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儒學的創立者，在2500多年中華文化的歷史長河裡面，孔子思想和他開創的儒家學派，不僅是主幹主體，而且長期居於主導地位。從最主要的思想意義來講，可以說孔子和儒學奠定了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同時對整個中華文明的傳承和發展產生了最深刻的影響。
在中華文化的精神和中華民族的精神方面，還可以說孔子和儒學塑造了中華文化的精神和中華民族的精神。對於文化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塑造，孔子和儒家思想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既是主幹又是主體、又居於主導地位，這些不是思想文化裡面的任何其他一派能夠取代的。正是因為孔子思想所處的地位，近代以來在大多數的中國人頭腦中形成了一個共識：孔子在相當程度上已經成為中華文化的標誌。
孔子思想最重要的作用是什麼呢？剛才講重要的一個作用是奠定了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如果用一個學術性的語言，也可以說，孔子和儒家思想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確定了中國文化的價值理性。價值理性是一個社會學的概念。在20世紀的西方社會學裡面和社會思想裡面有很重要的作用。儒家思想確立了中華文化的價值理性，奠定了中華文明道德基礎，賦予了中華文化最基本的道德精神和道德立場，它也使得儒家文明成為“道德的文明”。
中國在歷史上往往被稱為“禮義之邦”，“禮儀”之邦突出的是禮節儀式，是好客。但是“禮義之邦”的“禮義”則突出道德的本質，是突出了中國文化具有成熟的道德文明。為什麼把中國叫做禮義之邦？就是指明這個文明是一個成熟的道德文明，而且是一個高質量、高層次、高階的道德文明。所以，這個成熟的道德文明就成為中國這個文明國家整體的一個突出特點，用今天的話還可以說：道德力量是中華文明最突出的“軟實力”。無論是中華文明的軟實力，還是整個文明國家的突出特徵，這一切都是來源於孔子和儒學所具有的這種道德塑造的力量。
01
崇 德
“崇德”是孔子的原話，在《論語》裡面有，在《尚書》裡面也出現過。從西周以來，中國文化開始了與夏、商所不同的一種新的文化發展，這個發展就是不斷重視“德”的力量和傾向。孔子也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在周公的思想、西周的文化基礎上更加強調“德”的發展。西周也有很多概念———“敬德”“明德”，但是孔子特別強調“崇德”，而且孔子思想中突出體現了“崇德”的精神。
什麼是崇德？崇德就是始終把道德放在首要的地位，置於最重要的位置，在任何事情上都是要這樣，不管是政治、外交，還是國家的治國理政、個人的修身修養，都要以道德價值作為根本力量，把道德價值作為處理評價一切事物的根本遵循。對人對事首先要從道德的角度加以審視，這樣的精神和態度就是堅持道德重於一切。治國理政方面，孔子強調“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用正義領導國家，用刑罰管理國家，人民可以服從，但是這個社會的人沒有道德心。相反，如果用道德、禮制來領導國家，人民不僅樂於服從，而且也變得有道德心。因此在治國理政方面，孔子不相信強力暴力能夠成為治理國家的根本方法，孔子的理想就是要用道德文化的力量，用非暴力非法律的形式來實現對國家對社會進行管理和領導，也就是我們今天講的“以德治國”，這就是孔子“崇德”精神的影響力。
《論語》中孔子的論述思想，談到國家、社會和個人，談到什麼是道德理想、什麼是道德政治、什麼是道德美德、什麼是道德人格、怎麼進行道德修養。這些論述處處體現了“崇德”的精神，不是在一個方面，而是在多個方面。所以孔子所倡導的“崇德”的精神，包括在這個精神下闡發的各種具體的論述，成為中國文化的道德基礎。中國文明是一個道德的文明，道德的文明一個主要的特點就是以孔子的這些論述體現作為根本基礎。“崇德”是孔子思想總的精神。
02
貴 仁
在《論語》中，孔子有100多次談到“仁”的觀點。“仁”是孔子談得最多的道德概念，也是孔子最重視的道德概念。這一點在孔子去世後很快就被大家認識到。所以戰國末期，當時思想界大家共同認為，孔子思想最重要的是對“仁”的推崇理解。我們今天說“貴仁”不是我們自己創造賦予孔子思想的一個概念，而是古已有之。
2000年以前，戰國末期的《呂氏春秋》明確講：“孔子貴仁”。“貴仁”就是說孔子在諸多的道德概念裡面，最重視最推崇。古代沒有價值這個概念，都是用“貴”這個字來表達，比如“以和為貴”“以民為貴”，就是把“和”（和諧）“民”（人民）看作是價值上最重要的。“仁”是孔子思想中最重要的倫理範疇，也是孔子思想裡面最高的美德道德理論，同時也代表了孔子的社會理想。“仁”在字意上可以說是代表仁慈博愛，同時“仁”在孔子思想裡是一個全德之稱，是全體代稱，代表了所有的東西。
