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伯陶:一個多甲子的念想 —— 從連闊如先生說《東漢》的草橋關談起

趙伯陶:一個多甲子的念想 —— 從連闊如先生說《東漢》的草橋關談起

在歷史上,草橋關實有其地,位於今河北高陽縣以西二十里,為五代後周世宗柴榮所置三關之一。《清一統志》卷一一《保定府二》:“草橋關,在髙陽縣西二十里,周顯德六年(959)復三關以控燕薊。雄曰瓦,霸曰益津,髙陽曰草橋。俱置以重兵。”在東漢時期,並無草橋關的設定,《後漢書》中甚至連“草橋”兩字也毫無蹤影。顯然,評書《東漢演義》中的草橋關當屬清至民國間人的虛構,不過因此關口與頗具喜劇色彩的文學人物姚期大有關聯,並在京劇中大有影響,特別是它與筆者自幼難以磨滅的一個記憶點發生關聯,因而一個多甲子的念想就闇然萌生,至今不忘。

大約六十多年以前的1955年中,筆者尚在學齡前的童年時代,就痴迷於北京廣播電臺的評書連播《東漢演義》,這一節目每天半小時,似乎還有重播,由著名評書家連闊如先生播講。依稀記得《東漢》是在《三國演義》播講完畢後開篇的,對於當時連闊如《三國》連播的記憶,今天已然模糊不清,年齡尚幼因素是其一,“話匣子”接收效果不佳也是重要原因。家中原有一臺日本產再生式老電子管收音機,搜尋電臺時,常因訊號再生反饋產生尖銳刺耳的鳴嘯聲,令人掩耳不及;加之靈敏度、保真度以及音量皆有限,放聲也有些飄忽不定,並時而“罷工”。如此收聽條件下的評書播講,實在難以引起學齡前兒童的興趣。鄰居杜教授家有一臺落地式收音機,其上半部有一個普通手錶般大小的指示窗,其綠色扇形面的開合可以顯示電臺頻率調整的準確與否,而且這臺收音機放聲低音渾厚,保真度極高,音量可以也大得馳聲於屋外,滿足一個小四合院內聽眾的需求。這大概是當時較為先進的超外差式收音機了,而聽《東漢》也恰好是教授家兩位與筆者年齡相彷彿男童的最愛,於是“借光”就成為必然,一起聽書而外,小夥伴們遊戲時也有了共同的話題。

“姚期、馬武、岑彭、杜茂”,連闊如先生那疾徐有致、抑揚頓挫的“慣口”,以及惟妙惟肖的馬嘶模仿、千軍萬馬震天動地般的廝殺聲的口技復現,至今記憶猶新。20世紀70年代中,筆者曾在民族文化宮禮堂臨場聽過劉德海先生的琵琶獨奏《十面埋伏》,其中對垓下從“小戰”至“大戰”的音樂寫意,正可與連派評書的爭戰場面相媲美。至於評書中用“捲毛獅子黑,立地滾風騅”形容姚期的坐騎,因為念起來頗為順口,於是就成為小夥伴們一時嬉戲時的口頭禪。不過因為當時還只“略識之無”,當然搞不清“滾風騅”的寫法與確切涵義,只是簡單地理解為駿馬能夠“追風”般的迅跑而已。家父的一位朋友有一頭濃黑的頭髮,屬於自來卷,彷彿著意修飾的燙髮。筆者聽書入迷,口中不免時不時地念叨“捲毛獅子黑”一類的話語,這曾引起這位碰巧不聽評書的叔叔的反感,疑心生暗鬼,以為是一種不懷好意的嘲諷,丟下一句“這孩子越大越不學好了”怏怏而去。

