20世紀50年代，掀起中國考古學發展的一個高潮。從1952年開始，連續四屆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培訓了341名專業人員［7］，促進田野考古工作在全國展開，田野考古工作的規模大大超過1949年以前。圍繞大規模基本建設展開相關的田野考古調查發掘。如半坡、北首嶺、元君廟等遺址較大面積地揭露，由此帶來較為系統的田野考古資料，為重建史前社會的面貌提供了材料基礎。跟1949年之前一樣，田野考古仍舊是中國考古學發展的主要方向，而且規模更大，工作更系統。
中國新石器時代分期與分割槽（鄭州市博物館展覽）
伴隨田野考古發展的是理論方法的推進。這個時期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考古學研究的基本指導思想，20世紀50年代時，青年學子曾經熱情地主張要發展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考古學［8］。但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理論原理到具體的古代實物遺存還有較大的距離，理論並不會自動與材料發生聯絡，需要考古研究者大量的工作跨越這其間的鴻溝。而這不是當時的中國考古學研究所能解決的，這樣的反思促進了如蘇秉琦這樣的研究者更注意考古基礎材料的整理與研究。1959年《洛陽中州路》出版，為中原地區東周墓的斷代提供了標尺，成為考古型別學工作的標杆［9］。同年，夏鼐《關於考古學文化的定名》一文發表，考古學文化理論成為構建中國史前史時空框架的基礎理論［10］。基礎理論方法的發展成為引領後續考古學研究的風向標，也成為這個時期中國考古學發展一個重要生長點。
大約1976年之後，曾經受到政治運動影響的考古學研究工作逐漸恢復，並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大潮，與西方考古學聯絡增加，新的理論方法引入中國考古學。因此，在這個時期，中國考古學的生長點首先要歸屬於西方考古學理論方法引入，其中取得突出成績的要算多學科交叉的方法，絕對年代測年、動物考古、植物考古、微痕分析等。在理論上，接受度相對更弱一些，儘管有些論著翻譯過來，但影響有限，中國考古學的基本理論構架並沒有改變。不過，多學科交叉的方法往往暗含著功能主義的觀念，即要研究古代社會生活如何運作，如工具的功能、動植物的馴化、環境變化的影響等。這些方法的應用與推廣，為當代中國考古學研究（約2000年之後的中國考古學）的功能化趨勢做了鋪墊。部分新銳的中國考古學者試圖擁抱西方考古學，特別是過程考古學的方法［11］，但由於不熟悉過程考古學的理論基礎，理解上還存在較大的偏差。其他一部分學者則不贊同西方考古學理論［12］。
受到中外交流大潮的影響，中國考古學開始更注意自身特色與中國文化身份。蘇秉琦系統地提出區系型別理論［13］，這是中國學者在考古學文化理論基礎上的發展。在此基礎上，蘇秉琦提出中國考古學研究重心應該轉向研究中華文明、中華民族、中華文化起源［14］。後來更進一步提出建設考古學研究的中國學派的設想［15］，這也是因應中國考古學進入西方主導的國際學術體系的反映，在國際交流中意識到中國文化、中國考古學的獨特性。由此，在學術任務上、在理論方法上具有自身特殊性的中國考古學開始走向學術舞臺。不過，蘇秉琦提出的還只是一種設想，要將其轉化為現實，則是當代與未來中國考古學的責任。在這個意義上說，建設中國考古學派還只是一個處在萌芽狀態的生長點。但從此時開始，有關中國文明的考古學研究則日益成為研究熱點。
二 當代中國考古學的生長點
我們把當代考古學定義在過去20年的時間範圍內，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對外開放進入新的格局，國家經濟實力發展加速，考古研究的規模空前擴充套件，可以說中國考古學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其發展有目共睹。這裡直接將其歸納為六個有代表性的生長點。
