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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清末民初，碑帖合流融合發展，成為日漸明顯的一個轉折點，于右任就是居於這個轉折點的代表書家之一……當然，他一生致力於碑學書法研習，不遺餘力地倡導和推廣“標準草書”，成就卓著，因此，更是現代書法史上一位里程碑式的書法大家。
獨特的習書方法和書學觀念。他曾反覆申述他的這種獨特方法和主張——“學書法不可不取法古人，亦不可拘泥於古人”，“寫字無死筆，……一有死筆，就不可醫治了”；“臨是臨別人的，寫是寫自己的；臨是收集材料，寫是吸收消化。”
這些看似尋常的觀點對於今天的學書者仍不失指導意義，甚至是一種棒喝。在他的作品中，即使是楷體，也不易見到一般習碑者往往難以避免的生硬呆板的“稜角”，下筆簡直，行筆率意，結體磊落坦蕩，人們斤斤計較的藏露之法他似乎全然不顧，他所要的是碑的風韻而不是碑的刻痕，何故？刻痕皆“死筆”也。在他看來，“無死筆實為書法中之無上要義。”
所以他的書法簡直率真從容磊落，如此舉重若輕的取法，與以描摹碑石之刻痕為能事的迂腐之輩，不啻天壤之別。當我們細細端詳他筆下的點畫形跡，那種爽直痛快，那種滿不在乎，實在不像是一筆一劃地寫，倒更像是抓起毛筆飽蘸濃墨直接往宣紙上“摔”。那種由此而生成的大氣、生氣直擊觀者的精神與靈魂。“取法古人”人人皆懂而無疑義，“不拘泥古人”人人都自以為是，卻未必能有幾人懂得其真正的意義，何以如此？
其一，“取法古人”有標準而“不拘泥古人”沒有標準；“取法古人”只需要靈氣和勤奮，而“不拘泥古人”則除了這些以外還需要識見和勇氣。因此，如果我們只從于右任的字裡看出簡直和痛快，則是看問題簡單化、表面化了。
其二，中年以來，他以其深厚的功力而“膽大妄為”，致力“碑楷行書化”和“行草書北碑化”的探求。于右任曾反覆說過這樣的觀點：“一切須順乎自然——在動筆的時候，我絕不是遷就美觀而違反自然。因為自然本身就是一種美。”
在他筆下，碑體楷書的行書化和行草書的北碑化，就是他這種“自然觀”的直接反映和成功結果。“遷就美觀”無疑就是忠實於碑體楷書的方整端嚴和帖學行書的流美飄逸。怎樣不遷就？又怎樣不違自然？無非就是保持碑版刻石書跡筆法書寫的“自然”和保持行書結構與書寫書勢的碑體用筆個性的“自然”。
這是至今令我們深思的兩個“化”，完成這“兩化”，則不僅需要他“百鍊鋼化為繞指柔”的功力，還需要他卓越不凡高屋建瓴的藝術識見，更需要他詩人的騷心文韻浪漫情懷和特殊經歷所養就的胸中丘壑磅礴豪氣。
其三，標準草書的倡導與實踐。于右任傾其大半生的心血致力於標準草書的研究與推廣，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為過去草書作一總結帳”，這是他中年直到老年最大的使命和心願。
1927年始廣泛蒐集和研究歷代草書的帖本、筆法與理論，1932年在上海發起成立“標準草書社”，出版《草書月刊》，提出以“易識、易寫、準確、美麗”四個標準來改革草書。
他認為“文字乃人類表現思想、發展生活之工具。其結構之巧拙，使用之難易，關乎民族之前途者至切！……廣草書於天下，以求製作之便利，盡文化之功能，節省全體國民之時間，發揚傳統之利器，豈非當今之急務歟”。
于右任把對標準草書研究推廣與國計民生聯絡起來，足見其“書以載道”的宏偉願望和書法藝術社會擔當的責任和使命，使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他要努力實現“易識、易寫、標準、美麗”這樣的標準和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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