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洲，
經濟學加數學等於經濟學；
在美國，
經濟學加數學等於數學。”
而如今，
歐洲經濟學界已經基本淪陷，
那裡的“經濟學加數學”
也接近等於數學。
這說明了“主流經濟學”的
擴充套件勢頭是極其迅猛的。
文/馮興元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迷人的經濟學
經濟學被一些人視為“沉悶的科學”（dismal science），但這是誤判。這一誤判的起因在於馬爾薩斯曾在其1798年發表的《人口學原理》中做出了一個著名預言：人口增長超越食物供應，會導致人均佔有食物的減少。
蘇格蘭歷史學家托馬斯·卡萊爾在1839年寫道，這種場景是“沉悶的”。十年之後，卡萊爾於1849年在一篇為重新引入蓄奴制度辯護的文章中，提出社會科學是一種“沉悶的科學”。
隨著時間的推移，後人把經濟學戲謔地稱為一種“沉悶的科學”。甚至還有更多的人張冠李戴，誤以為卡萊爾鑑於馬爾薩斯的上述預言而將經濟學貼上了“沉悶的科學”這樣的標籤。反正，對於很多人來說，經濟學就是“沉悶的科學”。
不過，馬爾薩斯版本的“增長極限論”一直以來都飽受詬病。隨著時間的推移，由於企業家的貢獻和技術的進步，“生產的可能性邊界”是不斷外擴的。這樣的話，因為馬爾薩斯的預測或者類似的“增長極限論”而認定經濟學是“沉悶的科學”就是沒有任何道理可言的。
正如美國經濟學家麥克洛斯基教授所說，是人類觀念的改變，尤其是對企業家地位的承認與尊重，導致了現代世界的繁榮。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就論證過，饑荒問題不是糧食產量的問題，而是糧食分配問題。
糧食產量的增加和品種的改善，得益於農業科技的進步，也就是得益於創新企業家的貢獻。另外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奧地利學派第四代代表人物哈耶克則指出，市場秩序作為“人類合作的擴充套件秩序”，其擴充套件導致了人類財富的增進和人口的增加。
自從新古典經濟學作為“主流經濟學”（mainstream economics）當道之後，經濟學作為“沉悶的科學”之名似乎更被坐實了。新古典經濟學的武器主要是數學模型和計量工具，往往脫離與真實世界的聯絡，比如完全競爭均衡模型就是如此。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新制度經濟學創始人羅納德·科斯將新古典經濟學之類的經濟學貶稱為“黑板經濟學”。
曾經有人開玩笑地說：“在歐洲，經濟學加數學等於經濟學；在美國，經濟學加數學等於數學。”而如今，歐洲經濟學界已經基本淪陷，那裡的“經濟學加數學”也接近等於數學。這說明了“主流經濟學”的擴充套件勢頭是極其迅猛的。
所幸的是，當代的新古典經濟學雖然被視為“主流經濟學”，但並不屬於經濟學發展的“主線”（mainline）。這些“主線”思想和原理有很多仍然非常鮮活，非常迷人。因此，新古典經濟學較為“沉悶”，並不意味著經濟學的“主線”思想和原理也較為“沉悶”。
經濟學中的主線思想和原理，既包含了其思想源頭和歷史沿革主動脈，又串起了許多後世經濟學家的經濟學理論和思想，這些理論和思想往往是前人理論和思想的變體。
這條主線經由13世紀的托馬斯·阿奎那，17 ~ 18世紀包括曼德維爾和亞當·斯密在內的蘇格蘭啟蒙運動思想家，19世紀末興起的奧地利學派，以及20世紀初的新古典學派，再經由後來的一些經濟思想家（包括六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哈耶克，弗吉尼亞公共選擇學派創始人和立憲經濟學創始人詹姆斯·布坎南，新制度經濟學創始人羅納德·科斯，新經濟史學創始人之一道格拉斯·諾思，實驗經濟學創始人弗農·史密斯，以及布盧明頓公共選擇學派創始人埃莉諾·奧斯特羅姆）發展而成。
坐鎮美國喬治梅森大學的朝聖山學社主席彼得·貝奇教授將以上這條主線上的思想和原理稱為“主線經濟學”（mainline economics）。近年來，他一直在大力詮釋和推廣主線經濟學。主線經濟學的思想和原理，代表了經濟學的真正主動脈，突顯了經濟學思想與原理髮展歷程的主線。