中國文明考古是當代中國考古學研究中最閃亮的生長點。在世界範圍內，古文明考古的重大發現集中在19世紀中後期與20世紀初，此後至今，不復再有那樣偉大的發現了。那段時間可以稱為考古學史上“激情燃燒的歲月”，因為那個時候考古學家需要穿越沙漠叢林，戰勝疾病、匪徒、貪官汙吏以及仇視陌生人的族群，伴隨著傳奇般的探險，偉大的考古發現不斷湧現，消失的文明被逐一找到［16］。不過，和世界其他古典文明的發現相比，中國文明的集中發現似乎晚了100年。對於中國考古學而言，發現消失的偉大文明才是剛剛進入高潮。良渚古城的正式確認是在2007年，隨後發現的水壩系統，讓“良渚文明”的稱號成為可能。2011年正式確認了石峁古城，人們驚奇地發現，如此荒涼的黃土高原上距今4500年前曾經有一座碩大的城（市）。從前那些古典文明都是西方考古學家發現的，如今幸運的是，發現中國古典文明的榮耀留給了中國考古學家自己。我們或可以預期，今後一二十年裡將可能迎來更多、乃至更重要的有關中國文明的發現。
河南滎陽青臺遺址北斗九星祭祀遺蹟
中國文明考古也是考古材料發現的組成部分，材料發現依賴田野考古，所以，在這個意義上，田野考古才是中國考古學的第一個生長點。透過田野考古，不僅獲得令人矚目的發現，而且還獲得了探究古史的科學研究材料，更進一步說，還獲得可以用於展示、品鑑的文化遺產。現在中國每年有成百上千的考古發掘專案，部分是基建專案，為了不被建設工程破壞，不得不發掘；還有少數為了研究目的的主動性發掘。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高潮還沒有過去，還有大量的發掘專案需要完成，不斷會有新的材料出現。與此同時，隨著專業隊伍的擴大與國家支援力度的增加，主動性的發掘專案也會更多，發掘的精細程度還在提高。
中國考古學第二個亮眼的生長點是科技考古，也稱考古科學、技術考古，或是實驗室考古。從最近一二十年的發展來看，在國際考古期刊上，這個方向產出了最多的研究成果，成為中國考古學國際化程度最高的領域，也是中國考古學研究進步最為迅速的領域。科技考古在中國考古學中已經形成了若干分支，較為成熟的有植物考古、動物考古、年代考古（年代測定）、人類骨骼考古、古DNA考古、文物保護技術等，還有更多的分支領域正在壯大之中。這些分支領域的最大特點是學科交叉性，研究者除了懂考古之外，還需要懂得相關方向的專業知識與技能。在不久的將來，中國考古機構中將會興建越來越多的實驗室，這是中國考古學發展的必然選擇，沒有它們，考古材料的分析、保護都將無法進行。這個方向需要較多的人才，是很有潛力的發展方向。
第三個生長點是中外交流考古。這是個新方向，近些年來逐漸成為關注的熱點。隨著國家一帶一路建設的進行，需要大量熟悉相關國家的文化工作者。考古學研究非常適合作為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文化交流合作的途徑，透過這樣的合作，我們可以更好地瞭解這些國家的歷史與文化，為將來其他方面的合作奠定更有利的條件。從事這方面的研究，需要熟悉合作物件所在國家的語言、歷史與文化。目前較為迫切需要的語種是法語、西班牙語、俄語。隨著中國考古學的發展，走出國門研究世界其他地區文明與文化是必然的。一方面是為了瞭解中國之外的世界，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更好地瞭解中國文明自身。只有透過文明比較，我們才會更清楚地把握中國文明的特色。中外交流考古需要一大批開拓者，目前我們的工作才剛剛起步。
第四個生長點是歷史考古。這個生長點有點古老，但基礎深厚。如果上面所說的考古學研究是冰山露出水面的地方，那麼歷史考古就是水面下的冰山。它紮根於中國悠久的歷史傳統與豐富多樣的物質文化，研究者不僅有考古專業人員，還有大量的愛好者。在歷史考古中，文物研究是重要的組成部分。要從事這個領域的研究工作，需要良好的文獻功底，需要熟悉中國古代歷史與文化，還需要一兩門專長，青銅器、玉器、造像、銘刻……其中的行當不勝列舉，任何一個門類都需要終身的研究才可能精通。也許因為這個領域太過於艱難，致使後段考古的人才稀缺。考古專業的學生以為從學校畢業之後，就可以從事這方面的工作，結果發現自己往往才剛剛入門，真正的學習要從實際工作的時候開始。文物（考古工作者似乎不大喜歡這個詞）是文化傳統的重要載體，應該是考古學的重要研究物件。這個方面，我們過去有些忽視，將來應該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和以上四個方向相關的還有一個很特殊的生長點，那就是水下考古。它是田野考古，也是科技考古，更是中外交流考古，還是歷史考古，因為沉船基本都是歷史時期的。水下考古在中國考古學中出現比較晚，只有二三十年的歷史，最近這些年發展比較快。目前中國考古學界擁有水下考古資質的有150餘人，現在能夠下水工作的人員將近一半。中國水下考古的工作範圍目前已經擴充到了紅海、地中海。水下考古是考古學中技術與資金密集型的方向，需要相當大的投入。目前中國水下考古已經有了自己的專業船隻，也有專業的潛水裝置。儘管有先進的裝備保障，水下考古工作還是很有挑戰性的。不過水下考古有個其他方向沒有的優勢，那就是一旦遇到發現，出水物就會極其豐富，而且非常完整。
