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愉之詞難工，窮苦之音易好”，“詩必窮而工”，名人的言說被視為權威的判斷，但對照史實，仍有不小的出入，窮者的文章不一定工，詩文作得好，作者不見得窮。窮與工並無直接的聯絡。
古代讀書人的窮，多指科場失意、仕途蹭蹬、生活艱難。文化典籍汗牛充棟，想要找到窮而後工的證據不是件難事。杜甫一生顛沛流離，其作品則成了唐代詩歌的高峰。反過來，生活穩定、衣食無憂，就一定寫不出好文章嗎？漢魏之際的曹植，名門望族、錦衣玉食，而筆下文字引領一時風騷，一篇《洛神賦》文采斐然，美侖美奐。“居高身自遠，非自藉秋風”，虞世南立身廟堂、生活富足，他的書藝早有定評；詩作文詞典麗，意境廓大，論者稱有盛唐氣象。宋人晏殊高居相位，生活優裕，《無題》“梨花園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被人批作富貴氣太濃，但“魚書欲寄何由達，水遠山長處處同”與唐人王灣“鄉書何由達，歸雁洛陽邊”，異曲同工，是懷鄉詩中難得的佳作，說起宋詩，誰也不會忘了這首《無題》。“無可奈何花落去，時曾相識燕歸來”，妙語連珠，如有神助，更是好評如潮。
曾國藩也不同意“窮工之論”，他說：“鄭氏所撰《三百篇》譜，大抵成周盛時賢人有位之作為多。東遷以降，王跡既熄，詩亦替矣。西漢蘇、李，東漢班、張，號為能詩，亦當兩京全盛之日。李唐之世，詞人百輩，累跡而興。然世所稱四唐者，雖愚者亦知有初、盛而貶中、晚。蓋聲音之道，與政相通。
國家鼎隆之日，太和充塞，庶物恬愉，故文人之氣盈而聲亦上騰。反是，則其氣歉，而聲亦從而下殺。達者之氣盈矣，而志能斂而之內，則其聲可以薄無際而感鬼神；窮者之氣既歉，而志不克劃然而自申，則甕牗窮老而不得一篇之工，亦常有之。然則謂盛世之詩不敵衰季，卿相不敵窮巷之士，是二者，殆皆未為篤論已。”（《雲漿山人詩序》代季師作）世盛則詩盛，世衰則詩衰，理據充分，信哉斯言。作品品鑑，曾國藩看好明人歸有光，但也常為其花甲之年始得功名，文章成就為早歲生計拖累而嘆惋。
“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李白出入都門，傲睨王侯，唐玄宗屈尊調羹，高力士折節脫靴，一時風光無限，豈是凡人能得的際遇？一首《將進酒》，寫在觥籌交錯、酒酣耳熱之際。其時詩人情緒亢奮，文思酣暢，詩的基調豪放，氣勢磅礴，彰顯了詩人磊落的懷抱，讀之迴腸蕩氣、痛快淋漓。有人說李白的“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優於“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感覺也很有道理，李詩氣魄確實大於杜詩。講生活境遇，李優杜劣，但論詩，李與杜其實難分高下。
明人文徵明一生絕少波瀾，生活小康，平靜安寧，他寫吳中勝景玄墓山：“玉梅萬枝與竹松雜植，冬春之交，花香樹色，鬱然秀茂；而斷崖殘雪，下上輝映，波光渺彌，一目萬頃，洞庭諸山，宛在幾格……”雖然只是小品文章，但作者用畫家精細的眼光摹寫景物，遠近搭配、光影排程，均臻於至善，讀之情韻宛然、如在目前。可見條件優越、生活富足，並非詩藝的負累、文思的窒礙。其實，唐宋八大家中遭際坎坷的也只韓、柳、蘇，而這三人中韓、蘇生平有起有落，時窮時達，與論者所說的落魄、飄零，也有不小的差距；三人之外，王安石是宋神宗朝的首輔，歐陽修則官至副相，居廟堂之高，是當時政壇不可小覷的人物。
范仲淹的《漁家傲》《岳陽樓記》均非凡品，前者狀寫邊塞風光，抒發戍人懷抱，景情相融，堪稱至美。後者描摹湖光山色、討論人生價值，更為千載傳頌。對作者來說，“窮”只是兒時的紀念，出仕後，官場上雖屢有起落，但並沒有改變緩步登高的趨勢，範氏風生水起的經歷，與一般理解的“窮”，相距何其遼遠？同樣的，王勃遭際確是不幸，但世人也絕不會將《藤王閣序》富麗、奇幻的文辭，看作窮苦人的發聲。
謀生不易、朝不慮夕是古人生活的常態，但將窮困潦倒、愁腸百結的負面情緒塞入作品、喋喋不休，只會讓人生厭，事實俱在，炫窮難為讀者看重。“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回。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生活何其潦倒，但詩行裡找不到半點愁苦、怨悱的影子。尾聯“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伴此生”還給那些杜甫的鐵桿粉絲，盛稱其為詩聖，說他一生惟知家國安危、民生疾苦，開了個不小的玩笑。出身鐘鳴鼎食之家，遭逢變亂、陷於絕境的張岱有一篇《快園記》狀寫晚年衣食不繼的窘況，但文字中看不到悲慼卻夾雜了不少調侃，作者安於貧窮的曠達反給讀者更多的回味。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悽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這是柳宗元描寫永州小石潭悽清景色的文句，雖是獲罪、淪落之人的眼光與口氣，但作者並未將不堪的境遇當作此文的賣點，觸景生情，便用倉皇的離去掩飾內心的傷感。