如果從儒家思想來看，“仁”在儒家思想中也代表了一種最高的精神境界，既是人的原則，也是最高美德，又是社會理想，還是最高的精神境界。正是這樣，“仁”成為中華文明核心價值裡面首要的道德概念。要總結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第一個就是“仁”。不管是“仁義禮智”，還是“仁義禮智信”，都是以“仁”為首，“仁”是中華文明核心價值發展的首要概念。
“仁”的含義在《論語》中已經給予了明確的解釋，最著名的就是“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孔子本來是很重視家常倫理，包括孝。如果跟三代以前的思想比較的話，孔子在家庭倫理的基礎上又提出了更具有普遍性的人際倫理———“仁者愛人”。“仁”實踐的起點本來是最直接的對雙親的愛，但是孔子在這個基礎上提出了普遍的人際倫理，就是“仁者愛人”。
把“仁”的觀念設定為社會文化的普遍價值，當然“仁”有多種多樣的表現形式，比如說，在倫理上講是博愛、慈惠，在情感上是惻隱、不忍、同情，在價值上是關懷、寬容、和諧，在行為上是和平、共生、互助，特別是其中包含了扶弱——對弱勢群體的關愛。更廣泛地來看，還包含著珍愛生命、善待萬物。所以“仁”在面對自然世界、面對自然生態上都具有多樣性。“仁”是孔子和儒家的思想核心，在2500多年以來的歷史中，“仁”的觀念也已經成為中華文明道德精神最集中的一個表達。
近代所講的大同，包括今天所講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最後的基礎都是“仁”的觀念。孔子不僅突出強調了“仁”的重要性，而且孔子把“仁”展開為兩方面的實踐原理或實踐智慧。一個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個就是“己欲利而利人，己欲達而達人”。那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稱為“恕”，“己欲利而利人，己欲達而達人”也可以稱為“忠”。孔子很重視這兩方面的原理，所以《論語》中也講，“忠”“恕”體現了孔子的一貫之道，從“恕”來講，就是自己所不想要的也絕不要施加給別人；從“忠”來講，自己要發展得到幸福，也要讓他人發展得到幸福。孔子不主張“己之所欲必施於人”，自己認為好的一定要加給別人，所以這就避免了強加於人的心態和行為，也避免了很多紛爭與不良後果。
思想家梁漱溟先生對儒家文明有一個解釋，他認為儒家的倫理是以對方為主，或者說是互以對方為主。這樣，概括說來我們古代中國倫理的特點，也可以說是儒家倫理的出發點，就是要尊重對方，尊重對方的需要，而不是把別人作為自我的實現意義、把他人當作自我的實踐物件。梁漱溟先生對孔子的“忠”“恕”之道，對儒家倫理的理解具有現代人的一種感受。從這個意義上講，儒家倫理的特點不是突出自我，而是突出他人，堅持他者優先，他者先於自我。這就是“仁”的倫理的出發點。
“仁”作為倫理的出發點，從1990年開始到90年代中期，曾經掀起了一場世界倫理的大討論。最後，大家找到了共識，世界倫理的金律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從整個世界來講，“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已經被確認為世界倫理的金律，揭示出它重要的倫理意義；從整個東方來講，中華文明2500多年以來的歷史發展過程，孔子仁學的這一教誨和“忠恕”之道已深入人心，化為中華文明的道德精神。
03
尊 義
孔子思想裡面也有“義”的推崇，還有就是“利”和“義”的關係怎麼處理？這也是人類文明永恆的道德主題。
以孔子為代表的中國人認為基本問題就是“義”“利”的關係。孔子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和小人的分別不是地位上的分別，而是在道德覺悟、道德認識、道德品質、道德素質上的差異。孔子也講“君子義以為上”，就是以義為上，就是在任何事情上把義放在第一位。因此如果說中國道德思想史、倫理思想史有一個貫穿始終的義利之變的話題，就是從孔子開始就有明確的意識。在《禮記》中，還引用了一些孔子的說法，表達了與《論語》中相近的意思，比如說《禮記》引用孔子的話說“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把義都忘了，總是去爭利，最後的結果，不是家破人亡，就變成亡其身。