最後一個生長點是公眾考古（或稱公共考古）。這是一個熱度很高但爭議卻很大的方向。習慣上，大家自覺不自覺地會把它等同於考古科普，實際上兩者有較大的區別。考古學研究的目的最終還是要服務於公眾，服務於現實，服務於時代。公眾考古的出現代表著一個新時代的到來。讀考古學史，我們會發現考古學最初是服務於社會精英階層的，他們在茶餘飯後，收藏把玩古董，壟斷了文化生活。隨著近代化程序的發展，中產階層走上歷史舞臺，如果古物還是由私人把控，那麼就很難讓大家都欣賞到。於是乎有了博物館，有了旅遊產業，有了專業的考古學研究者。而今我們講公眾考古，其目的是要囊括最大範圍的社會群體，顯然，這些公眾應該都是受過教育的群體（公眾是教育普及的產物）。其關鍵點，或者說它不同於考古科普的地方，在於公眾考古更加強調專業群體與公眾的互動，更重視公眾的參與，尤其考古愛好者的參與，讓考古學獲得某種有益社會發展的公共性。而要做到這些，一方面需要物質條件，網路時代的到來為這樣的互動與參與提供了便利的條件；另一方面需要掌握表達技巧的專業人員，能夠把專業的話語以更接地氣、更加藝術的形式表達出來。公眾是一個極大範圍的群體，因此，對公眾考古的需求也是極大的。
三 未來中國考古學生長點的展望
未來中國考古學是什麼樣的呢？沒有人能夠做預言家。如果不知道未來中國考古學是什麼樣子，憑什麼可以談未來的生長點呢？也許我們可以將之視為一種理想或者希望，也是一些需要我們著力去發展的生長點。
第一個生長點是中程理論與中層方法。雖然兩者共享一個“中”字，但是兩者並不相同。把這兩者聯絡在一起的是一個共同的任務：透物見人。考古學的核心目標就是要透過古代遺留下來的物質遺存去了解古人。而要實現這一目標就離不開中程理論與中層方法。中程理論的關鍵意義在於它能夠為考古學家重建過去提供一個框架或模板［17］。物質遺存（考古材料）最大的不足是零散、殘缺，不是所有古人的活動都會留下物質遺存，不是所有物質遺存都能儲存下來，不是所有儲存下來的物質遺存都能被我們發現，被我們發現的物質遺存並非都能得到準確識別……經過如此重重篩選，我們能夠得到的物質遺存最後只是古代社會的九牛一毛。做過陶器拼合工作的人都知道，如果我們大概知道這是一件什麼器物，如果能夠得到從口沿到底部的殘片拼合，那麼就可以基本準確地復原這件器物。這個大致的模樣就是框架或模板，中程理論提供的就是這個。
具體到考古學研究中，這樣的中程理論主要是指民族考古、實驗考古、直接歷史法、當代物質文化研究等。令人遺憾的是，中國缺少民族考古的研究資源，而且已經失去了開展民族考古的最佳時機。西方在殖民過程中，在非洲、美洲、大洋洲以及亞洲遇到了處在不同發展水平的人類群體，有的群體還在使用石器，有的仍然以狩獵採集為生，有的還過著母系社會生活，如此等等鮮活的生活面貌為考古學家瞭解史前人類生活提供了難得的視窗。毫無疑問，近代民族誌以及人類學考察報告所記載的“原始”生活並不等於史前的真實狀況。但是，在我們沒有其他可以參照物件的情況下，這些資訊就彌足珍貴。中程理論並不贊同把古今社會進行簡單類比，而是主張從民族誌與人類學材料中提煉出具有一定普適性的理論框架來。比如，我們研究史前的狩獵採集者，不論是古代還是近現代的狩獵採集者，只要他們依賴這種生活方式，必定要從自然界中去尋找食物，而不是去生產食物。這也就意味著他們不可能定居一地，不可能形成大規模的、穩定的社會群體，更不可能發展出複雜的社會組織，由此在生計方式與居住形態上具有可比性。賓福德曾研究阿拉斯加的Nunamiut（愛斯基摩人的一支）人的居址組織策略，由此提出了著名的forager-collector模型［18］。這個模型廣泛用於舊石器考古遺址功能的判斷、工具設計策略分析、文化適應變遷研究等。
