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可謂現代詩歌的上游。那年頭，四川詩人呼嘯成群，集結在成都。鍾文早年支援朦朧詩的出現，常為《星星》詩刊撰寫詩歌理論文章和詩評文章，身邊就自然而然地聚起一幫詩人。據北島回憶：“軍師鍾文出謀策劃，跟著搖旗吶喊，要說起來當年翟永明和歐陽江河都是他的學生。”
在鍾文看來，四川是一個詩歌的大盆地，四川人天生的外向流露，愛誇張、愛表達等特點，養成了他們天生的詩歌情結。一次偶然的際遇，鍾文認識了詩人翟永明，併為她的《童年紀事》等一批早期作品寫作詩評，發表在《星星》詩刊上。自此播下詩歌的種子，從成都出發。
今天，活字君與書友們分享鍾文的新書《光與岸：鍾文詩論集》中，談詩人翟永明印象的文章。“從生命最根層來說，只從人的肉體的根子上去索取食材。詩人是最聰明的，僅停留於對外在的攝影和攝像層面，永遠成不了詩人的。”
翟永明印象
文章選自《光與岸：鍾文詩論集》
譯林出版社，2020-12
2013年，鍾文（左五）參加翟永明在上海舉辦的詩歌朗誦會
鍾文（1944-2017）
浙江紹興人，畢業於上海師範學院中文系，曾在成都大學、深圳大學任教。1980年參加定福莊「詩歌理論座談會」，與謝冕等一同為朦朧詩辯護，並與北島、顧城、楊煉結為好友。1990年代赴法國經商，回國後重拾筆墨，從事詩歌評論。著有《詩美藝術》《那趟從不停靠的列車》等。
小翟和我相熟在八十年代，我認識她是因為那個時我在成都大學任教，大家都知道我是搞詩歌理論和詩歌評論的，我的身邊自然而然就聚了一批寫詩的人。四川又是一個換純天然的詩歌大省。為什麼四川人會有寫詩的習慣呢？中國歷史上，四川並不出大詩人，但為什麼這幾十年來，四川成為中國出詩人最多的一塊土地？我認為有以下幾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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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四川人是天生的一種過敏氣質，他們的心的底片是特別容易曝光的。他的情感的細胞相對而言特別敏感。這是我與四川人接觸後的一個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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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國這麼多地方，四川人的本真性相對而言比較強，他們在一塊盆地中生活。這塊盆地相對自給自足，即便是在困難的時候，他們還是能夠得到相對的溫飽，不像中國的有些省份，人的生活最基本的需求是得不到滿足的。有的地方為了吃飯可以出賣一切。生活的這樣一種相對的條件促使人的靈魂的本真性得到很好的滋養。而本真這個東西對於一個詩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或者說是一種氣質要素，沒有這種氣質要素的話，很難成為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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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感覺到四川人在這樣一個環境中生活的時候，就性格習慣而言，他們有一種表現的慾望，這種表現慾望在生活中隨處可見。四川人在生活中喜歡錶演，喜歡張揚自己的個性，喜歡說話。我一直認為，作為一個人，如果不喜歡把個人的東西誇大，不是一個認為“我”就是最偉大的“我”的那種人，是很難成為詩人的。在中國的其他地方，包括在上海，能見到很多的老百姓，上海的老百姓是不張揚的老百姓，喜歡向裡面收縮，不張揚，這種沒有表演慾望，不張揚的，不把自己的內心誇大地說出來的個性和氣質，導致他們成不了詩人。四川人是天生就有表現的這種氣質，就普遍而言，他們很容易自然而然成為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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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最後一個原因，我認為四川人有一種向內的凝聚性，他們有一種很認真的小範圍的切磋精神，互相抱團取暖，互相切磋，自然而然就成為一個小圈子，甚至一個大圈子。