到了孟子特別重視義與利，把這一面大大地發揚。到了漢代董仲舒明確地強調儒家的“義”的立場和“利”的追求的對立，這是明確地把“利”解釋為功利。按原話“正義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即“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這是道義和功利，一定要區別開，義和道義就是指道德的原則。孔子講“君子義以為上”，這個“義”就是道德原則。“利”就是功利原則和私利的要求。
所以從先秦到漢代，應該說“尊義”的思想已經形成了。在孔子來看，什麼是君子？孔子認為君子是道德高尚的人，道德高尚的人的特徵和品質是什麼？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尊義”，把“義”置於其他事物之上作為評價的標準那就是“尊義”。“尊義”在孔子的思想中已經形成了這樣的觀點，人在任何時候都要以“義”為上，以“義”為先。這樣的思想從孔子開始到先秦到漢代的儒學都堅持的這個立場。這個立場就是堅持道義高於功利，把追逐功利的看作小人——“爭利必亡”。
孟子發揮了這樣一個思想。《禮記·樂記》雖然沒用孔子的原話來表達，但是也提出了類似的思想，叫“見利而讓，義也”。這些都是順著孔子和早期儒家的思想提出的，都體現了類似的道德思想。我們講八榮八恥，最根本的適應於“義”“利”兩條，從一方面來講也是崇德的一種精神體現。“義”代表道德原則，以“義”為先還是崇德的精神，但是這種精神有不同的具體化表達，“義”“利”之辨，一方面是崇德的表現，另一方面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文化的價值偏好。
每個文明裡都有其價值觀，表達了一種偏好，誰比誰更重要，“義”比“利”更重要，這個就是中國文化的價值偏好。孟子講，魚和熊掌的選擇，不僅僅是適用於一個人，也是適用於社會和國家。所以孔子的儒學包括孔子和他親近的學生，都在不同方面表達了這樣的思想。比如說《大學》裡講：“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以義為利”的思想是對前面講的“義”“利”關係一種新的表達，不是儒學不講“利”，而是把對“義”的追求看作是最根本的“利”。國家不能只追求財富、富強這樣的利益，國家要把對道義的追求看作最根本的利益。這樣深刻的思想，應該說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都是一致的。
我們說今天處在一個現代化、全球化的過程裡，現代化過程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極大地促進了人類生產力發展，但也在相當程度上破壞了傳統的“義”“利”平衡。在傳統社會，人也是要求“利”，但是在孔子儒家思想的作用下，能夠達到一種“義”“利”的平衡。現代社會和文化向著工具和功利的一邊片面發展。“功利”跟道義相對。“工具”就是西方社會學中的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對立。價值理性就是有確定的價值目標，“工具”是強調手段的合理性和理性化。怎麼治理現代社會的弊病，是全世界和現代文明都必須要處理的課題。當然我們可以說孔子和儒家的思想，可以對現代社會發展中的片面性或者說偏向形成一種制約，這是它的現代價值。
“義”的概念在孔子思想裡一般是指道德原則。到了孔子以後，儒學裡面“義”的概念更加豐富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被賦予了“正義”的規範涵義。《禮記》“仁以愛之，義以正之”“仁近於樂，義近於禮”，便突出了義這種規範意義。仁是用來愛的，義以正之，正的是規範的意義，仁義是代表一種規範的力量。
在孔子思想裡面，也講道義，但是並沒有把“仁”和“義”同等看待、並列，孔子的弟子子思，子思的學生孟子就已經把“仁”和“義”並提，把“義”提高到了和“仁”並立的地位。所以孟子以後儒學中不僅單獨地提到了“仁”的重要性，而更多地把“仁”“義”並稱，使“仁義”成為儒學裡最突出的道德價值。在儒學裡邊“正義”的涵義特別強調對善惡是非作出明確的區分判斷，對懲惡揚善要下果斷的決心。並且義不僅僅是個人的德性，也是社會的價值。
今天的現實世界，我們面對現實世界的各種複雜的現象，“仁”和“義”還有何種含義？“仁”是要導向社會和諧，“義”是要導向社會正義，“仁”要導向“世界”和平，“義”要導向國際正義，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04
守 中
“守”就是守衛守護，“中”就是中庸。孔子很重視中庸，“中”的本意是不偏不倚，另外“中”的一個意思就是“時中”，指道德原則要隨著時代的變化、環境的變化有所調整，經過調整能夠達到無時不中，避免道德原則跟時代脫節，使道德原則的應用實踐，能夠跟時代跟環境的變化相協調，也就避免了道德準則的固化僵化，這之中“中”應該說具有很豐富的涵義。“庸”是注重變中有常，即是不變之常，儘管時代環境在不斷變化，人不斷適應時代環境的變化，同時道德生活裡，終歸有一些不隨著時代而改變的普遍原則。