隨著全球的工商業化，如今已經很難找到比較合適的能夠開展民族考古的研究物件。不過，在這個方面，透過加大翻譯的力度，一定程度上可以彌補缺憾。如果能夠直接利用英文資料的話，那麼就可以實現“洋為中用”。中程理論的其他方面則都是可以開展的，如實驗考古。目前我們的工作還是初步的，不夠系統，規模也有限。將來有可能的話，我們或可以開展大型實驗考古專案，甚至可以邀請公眾參與其中。至於說其中的直接歷史法，這是中國考古學的特色與長項，因為我們有一個連續發展的文明，有良好的歷史文獻資料，把歷史時期與史前時期可以連線起來，由此可以理解某些史前的物質文化意義。最後，當代（也可以包括近現代）物質文化研究也可以發展成為我們的強項，因為中國的傳統農業社會還只是剛消失，許多農業時代的遺存非常有價值；另外，中國地域廣闊，文化多樣，也有利於開展當代物質文化研究，從中提煉出有價值的參考框架來。就這一點而言，拉什傑的“垃圾考古專案”頗有可以值得借鑑的地方［19］。
相比於中程理論只是提供參考的框架，中層方法是直接用來研究物質遺存的。國內考古學中應用較多的聚落考古、系統區域調查、石器微痕分析、操作鏈分析等，都屬於這個層次（考古地層學、型別學屬於底層理論方法）。中層方法是當代考古學方法的主體，它是考古學研究實現透物見人目標的主要路徑。這個領域是西方考古學的強項，如果我們去看西方考古學的論文，姑且不論其研究意義，可以發現絕大多數論文的中層方法的運用是相當不錯的。中層方法離不開科學思維，那就是相信事物背後有其原理，透過觀察、測量以及概念的抽象，可以建立概念之間的邏輯關係，進而發展出數學描述。也就是說中層方法不僅僅是一些方法，其中暗含的是科學的思維習慣。這裡需要說明的是，中層方法與科技考古是不同的，科技考古是學科交叉的產物，而中層方法是在考古學內部發展起來的。
第二個生長點是考古學理論。理論給人的感覺總是有些空洞的，再多的理論也不能真正回答問題，最後能夠回答問題的還是考古材料的發現。這種經驗主義的思維是由來已久的，然而，學術發展不是單憑經驗主義就能實現的。能夠鑄造干將、莫邪這些名劍的工匠有豐富的經驗，但是他們無法把經驗傳承下去，因為他們沒有掌握冶金鑄造的科學原理。理論是一門學科發展的精華，也是學科發展成熟的表現。當代中國考古學的理論發展還處在起步階段。
考古學理論研究主要解決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要探討考古學可以或應該去研究什麼；二是回答為什麼考古學能夠這麼做。前一個方面涉及到考古學邊界的探索，如文化歷史考古構建了史前史的時空框架，一定意義上回答了族群的淵源問題。但是考古學的發展沒有止於這一步，過程考古把考古學的邊界擴充套件到解釋文化為什麼以及如何變遷兩個新的領域。後過程考古學更進一步，把邊界延伸到文化意義（象徵）層次上。現在這一切看起來很完美，好像文化的所有層面都有研究，但是考古學的邊界是沒有止境的，探索的腳步也不會停止。也許下一步，考古學研究會超越文化這個概念的限制。在當代考古學理論領域，的確除了以文化為中心的研究之外，還有生態、進化、能動性、馬克思主義、歷史等正規化，研究主題有物質性、性別、社會關係、心智等［20］。
有些遺憾的是，目前中國考古學中的理論都來自於西方考古學。雖然不斷有人質疑西方考古學的理論是否符合中國考古學的實踐，但是始終沒有我們自身的理論誕生。理論肯定存在適合度的問題，理論都包含一些暗含的前提，有些前提是需要反思與批判的。吸收、批判、再創造，應該是中國考古學理論發展的基本道路。什麼時候中國考古學有了自己的理論，中國學派的叫法也就可能成立了。理論雖好，它終究不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可能出乎許多人意料的是，從考古學史上來看，考古學理論的來源並不是田野工作。田野工作可以檢驗理論，但是它自身並不會自動生成理論。許多理論是學科交叉的產物，尤其是考古學與人類學、歷史學、社會學等密切相關學科的交叉。還有一些理論來自學科邊緣的研究，如民族考古、當代物質文化研究。
第三個方向是國外考古。如果說中外交流考古是第一步，那麼下一步就是國外考古，也可以稱為世界考古，就是研究全世界。這個領域一直是西方考古學的專屬，但未來中國考古學必定要涉足其中。中國不是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國家，我們研究世界的目的不是控制與統治其他國家，我們的目的是要更好地瞭解這個世界，更好地瞭解人類本身，更好地瞭解自己的文明。雖然都是研究國外考古，但是我們的出發點與西方是不一樣的。現在中國考古學者也越來越意識到，中國考古學的問題僅僅透過國內研究是無法解決的。以中國文明起源研究為例，我們迫切需要了解世界其他文明的形成過程，透過比較才有可能定位中國文明，瞭解其特色。每一個有歷史的文明都曾經是成功者，都有值得我們借鑑與學習的東西；每一個已經消失的文明也一定有教訓，值得我們警醒與反思。文明互鑑對每一個文明的長期發展都是必不可少的。