主線經濟學更強調過程和規則，而非具體的結果，因而更強調每個個體的權利和個體在經濟過程中的作用。
主線經濟學不同於作為主流經濟學的新古典經濟學。主流經濟學注重數學模型和計量方法，並不斷推出新的諸如此類的經驗分析方法。
主流經濟學雖然對經濟分析做出了很多貢獻，但是離不開主線經濟學。離開了主線經濟學的思維和思想，主流經濟學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按照貝奇教授及其同事的觀點，“除非那些掌握了這些分析技術的人也實踐我們喬治梅森大學莫卡特斯中心的‘主線’經濟學思維，否則主流經濟學中的那些新的經驗分析方法更多的是在輕而易舉地製造探討問題的熱度而非答案”。
一個鐵打的事實是，這個世界上誰也離不開經濟學。在這方面，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大師路德維希·馮·米塞斯有其權威的論斷。他的觀點是，人的任何行動都是有意圖、有目的的。人之所以選擇某一行動，是基於對其所有可備選行動的目的和手段的主觀評價和排序。主觀評價最高的，排序最前——“一切目的與一切手段，現實的與理想的，崇高的與低下的，光榮的與卑鄙的，都在一個排序中讓人取捨”。而且，這個排序是“獨一無二的等級偏好表”。個人選擇其中排序最前的目的，配上他所認為的適當手段，然後採取行動。
很顯然，一個人的行動背後，必然涉及他對一系列的成本收益計算。這就是經濟學思維。米塞斯的洞見告訴我們，任何一個活著的人都是離不開經濟學的，除非他的心智已經不完整，或者已經死去。既然如此，那麼在眾多的經濟學流派中，我們得看看，是否存在某些經濟學流派可以為我們展現經濟學的迷人之處，並能為我們所用。經濟學的流派眾多，它們有的迷人，有的煩人；而且它們對經濟的解釋方式更是五花八門，政策主張也是各有千秋，甚至相互矛盾。因此，我們說存在多種經濟學，這也可以理解。
迷人的經濟學是存在的，就是上述主線經濟學。
《迷人的經濟學》包括五部經濟學著作，這些著作都屬於主線經濟學作品，屬於迷人的經濟學。這套書的五部著作，均採取中英文雙語方式（均由新生代奧地利學派經濟學者諶紫靈翻譯），無論是原文和譯文，其形式和內容不僅不沉悶，而且很迷人。一位年輕女性一下子推出五本譯著，也讓我大吃一驚。
雖然這些著作的內容迷人，但是翻譯工作本身相當“沉悶”——想必紫靈付出了無數個日日夜夜的煎熬辛勞。我一直以來也做了許多翻譯和校對工作，對此完全是感同身受。
老子的話沒有錯：“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紫靈對奧地利學派經濟學有著精到的把握，尤其是能夠活學活用米塞斯的思想和理論，而且還接受了多年的編輯工作訓練，因而能做到譯文準確通達，文字優美規範，也就不足為怪了。
在這套書中，曼德維爾其實是主線經濟學思想傳統的一個源頭。
在曼德維爾的傑作《蜜蜂的寓言》中，“私人的惡德，公眾的利益”也正是其著作的中心思想。這裡的“惡德”是指自利心，而非殺人放火坑蒙拐騙之惡行。曼德維爾以此開闢了一個新的思想傳統，成為亞當·斯密經濟自由思想和主線經濟學的先驅。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原理，強調無數經濟主體追求自利，這在無形之中增進了整個社會的福祉。
其表述形式和內容都是曼德維爾式的。而“看不見的手”原理，迄今為止仍然是經濟學大廈的基石。這一點就足見曼德維爾的影響力之巨。這並不是說亞當·斯密直接接受了曼德維爾的影響，而是說曼德維爾開闢的思想傳統影響了很多學人，而這一思想傳統也被稱為經濟學的基石，其落腳點就在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上。
雖然亞當·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論》中狠狠地批判了曼德維爾，但是《國富論》中又有多處曼德維爾式論證的痕跡，可隻字不提其名。把經濟學中的“看不見的手”原理歸因於曼德維爾的貢獻，總體上並不為過。
