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著名學人王應麟在其被後世廣為傳頌的童蒙作品《三字經》中，開篇寫道：“教之道，貴以專。”可見強調專心致志、由專致精乃古時讀書人所共同尊奉之治學宗旨。降至晚清，依然如故。
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十七，尚在京師翰林院深造潛修的曾國藩將數載來的讀書心得，於家書中給四位兄弟分享。曾國藩自認早年求學也談不上用功，荒廢了不少光陰，好在自己“最好苦思，又得諸益友相質證”，總算歸納了幾條經驗。其中居首位的，便是“窮經必專一經，不可泛騖”。
具體來說，
如要專精，先有耐心。
用曾國藩的原話來講，“讀經有一耐字訣。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讀；今年不精，明年再讀，此所謂耐也。”換言之，治學做事，要採取笨功夫，切不可趨易避難、挑肥揀瘦，倘一味耍小聰明，未依照循序漸進之程式，將來勢必身無所長，空為花架子而已。
如要專精，須攻一門。
仍以讀書為例，從古至今，賢哲不輟，典籍亦是汗牛充棟，不可勝數，“或欲閱之，但當讀一人之專集，不當東翻西閱。如讀昌黎集，則目之所見，耳之所聞，無非昌黎。以為天地間除昌黎集而外，更別無書也。此一集未讀完，斷斷不換他集，亦專字訣也”。治學好比練拳，氣聚而神凝，方能虎虎生風，招招有力，反之信馬由韁，氣弱則神散，自然力道不足。
如要專精，要抓關鍵。
諸子百家，雖學說各異，但大致路數有三類：義理、考據與詞章。畢竟人生有涯學問無涯，任何人窮盡此生皆不能博覽群書，何況氾濫遍閱的結果，十有八九淪為橫通之輩，難以專精。是故必須抓住學問之要害處，走專家之途，繼之再求貫通。在曾國藩心中，“以義理之學最大”，也就是指導思想與基本原理要吃透悟深，“義理明則躬行有要而經濟有本”。
總而言之，“凡事皆貴專，求師不專，則受益也不入；求友不專，則博愛而不親。心有所專宗，而博觀他途以擴其識，亦無不可。無所專宗，而見異思遷，此眩彼奪，則大不可”。
話好說，事難做。撰寫此家書時，曾國藩不過是三十出頭、初窺學術堂奧之人，加之翰林院同儕裡天才匯聚，高手林立，自覺一無是處。故曾國藩心生志大卻才疏的恐慌與沮喪：“無如體氣本弱，耳鳴不止，稍稍用心，便覺勞頓。每自思念：天既限我以不能苦思，是天不欲成我之學問也。故近日以來，意頗疏散，計今年若可得一差，能還一切舊債，則將歸田養親，不復戀戀於利祿矣。”
曾國藩對專精之真諦感悟，尚是在領兵之後。如平叛之初，曾國藩接連遭遇靖港、湖口慘敗，既羞且恥，兩度意欲自殺。在家書中，他慨嘆“惟盡一分心作一日事”，專心治軍，終悟出了“屢敗屢戰”的道理。
對於如何達致專精，曾國藩自然有了新體悟。
如要專精，須善於熬。
做事彷彿行舟，有“輕舟已過萬重山”之順境，更常遭遇“雪擁藍關馬不前”之逆境，陷於困頓之中。面對此際，曾國藩給出的辦法極其樸實簡單：“困時切莫間斷，熬過此關，便可少進。再進再困，再熬再奮，自有亨通精進之日。”熬不過去也要熬，熬一關，進一步，愈熬愈是撥雲見日，雲淡風輕。
說到底，曾國藩奔向專精的歷程，也是重塑個人性格的進階之路，熬久了，專注了，遇事便會執著倔強。正是憑藉一股子倔強，曾國藩由一個毫無帶兵經驗之文人，攻堅克難，鳳凰涅槃，成為統率七省重兵之大臣。於此無數艱險中，曾國藩昇華了自我，變化了氣質，更加堅信唯有專注、專精，方可成就事業。
當然，專並不排斥通。曾國藩也講過，“為學譬如熬肉，先須用猛火煮，然後用慢火溫。”由博返約，觸類旁通，實現此宏願的基石必須是紮紮實實、日拱一卒的專精。
總之，始終懷有耐心，立足本職主業，善於緊抓關鍵，遭遇困難時熬得住，形成倔強品質
，此為曾國藩給後人開出的通往專精之步驟。何其清晰也！然又艱難也！成功之途，註定荊棘遍佈，熬過打通諸多關隘，吾輩便是好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