然而家父的另一位屬於忘年交的朋友梅大爺,聽到少不更事的我口中常常對評書《東漢》中語念念不忘,就會呵呵一笑,平靜地說:“連闊如的評書真是老少皆宜,我也愛聽。與你爸爸一樣,將來也學文吧!”梅大爺六十多歲,經常一襲灰色大褂,面目清癯(網際網路上的照片稍顯豐腴,當屬於其年輕時的玉照),儀表儒雅,說話慢條斯理,可以印證“腹有詩書氣自華”那句詩的確切無誤。怹是北京二十八中的退休語文教師,與父親相識大約也是50年代初在那所位於西長安街北側的中學有過一段短暫交集的結果。怹年長於家父近三十歲,當屬於筆者爺爺一輩的人,卻自我謙抑,讓我們以“大爺”相稱,大約是老者有意拉近這一忘年交情的距離。所謂“交情”,無非是與家父象棋對弈與閒聊,時而留下小酌一番,並常以餃子代替“雞黍”。“原湯化原食”,是梅大爺用過餃子之後喝湯時必說的一句話,於是喝餃子湯乃至麵條湯,也成為我們家的飲食習慣之一。所謂“小酌”,兩人加起來也不過二兩酒的量。用成人手掌般大小的扁方便攜酒瓶到黃米衚衕北口馬路對面的小酒鋪打酒,常常由我跑腿,獎勵是可以花兩分錢買一塊耐嚼的“牛皮糖”。這爿位於大佛寺街拐角的酒鋪,不過一間門臉,存在過很長時間,化身為漁具商店已經是70年代以後的事了。梅大爺的大哥梅貽琦先生,曾當過清華大學校長,這是多年以後家母告訴我的,當時初中已經畢業的我並不以為這有什麼了不起。十多年後讀了大學,才知道梅貽琦先生一位是大名鼎鼎的教育家,曾說過“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的名言,至今想來也不過時。

趙伯陶:一個多甲子的念想 —— 從連闊如先生說《東漢》的草橋關談起

講完這段插曲,再言及連闊如先生的《東漢》,就能夠充分理解50年代中“千家萬戶聽評書,淨街淨巷連闊如”的盛況了,那時臨街的茶葉鋪或理髮館,也以播放連闊如的評書招徠生意且卓有成效。然而最令我們小夥伴念念不忘的並非逍遙王劉秀的中興大業,而是岑彭的九耳八環刀以及姚期在霸王祠巧獲的吸水提爐槍,後者的槍尖居然能夠將茶壺中的水吸出從槍桿後噴出,若紮在對手身上,其威力可想而知,絕非尋常冷兵器可比了。姚期憑著這杆槍與那匹“捲毛獅子黑”的寶馬,一度威震草橋關,令與劉秀作對的小槍王部下猛將梁林不敢貿然進攻,但烏雲壓城,一場大戰也似乎正在醞釀之中。然而就在這“馬踩車”關鍵時刻,評書卻毫無預兆地停播了,連闊如的聲音也就此絕跡於廣播電臺。這令筆者與小夥伴們倍感失落,彷彿丟失了什麼重要的東西。其後不久隨同家父逛東安市場,還特意到一家書店問詢有無“大戰草橋關”的小人書,引來售書阿姨的大惑不解,還是家父經過一番解說才令這位阿姨釋然。記得那一次我要買一本《兒童時代》雜誌,家父說太深,仍讓我回家看訂閱的《小朋友》,可見那時還未踏進小學的大門。然而從此“草橋關”就成了我一個揮之不去的念想,也可以說是一種情結吧。

由於家庭變故,1959年初,筆者遷居於新街口附近的百花深處衚衕,這個衚衕的東頭臨近護國寺的後門,每月逢七逢八日可以由此方便地進入當時還算盛行的廟會。筆者那時已升入小學四年級,八道灣小學是半日制,下午就有了屆時一逛廟會的閒暇。一位瘦弱而背微駝、年紀約五十歲上下的藝人撂場於此,似是演說薛家將平西的大書,圍觀者眾,至少比拉洋片的場子熱鬧多了。這位說書者間有唱詞,演唱時以右手持鼓箭敲擊書鼓,左手兩指夾一對月牙板,左右擺動叮噹作響,似乎還有三絃伴奏。所幸他以說為主,唱的時候並不多,“說的比唱的好聽”,這也許是大多數圍觀者的感覺,因為他一開唱,年輕一些的聽眾就會散去不少。其書內容頗涉神怪,記得有關薛丁山三請、三休樊梨花的故事,就包含不少呼風喚雨一類的怪異情節,雖荒誕不經卻能引起青年人的好奇心,萌生“問個究竟”的期待。個人感覺,這樣的說書形式不如連闊如的評書來得生動傳神。幾十年後方知這是大鼓書,與評書異軌,而不同的藝術形式,是不能以個人的好惡評判其孰優孰劣的。至於這位藝人的名號,曾有一位友人告訴筆者當是藝名“小蜜蜂”的張秀峰,然而以後經查得知,小蜜蜂是竹板書藝人,1958年已受聘於中國評劇院,不會再現身廟會。看來是張冠李戴了。這位說大鼓書的藝人,所持形似月牙的鴛鴦板為鋼製,不似山東快書所用的銅書板那樣金光閃閃;負責為其手捧銅盤收費的是一方面大臉、頭梳雙辮的二十多歲婦女,很是厲害,往往與吝嗇的觀眾發生口角,這時還需要說書藝人出面和顏悅色加以平息了事。讀者若有知其行實者,尚祈賜示一二以解惑。