所以“中庸”在孔子看來代表了這樣的普世原則。儒家的“中庸”思想，一方面反對“過”和“不及”，反對有所偏倚。《論語》說：“過猶不及”，所以孔子的思想從這方面來看，始終主張以中庸排斥極端。另一方面還提出了“執其兩端而用其中”“中立而不倚”。這既是人生的態度，也是一種思維的方法，應該說對中華民族這種思想和態度都起到了很重要的影響和作用。
“中”不偏不倚，當然我們人類在實踐中有這種偏和倚這是難以避免的。但是“中庸”的思想利益，總是提醒我們要注意，每一個時代社會上總會有不同的極端主張，但這畢竟是少數。因此，不走極端、避免極端、選擇中道，這個中道必然是符合大多數人要求的選擇。因此，“中庸”一方面具有道德本身的意義，另一方面這種中道思想中庸之德，賦予了儒家以及中華文明一種不極端、穩健的性格。
所以，在中華文明的歷史上，在儒家思想主導的時代，都沒有發生過極端政策的重大失誤，這體現了中庸價值和中庸的思維方法，在中華文明歷史上起到了一種引導的作用、約束的作用。如果從中華民族和中華民族性格角度來講，中庸也可以說對中華文明的性格發生了一種塑造的作用，這個性格就是不走極端，接近中道。
05
尚 和
我們選擇了四個觀點，“仁、義、中、和”來描述孔子崇德的精神表現。應該說孔子以前以及包括跟孔子同時代的一些智者，他們都提出了“和”與“同”的不同，“和同之辯”，“和”就是和諧的和，“同”就是相同的同。
什麼是和呢？和，就是不同事物調和在一起；同，就是單一事物的不斷重複。也可以說“和”是不同的要素的和諧、相和，“同”就是單一事物的同一，也叫做單純的同一性。在孔子以前，西周的時代，春秋後期的智者都已經有這樣的認識，就是和優於同，和合優於單一。孔子的思想也不是自己產生的，也吸收了西周以來的這種思想和同時代的思想精華，所以孔子思想中，這種尚和的思想傾向，繼承發展了中國早期的和同之辯的智慧。
什麼樣的智慧呢？就是從西周到春秋末期的和同之辯，就認為差別性、多樣性是事物發展的前提，不同的事物的配合、調和是事物發展的根本條件。只有這樣，事物才能夠生生不息，才能夠不斷髮展。生命的不斷髮展，宇宙的生生不息，它的前提就是多樣性和差別性的存在；否定多樣性和差別性，只追求單一性，這種往往是強迫同一。而“和合”就包含著對於差異性、多樣性的包容和寬容，這樣的包容、寬容也正是今天我們所講的民主價值的基礎。
到孔子就正式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提出“和為貴”。“和為貴”表達了一種價值的選擇和偏好。所以“和而不同”的思想比起早期的和同之辯來說，既肯定了差別又注重了和諧；需要在差別的基礎上來尋求和諧，比早期的和同之辯，可以說更進了一步。孔子還認為“和”是君子的胸懷、氣度、境界，孔子追求的“和”也是建立在多樣性共存基礎上的一種和諧觀。
當然單獨的“和”的觀念很早就出現了。在儒家的經典《尚書》裡面，提出“協和萬邦”“以和邦國”，都是關於國與國之間和外部世界的關係，把“和”這種觀念作為對外交往的一個基本對話和價值。所以中華文明世界觀的對外交往，很早就確定了自己的價值理想。這個理想就是“和”，也就是和諧。孔子以後，在“和合”的這種觀念的基礎上，“和”的和諧意義更加突出了。剛才講“守中”是以中庸排斥極端，“尚和”就是以和諧取代中庸。
幾千年的中國文明史可以看到一個特點，就是不斷追求和平共處的一個世界，這是我們幾千年來持久不斷的理想追求。60年前，在印度尼西亞的萬隆會議，形成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國是主要倡導者之一，積極參與這個共識的達成，從中也可以看到中華文明的基本價值在當代仍然有深刻的影響。國家間的和平共處是人類的普遍理想，孔子思想產生在2500年以前，孔子思想和儒家思想，對於與外部世界關係的主張基本就是尚文不尚武，尚柔不尚勇。孔子主張對於遠方的世界應該“修文德以來之”，要發展文化的軟實力，發展我們的價值來吸引外部世界建立友好關係。當然，“和”不僅僅是對外，和外部世界交往的基本價值，也是對內調整社會關係，促進社會和諧的基本價值。
因此，孔子思想的主要道德精神可以用“崇德”來概括。具體表現為：把堅持道德重於一切，主張他者先於自我，強調道義高於功利，以中庸排斥極端，以和諧取代衝突。這些不僅僅是孔子和儒家思想的精髓道義，也必將在我們今天的社會實踐中，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實踐中，繼續發揮價值引領力量。
◎本文原載於《文匯報》（作者陳來，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圖源網路，圖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絡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