巴斯夏是19世紀三四十年代法國最有名的經濟學家，自由貿易派的旗手，而且是“經濟利益和諧論”的提出者和提倡者。著名的《和諧經濟論》就出自他的手。
巴斯夏很可能是最會透過寫詼諧小故事擺大道理的經濟學家，從而也是最具雄辯力的經濟學家。他的小冊子《看得見的與看不見的》包括了12則寓言故事，比如，著名的“破窗理論”就源於此。頑童打碎了店主的玻璃，那麼在花費一筆錢換玻璃後，玻璃店、玻璃生產廠家以及安裝工人等許多人都會從中獲利，這就創造了GDP（國內生產總值），意味著經濟得到增長。
這是大家往往能夠看到的一面。但是，還有大家往往看不到的一面：實際上，這筆花費本來可以用於購買其他商品或服務，這本來也一樣能夠創造GDP，促進經濟增長。我們需要長一雙“既能看到前者，又能看到後者”的眼睛——這一點非常重要。
今天，對許多現象只看到前者而看不到後者的研究也一直存在，比如，凱恩斯曾經提出的“挖坑理論”（經濟不景氣的時候，政府只要花錢請工人挖坑填坑，就能增進就業，增加消費，拉動需求，實現經濟增長），直到現在也依然很流行。其中涉及的問題與“破窗理論”是類似的——相關研究者長著一雙“看不見的眼睛”，看不到這樣做的真正成本。
弗裡德曼和施蒂格勒這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小冊子《消失的屋頂》分析批評了房租管制政策帶來的問題，結論是應該打破房租“天花板”，推行市場租金，市場租金最能增加租房的供給，從而減少租房的供不應求。
其附錄中講述的則是，毒品合法化反而能夠增進公共利益，並能消除毒品武裝走私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今天，這個毒品問題的分析結論已經進入了經濟學教材。
倫納德·裡德的《鉛筆的故事》說明了沒有人真正完全知曉一支鉛筆的完整來歷，鉛筆的生產是數百萬人分工合作的結果，其中涉及了這些個體計劃的相互協調，而且這些計劃不是出自某個“主腦”的計劃。我們可以透過鉛筆的來歷看到，整個經濟不可能由某個主腦來計劃，市場經濟才是正途。
奧地利學派第四代代表人物、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耶克的《老虎的尾巴》則集中抨擊了宏觀經濟學及其宏觀調控政策的問題與弊端。該小冊子是倫敦經濟事務研究所一位女教授摘編的哈耶克反凱恩斯主義的文集，於1972年出版。當時，歐美國家出現滯脹（經濟停滯與通貨膨脹並存），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裡的宏觀調控藥方失靈便也宣告了所謂“通論”不能被稱為“通論”。
該書的出版使得歐美經濟學家重新關注哈耶克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學思想，從而也助推了哈耶克獲得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透過閱讀哈耶克的這本小冊子，讀者可以發現：宏觀經濟學充斥著一些諸如價格水平之類的偽變數，宏觀調控政策是政府製造通貨膨脹、貨幣貶值、政府債臺高築的推手，它不能消除而只能累積危機因素，其實質是飲鴆止渴。
正如米爾頓·弗裡德曼和羅斯·弗裡德曼在《自由選擇》中所言：“一旦觀點形成了強大的浪潮，它就將橫掃一切障礙，橫掃一切相反的意見。”這些作品已經凸顯了觀念的力量。隨著本套書的出版，觀念的力量將會進一步凸顯。五部作品，珠聯璧合，洞見疊現，令人醍醐灌頂，相“見”恨晚。
馮侖：“這套書的五部著作，均採取中英文雙語方式呈現，西方經濟學大師的傳世作品，中英對照閱讀十分必要，不同文字的蘊含和指向能啟發我們不同的思緒。五部著作均由新生代奧地利學派經濟學者諶紫靈翻譯，文字自然、流暢而不失嚴謹，時常還流露出一股十八九世紀的老腔調，非常迷人。這套書的函套是銀色外殼鑲嵌著黃澄澄蜂蜜的盒子，抽出來則是五色的小冊子，每本小冊子的元素與書名完全貼合，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