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餘世存
農曆九月初九，是中國人的重陽節。
關於這一節日的源頭，可以追溯到先秦時代。《呂氏春秋》之中《季秋紀》載：“（九月）命家宰，農事備收，舉五種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祗敬必飭。”“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於天子。”在這個月，國家要命令太宰，在農作物全部收成之後，建立登記五穀的帳簿，把天子籍田中收穫的穀物藏入專門儲藏供祭祀上帝神祗所用穀物的穀倉，必須恭敬嚴正。在這個月，國家要遍祭五帝，並命主管官吏用犧牲祭祀群神。事畢，向天子稟告祭祀已經齊備。這些有著“祭神”“饗帝”“田獵”“野宴”等的活動，是一種豐年慶祝的儀式，跟古希臘人秋天收穫後的慶典相似，有人因此稱之為中國的酒神節。
如果追溯重陽節的原型，仍跟國家或部落的上層建築有關，即上古時代祭祀大火的儀式發生在這一時期。作為古代觀察季節重要標誌的“大火”星，在季秋九月隱退，《夏小正》稱“九月內火”，“大火”星的退隱，使古人失去了一個觀察時間的座標，人們需要以某種儀式來與天道印證。人們敬畏和祭拜火神，並認為火神的休眠意味著漫漫長冬的到來，古人稱之為“陽九之厄”。
因此，在“內火”時期，一如其出現時要有迎火儀式那樣，人們要舉行相應的送行祭儀。在古人眼裡，重陽節是跟上巳或寒食對應，一如九月九與三月三對應，都是春秋季節的大節日。如果說三月三是復活，九月九就是死亡。《易經·天之數》中對九的解釋說：“立天之道，曰陰曰陽。系天故取其奇為災歲數。”漢劉歆《西京雜記》稱：“三月上巳，九月重陽，使女遊戲，就此祓禊登高。”上巳、寒食與重陽的對應，是以“大火”出沒為依據的。如果說上巳、寒食是人們度過漫長冬季後出室暢遊的春節，那麼重陽就是在寒冷將至、陽氣將盡時具有儀式意義的秋遊，所以民俗有上巳“踏青”，重陽“辭青”之說。清代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記載，“都人結伴呼徒，於西山一帶看紅葉，或於湯泉坐湯，謂菊花水可以卻疾。又有制餚攜酌，於各門郊外痛飲終日，謂之辭青。”
我們說，任何一個民俗節日其源頭多非民間的創造，而是部族的上層為共同體的生存所設定的記憶繩結。重陽節之繩結有“大火”、有秋收等生存要義，這些內容附加到一個節日上面，就是後人所說的聖人以神道設教。民眾生活因此具有儀式感、節日感，方便了教化。
在參與重陽節的積澱建立的漫長曆史裡，南方的楚國也起了重要作用。故老相傳，天地一開始是互通的，但後來由於南方部落“九黎”人不敬天神，帝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絕地天通”就是斷絕了地民和天神往來的通道。主管天的“重”也曾擔任過“火正”，並被人們尊為火神，後被稱為“祝融”。而祝融恰恰就是楚人公認的先祖。
約公元前489年左右，“（楚）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楚國國王問當時的大佬觀射父，觀射父就此講解並論證了民眾登天、祭天的最佳時間。“日月會於龍狵（dòu）”，即九月初。
楚人好巫。南方人有浪漫情思，對祝融的想象也極浪漫。相傳祝融精於音樂，他演奏的樂曲，能使黎民百姓精神振奮、情緒高昂。祝融死後葬在南嶽衡山之陽，南嶽最高峰就稱為祝融峰，山上有祝融殿。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楚人對登天、登高望遠的活動是很熱衷的。後來的屈原說自己上天入地就是一個明證，在《遠遊》一詩中，屈原說自己，“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朝發軔於太儀兮，夕始臨乎於微閭”。“重陽”二字首次見諸於中國文字即在這一詩句。
屈原的《離騷》長詩還提到了後世重陽節的兩種重要習俗。一是茱萸用於配飾。“椒專佞以慢慆（tāo）兮，樧（shā）又欲充夫佩幃（wéi）”，“樧”就是指茱萸，因其氣味強烈而用來裝飾。二是以菊入饌（zhuàn）。“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可謂中國最早“以菊入饌”的說法。屈原的詩可算後來重陽節飲菊花酒、吃菊花餅、佩帶茱萸習俗的最早文字記載。
登高拜天、慶祝豐收、袪病除災、祭祀大火，這些神聖性、上層性、區域性性的儀式最終要走向世俗、民間、全國。最早記錄了重陽節的《西京雜記》證實，這一節日就是自上而下流行開來的。該書記載說，漢高祖寵妃戚夫人有位侍女賈佩蘭，出宮後曾說起在宮中時，日常無事，四時樂事甚多，每逢九月九日，劉邦和寵妾戚夫人在長安宮邊飲菊花酒邊下棋，這一天要“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雲令人長壽。相傳自古，莫知其由”。“蓬餌”，指的就是“重陽糕”，取“糕”與“高”諧音，有時候人們還會在糕上放置小鹿數枚，號為“食祿糕”。
本文摘自：餘世存《節日之書》，有刪減
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9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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