李商隱天賦異秉，一生纏夾在沸沸揚揚的黨爭與極顯冷酷的傾軋之下，寄人籬下、天涯漂泊，不過他集中那些詠史與評說時事的作品，如《杜工部成都離席》《重有感》等奇思妙想，出人意表，實難歸入窮苦之音。“雪嶺未歸天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想象奇特、屬對工整，王安石讀後讚不絕口，極稱義山當是杜甫後身。“豈有蛟龍恐失水，更無鷹隼與高秋”，關心時政，越位發聲，胸宇間只是一股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豪氣。倒是那些嗟嘆生平、表達“窮苦之音”的少數詩作，如《寄令狐郎中》，或者只可供作考訂詩人生平的材料，藝術價值不高；或者經過詩人的精心加工，讓人更多地感受到卓越的藝術成就。《九日》《夜雨寄北》《端居》，內中確有離愁別苦的淒涼之音，但古今情同，唱和者多，人們早就變換了理解的視角，超越了“窮而後工”的俗套。
其實李商隱也並非孤立的存在，杜甫受後人激賞的詩作，大多是詩人創作時超越了自身困苦處境後的詠歎，後人說他身無分文，心憂天下。其實，一入逆境，便呻吟，便哭喊，便乞憐，心理承壓能力一崩潰，行之於文字，豈能有審美的表達？我想清人“秋水軒”的信札文詞儘管十分華美，但一味示窮、逞才，雖也是堆疊詞藻，刻意雕繪，內容卻極顯貧乏，讓崇尚平淡、自然的周作人深為不滿。大丈夫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即用文字表達心中的委屈，也應有審美的從容。曾國藩《黃仙嶠前輩詩序》特別重視人的器識，稱有大器識者，也必能“試之以富貴貧賤，而漫焉不加喜戚；臨之以大憂大辱，而不易其常”。這麼說來，應當相信作家的自制力，順逆、窮達、貧富，似不會過多影響文章的意趣、格調。詩窮後工，從古至今，人人都這麼說，但這窮與工究竟在哪一個環節上實現了對接、發生了共振，前人的解釋十分模糊，而筆者則能認定，炫窮而搏同情與詩文之工不可同日而語。
除乞憐的作品不能獲受讀者禮遇之外，讀者還須注意，被人稱為窮而後工的文章，作品中窮的展示，表達的往往不是與作者個人境遇相關的灰暗情緒，社會不公、生產力低下，“窮”是時代的常態，生於亂世，旦夕禍福，悲劇性的遭際說來就來。落魄江湖、生離死別，衣食不濟、困苦潦倒，人人感同身受，只有那些同時能折射不合理世道、表達對天下寒士人道同情的作品，才能引起讀者相似的體驗與關切。《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眼前無屋可庇的困窘隔不斷詩人對同樣遭受風雨劫難的受苦者的惦念。“風塵荏苒音書斷，關塞蕭條行路難”，戰亂打亂了生活的秩序，妻離子散、親人失聯、鄉關何處，是時代的共同經驗與感受。“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苙翁，獨釣寒江雪”，社會不公、是非顛倒、人才埋沒，作品中的失落、絕望、傷感，也容易引起一眾失意者的共鳴。與此相反，僅為個人的失落悲切的文章，譬如上面提到的秋水軒的那些自怨自艾的信札，雖然也能獲得同情，但若從藝術角度考量，總會讓人感覺刻意堆疊的文字中缺失了某些重要的元素。前面提到曾國藩曾批評歸有光微時的作品，說他為了生計寫了不少應酬的文章，粉飾、溢美，讓人不忍卒讀。說這些作品折損了作者的清名，影響了歸氏在文壇本有的地位。我雖然喜歡歸有光的許多文章，但曾國藩的這些批評在我看來是公允的、合理的。
韓、歐詩窮而後工的說法應有所本，司馬遷《報任安書》說：“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乍一看，這不都是文章窮而後工的例證嗎？但值得注意的是信中列舉的古人，他們的作品與他們不幸的處境並無直接的聯絡，發憤著書，受壓只是激勵他們超越艱窘的存在，著書立說，在他們曾經生活過的世界留下自己的熱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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