當前，在中國考古學研究中，真正意義的國外考古非常稀少。原因也非常簡單，因為我們以前的發展水平不夠，沒有足夠資金、裝備，也沒有相應的人才培養，更缺乏開展研究的途徑。即便有人學習了國外考古，也可能變成“屠龍術”，毫無用武之地。如今的情況已經發生了改變，中國的發展深深地嵌入到世界之中，密切的國際交往產生了需求，我們迫切需要了解世界其他文明與文化。隨著中國進一步的改革開放，這種需要越來越強烈。怎麼滿足這種需要就成了問題所在。中國學術界關注國外考古的歷史並不短，20世紀50年代東北師範大學的林志純就開始研究古典文明考古，引領創辦了《古代世界史通訊》與Journal of Ancien tCivilizations（1986年），建立中國第一個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培養一批古典學、埃及學、亞述學、赫梯學的碩士與博士研究生。改革開放之後，部分研究者進一步到西方去深造，成為該領域的中堅力量。
總體而言，我們有關世界古典文明的研究更多是透過文獻研究實現的，大部分研究者並沒有考古學的訓練，也沒有機會到國外去直接參加田野考古工作或是直接去研究實物材料。未來這種狀況一定會發生改變。學習考古學的學生可以進入到這個領域中，這會有效地拓展考古學研究的範圍，豐富未來的發展選擇。國外考古絕不僅僅限於古典文明研究，從舊石器考古到歷史時期考古都可以選擇。現在頗有一些學生選擇藝術史研究，藝術史是古典（文明）考古與歷史考古的前身，比較適合那些對藝術有興趣的學生。我們通常把這些領域稱為“絕學”，研究者需要熟諳多種語言，除了中、英等常用語言外，可能還需要學習一些已經消失了的文字。學貫中西，融通古今，應該說是這個領域研究者的標準描述。
就發展國外考古而言，以前我們是靠我們自己培養，並選擇少量的學生出去留學，然後回國繼續培養學生。這個速度比較慢，而且可持續性也不是太好。如今，我們已經有了較好的條件，中國考古學者正在走向世界，除了一帶一路國家之外，我們現在已經走進拉丁美洲。雖然這只是個開端，但趨勢已經出現。還有一個途徑，中國考古除了走出去，還需要引進來，我們可以邀請國外考古學者來中國任教，一方面可以邀請西方國家的學者；另一方面可以邀請第三世界國家的考古學者來中國任教，培養人才的同時，還可以建設起較為穩定的合作關係。多頭並進，就能較快地擴大我們國外考古的研究力量。
第四是“中國文化考古”。過去100多年，中國發展的主題是如何現代化，現代化不僅指科學技術，也包括社會制度、文化思想、人文藝術。然而，現代化與西方化之間是很難清晰區分的。一件傢俱，它是技術產品，同時，它必定也是一件文化產品。使用這樣的產品，不可能不接受其文化影響。現代化是否必然等於西方化呢？現代化與弘揚中華文化傳統是否必然矛盾呢？當前，現代性的思想是需要反思的，我們對於現代性的迷信應該終結了。這應該是未來中國學術發展的趨勢，因為過去100多年來伴隨中國現代化這一主題的還有一個觀念，那就是獨立自主。兩者是辯證的關係。我們首先贏得的是政治上的獨立自主，後來是國防工業，再後是其他工業體系、科學技術，終究會輪到文化領域的獨立自主。也許這一步來得沒有想象的快，但作為歷史趨勢是不會改變的。
20世紀90年代初，人文思潮開始湧動，但是這個時候所說的“人文”，基本都是指西方的人文主義思想。過去10多年來，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這樣的人文主義是幼稚的，是一種烏托邦思想，真正推行到社會實踐領域將是災難性的。未來的中國需要“新人文主義”，這種人文思潮當然會借鑑西方優秀的人文思想，但同時會迴歸中國文化本位，我們需要採取一種更加中和的態度看待中西文化。相對於我們曾經走過的路來說，那就是中國人文的復興，更可能是一種再創造。迴歸中國人文傳統，必定要回溯中國文化的形成過程。任何一種文化在其萌生期，都是生機勃勃的，精神康健，到衰落的時候，往往是僵化死板，暮氣沉沉。當前，中國考古學研究發現，中國文化的一些要素可以往前追溯到新石器時代，乃至於更早的時期。探索中國文化的淵源，應該是中國考古學的重要任務，這也應該是中國文化考古的重要內容。