我想，這幾個原因就促使四川出了很多詩人。我接觸過流沙河那一代人，包括石天河、白航、李加健等，在五十年代這一批人在整個中國都是耀眼的。到了八十年代以後，看整個中國的詩壇裡面，幾位大家，包括柏樺、歐陽江河、翟永明等都來自四川，我認為一定要從地域文化，從一個地域的集體無意識，或者叫文化下意識上去研究這個創作現象。
翟永明，1986年秋
翟永明，
詩人、作家、文化品牌“白夜”創始人。1981年開始發表詩歌作品，1986年離職，後專注寫作。著有詩集、詩文集：《最委婉的詞》、《完成之後又怎樣》、《十四首素歌》、《行間距》、《隨黃公望遊富春山》、《畢竟流行去》等多部作品。作品被譯為英語、法語、荷蘭語、義大利語、西班牙語、德語等，並在上述語系國家發表出版。曾舉辦攝影展：2015年連州國際攝影展《翟永明／高原／楊瑞春三人展》，2016年《詩與遠方》聯展，天津美術館2018年《水告訴我什麼》個展上海漢源匯。
我是在八十年代認識小翟的，時間大約是在1981年，當時楊煉和北島一幫人到了成都，我接待他們，然後我認識了歐陽江河、翟永明這一批人。她給我的第一印象，是一個長得很有韻味，很特別，特別敏感，特別害羞，一種極度害羞的、內向的女孩子，我和翟永明見面之後也沒有什麼交談，但總之是給我留下了一個蠻深的印象。
我有一次到《星星》詩刊去辦事情，就碰到了那時的主編白航，他跟我說：“鍾文，你去讀一下我們這一期的《星星》，裡面有一個女詩人叫翟永明。”我回來讀了，好像寫童年的生活，我覺得寫得很好，然後，我就馬上寫了一篇文章評論她的詩，第二期的《星星》又登了。這可能是評論翟永明的第一篇文章。
1988年，肖全拍攝
翟永明和我的交往有一點兒，但不過密，她老在我的印象中。等我從法國回來以後，我知道她已經是很有名氣，在中國詩壇上排名靠前。也知道她最成名的作品叫《女人》，我也曾經翻過，但是從來沒有坐下來認認真真地讀她的東西。這一次，我為了寫一本關於詩歌語言學的書，就去讀她的詩。她的詩歌給我極大的震撼。甚至讀她的有些詩歌，尤其是寫她母親的《母親》這首詩，我眼淚流下來了。我即刻想打個電話給王寅，但是沒打通。第二天打通後，我跟他說：“我昨天在激動的情況下，想跟你說一點我對小翟的一些印象，今天可能又偏於冷靜了，但我還是要說這樣一段話，小翟是中國近一個世紀詩壇之中一個偉大的詩人，你們那麼多男詩人，合在一塊兒都比不上她一個女人。”我這句話說完，王寅就表現出不滿，說：“這好像不一定吧。”我說：“是的，你今天把我對她的評論複製下來。我不經意地突然發現，我的生活當中有一箇中國最好的詩人。我讀她的詩歌，不是一般的感動，是非常感動。寫得非常好，這簡直是一個了不起的天才，一個詩歌中的女巫。特別有幾首詩，像《母親》這首詩。如果近百年來新詩人要排名，她一定是排在前十名之內。”我跟王寅還交談了一些關於他對現代詩歌的看法，隨後打通了翟永明的電話，我在電話裡面沒有把她像剛才那樣說得那麼高，我只是說：“小翟，我很驚訝，我認真讀你的詩，你寫得非常非常好！你絕對是中國當代詩人中的一個非常傑出的人物。”她很驚訝，在電話裡說：“鍾老師，你把我說得太好了。”我說：“是的，我這是一個非常公允的評價。你相信我這個評價是不會錯的。”我們交談了一下，說好在上海見面的時間，再爭取來一次對話。
左起：翟永明二姐、翟母親、翟的哥哥（照片提供：翟永明）
海德格爾說：“愛的性質是：把人改變成所愛之物”（《細雨孤獨之途》），海德格爾這句話的含義，我認為有兩個，一個是愛與被愛，這兩個角色是不斷轉換的，是互為主體的，不斷使動，也不斷被動。愛與被愛是有一方才決定另一方，沒有一方就沒有另一方。這種相互關係還包含著一種身體和靈魂的永恆運動，這種永恆運動我認為是宇宙運動的最好明證。海德格爾這句話的第二個意義是，這種愛是一種自然性與靈魂性的兩面性的敞開，是愛的玄妙和深遂，是永遠不可理解的。這是一個永遠的斯芬克斯。