第五，新綜合。有關世界考古學的綜合並不是什麼新鮮事物，自從有了碳十四以及其他絕對年代測定技術之後，全球範圍內的考古材料就有了統一的時間尺度，就有了可以比較研究的可能，於是就可以書寫世界史前史了。這也就是格拉漢姆·克拉克寫作《世界史前史》一書的前提條件［21］。自此之後，綜合研究不絕如縷。既然已有綜合，我們是否還有必要做呢？當然有必要！開啟各種有關世界史前史的綜合著作，不難發現其中涉及到中國考古學的部分往往都是非常少的，三、四十分之一的篇幅，甚至更少。在既有的世界史前史體系中，中國史前史幾乎是微不足道的。這與我們長期佔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比例是非常不相稱的。
任何綜合都是有選擇的，任何選擇都是有價值判斷的。目前的考古學綜合都是西方學者做的，他們有自己的價值判斷，他們有自己的偏好。與西方文化歷史發展相關的必然會更加受到重視，與其知識體系相關的內容才可能被接受。以為世界上存在一個標準的世界史前史的書寫方式是幼稚的，從來就不存在一個標準的世界史前史或是世界考古學，而是會有從不同視角出發考察的世界史前史或世界考古學。簡言之，中國考古學需要自己的全球綜合。這不是說我們可以隨意剪裁，乃至曲解材料，而是說我們可以從自己的角度去理解、去闡釋。
所謂新綜合，不是指全球考古材料的簡單羅列，它有幾層含義。首先，綜合是站在中國的視角，對世界其他地區考古學研究的整理，這樣的綜合，其目的是要幫助我們回答中國考古學的問題。因為有些問題必須站在全球的高度，需要透過全方位的比較才能解決。其次，綜合不僅僅指考古學層面的，還應該包括所有相關的研究。中國考古學偏向歷史主義，而西方考古學，尤其美國考古學，是以人類學為中心的。兩者之間有不少可以相互補充的地方，綜合意味著對差異性的消化。再者，綜合不僅僅是薈萃，更是在此基礎上再創造。可以想象，如果真的能夠實現上述的綜合，新的思想就可能由此而生。這裡的綜合就是昇華，如前面所說的中國“新人文主義”就可以算得上是這樣的昇華，它是在廣泛學習世界不同文化基礎上弘揚自身傳統的產物。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中國的文化傳統是善於綜合的，因為善於吸納，所以博大。未來的中國考古學應該大有作為。
四 結語
儘管我們把中國考古學分成若干階段進行考察，但還是需要強調指出，學術是累積性的發展，後人正是因為能夠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所以能夠看得更遠。透過不同階段中國考古學生長點的考察，不難看出每個時期的考古學發展都深受其所在時代的影響，從發展馬克思主義中國考古學的主張，到蘇秉琦倡導的發展轉向，再到走向世界的中國考古學，每一步都反映了時代精神與現實需要。一般地說，以材料發現與整理為中心的田野考古長期主導中國考古學的發展，但是在不同階段，我們也可以看到理論、方法的引領與推動作用。再者，需要指出的是，考古學的發展有其自身的邏輯，材料的範圍與質量、方法的科學性與多樣性、理論的前瞻性與適合度，是影響考古學發展的關鍵因素。沿著這樣的發展邏輯，最後我們才可以去展望未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未來的中國考古學將走向“星辰大海”，將會有無限廣闊的發展空間，值得我們努力去追求。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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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勝前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
原文刊於《中原文物》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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