平視是不產生永遠的愛情的。平視是不會長久的，如果俯視為一個人的主要視角的話，被仰視的愛才會長久。但俯視的角度太大也有問題。愛太複雜了，一旦與性糾纏在一起，就更是複雜，但愛與性又不得不交涉在一起，愛的水裡有百分之八十是性，愛又要與錢交涉起來。這種種矛盾糾纏，導致愛就像數學一樣，可以不斷地被演算，其奧秘最終卻是無解。人很奇怪，面對著這樣的斯芬克斯，解答永遠是無效的，但又是那麼熱衷於去做這種數學遊戲。那麼多的無解，又有那麼多的人為它苦惱，甚至自殺。法國的作者佛論巴索所言“兩個人絕不會同時愛對方”，這是真理。一見鍾情是虛設的現實。心靈溝通為特徵的愛才無法真正的溝通，這就為悲劇留下了集體下意識。這世界上愛的最佳例子是薩特與波伏娃，他們兩個人是若即若離（他們永遠沒有結婚，但永遠在一起；他們永遠會有第三者同時出現在身邊，但他們最終容忍這些第三者，而且又排斥了這些第三者），一生又不離不棄。他倆的俯角和仰角是那樣的和諧，甚至每個時間段、每個空間裡都那麼和諧，實在是一個奇蹟。
回到翟永明的詩，她在做一件危險的工作，她是想透過語言去達到她自己已經感覺到的彼岸，但語言牢靠嗎？在到與未到之間，可以有一種期盼的神秘，因為她是去做不分明的隱喻的，但是這種語言的放手和放縱之間那麼難把握，可能她做到了放縱，但是她不想放手就達不到目的。這種過猶不及的分寸感，在她的詩裡面，我認為得到了非常好的結局。我的感覺是隱喻實際上有三種：前隱喻，隱喻，後隱喻。隱喻需要提示性，又要達到目的性，提示和隱藏這種份量拿捏得當，如果你完全提示清楚了，說這就是隱喻，誰還會警覺，會有一種不舒服的感覺。要做出像不提示的隱喻一樣，完全隱藏起來，有極大的神秘感，這種高階的隱喻叫前隱喻。而現在我看到詩歌裡面最多的隱喻是後隱喻。太多的提示，基本沒有什麼隱蔽，如果有人說它還是詩歌的形象性語言，我只能說它現在已經是一種形象的概念了。
隱喻和象徵是詩歌必要的終結——最忌諱的是太死，太喻事，太呆板，太不經意性，甚至是經營性的——或者像我這樣把它們稱為一種形象的概念，或者是一種符號，最好的就是一種淺隱喻，或者一種前象徵。這種前隱喻或前象徵是整個詩歌語言流暢中不可分段的一條流水，根本分不出結構場來，分不出來這是管子還是螺絲釘。它是和整個語言融為一體的，是一種生命的生存體。
身體呀，你的出路在哪裡，靈魂啊，你的依附在哪裡，愛應該是詩人畢生所繫之物。
從生命最根層來說，只從人的肉體的根子上去索取食材。詩人是最聰明的，僅停留於對外在的攝影和攝像層面，永遠成不了詩人的。
回過頭來再審視翟永明的詩歌，她的詩裡面有很多重的深淵。深淵感是一種絕望感嗎？還是一種探索感？她的詩歌有很多的黑夜，這是一種原罪的痛苦呢，還是一種瞭望的遠景？那麼多的黑夜，是根子裡的憂鬱者嗎？她向黑夜傾訴時的眼淚，是多還是少？
1992年翟永明在英國，是的，這裡是墓地
我曾在電話中對翟永明說：
“千萬不要窒息你內心最深的裂動，這是生命的動力，驅趕罪惡感，放索它，在這當中自然會有可能超越的。在知識的樹上是沒有罪孽的，罪孽是不會長在知識的樹上的，這棵樹即便是有毒，可能也是有用的，它可能是一種疾病的解藥。不要相信亞當、夏娃和蛇的故事，那是帶有神意的巫言。人實際上是希望能找到生命中的解毒藥。一定程度上，解毒的藥是毒品，但是比沒有毒性的藥要好得多，所以你要置身於荒誕。面對著自由的墜落，我要特別指出，身體的墜落是可以引向靈魂昇天的，墜落也是一種飛翔。這種滋味應該是面向自由的狀態，一切都是可能的。而面對愛與性，可能生出多少的真與美的世界，遠遠要比這現實的世界要多得多。
你很像穿行於黑夜中的羽毛體。你的《母親》是九曲迴腸的情感與那語言的音樂做了天衣無縫的銜接，這首詩你寫了很久，那是你用一口氣把它寫出來的。寫給愛的愛，寫給痛的痛，寫給苦的懺悔、追憶。這首詩是永遠可以留下去，在中國的詩壇中一定是排在最前面的。”
有些人會說小翟現在寫的詩不如八十年代寫得好了，小翟在電話裡面跟我說，她在九十年代也是寫過一些好詩的，她在電話裡面列舉了好幾首詩。好像是的，為什麼呢？因為沒有痛感了。痛，沒有觸感了。她在八十年代，那種大風大浪把她糾纏到深淵裡去，於是就生出了這麼多好詩來。現在她的靈魂是不是已經結疤了，已經厚得用錐子扎也沒有痛覺了，是不是呢？我得問她。上帝給詩人最好的運氣是不幸，但誰會熱愛不幸呢？
1970年，宣傳隊員小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