記得到護國寺聽書,沒有維持多長時間,廟會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至於書館一類的娛樂場所,多在南城或郊區,二三十年前的我聞所未聞,於是自幼萌生的“草橋關”情結竟至於無解了。

花開二度,再入黌門以後,圖書資源較前豐富了許多,解決這一問題似乎唾手可得,筆者卻又因忙於諸多編輯事宜與自身業務,竟然無暇顧及。其間也發現京劇傳統劇目有《草橋關》,雖也事關姚(銚)期,卻是劉秀登極以後險些誅殺功臣事,並非對於君臣創業中艱難歷程的搬演。至於民國間蔡東藩的《中國曆朝通俗演義》套書,早年筆者曾間斷地有所涉獵,其中《後漢演義》並未發現有關於草橋關的線索。

筆者於20世紀末供職《文藝研究》雜誌,21世紀初設定“學者訪談”欄目,曾經策劃做一期連派評書傳人連麗如先生的訪談,因為她的一位嫡傳弟子恰巧在中華書局工作,筆者便於透過書局的老同事加以聯絡。如能如願,所謂“草橋關情結”當可迎刃而解了。聯絡商討後似已談妥,後不知何故中輟,隨即筆者也辦理了退休,於是這樁美事終於不了了之。

年逾古稀,近來總算有了飽覽“閒書”的時間。上網一查,中華書局十五六年前即已出版連闊如口述的《東漢演義》,2020年8月又出版連闊如口述、賈建國與連麗如整理的全本《東漢演義》,亟網購一套,終於發現第五十回即“姚期插槍鎮草橋”,其後的情節是:因劉秀於中秋節思念姚期,就派賈復、吳漢去草橋換防,不料姚期這位“福將”的離去,隨即陰差陽錯地導致了草橋關的失守,並沒有發生所謂“大戰草橋關”的戰役,一個多甲子的念想終於落地,勉強算是得償夙願了。

經過這次通讀《東漢演義》,才知草橋關之後,劉秀君臣與赤眉軍的爭戰逐漸演變為評書的主線,樊崇領導的赤眉軍是反抗新莽政權的農民軍主力,而鎮壓農民起義一度被視為歷史人物的人生汙點,東漢末的曹操、北宋末抗金的岳飛似乎都有這樣的人生經歷。因有觸時諱而被腰斬,50年代中停播《東漢演義》似乎也順理成章。這當然只是事後諸葛亮的猜測,難成定論。

評書屬於市井文化,為迎合各階層聽眾的需求,貼近社會才能獲得較為廣闊的市場,連闊如所謂“懂多大人情,說多大書”絕非虛語。以明清的社會風習想象兩漢的社會情景,與今天的戲說歷史毫無二致。第六回“馬武大鬧武科場”、第三十九回“戰梁林王倫殞命”,前者將中國的科舉制度提前了近六百年,後者有關王倫力舉千斤閘的描述,更將宋代以後才出現的城門前面的甕城建置提前到兩漢時代。這是借鑑了《隋唐演義》所謂“天下第四好漢”雄闊海的故事。千斤閘設置於甕城門洞中,木質,有滑道,其上安裝有絞盤收放。今北京市前門箭樓尚有千斤閘的遺存,重約四千斤,絕非人力所可託舉。隋唐及其以前的時代,城市沒有甕城的建置,何來千斤閘?

此外,在《東漢演義》中的武臣戰將,都有關於“護背旗”的描繪,這又顯然借鑑了戲劇的舞臺人物形象。至於元帥的護背旗可多達八面,已然超出了舞臺的誇張,可不論。評書中還有一段關於佔山為王者山寨的描寫,出現了天棚、魚缸,這又顯然脫胎於對舊時北平四合院“天棚魚缸石榴樹,先生肥狗胖丫頭”的中產之家想象,這裡恕不贅言。

幼年時聽播《東漢》,對“隗囂”這個人名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連先生念此二字拖長音調,極具韻味。當時不可能通曉這兩字的寫法,只覺得以“葵銷”發音的人名很奇怪,因而記憶深刻。今天找到連麗如先生的《東漢演義》錄音片段,播講中這個人名仍以“葵銷”發音,的確師傳有自。實則“隗”作為姓氏有兩個讀音,“葵”以外,還有“委”一讀,因而電視中的歷史文化節目,多有學者將此東漢初的人名讀作“委銷”。前一階段,筆者因選注《三國志》,也有涉及這位東漢初期隴西割據勢力首領的內容,對這個名字的讀音不得不加以關注。《後漢書》卷一三《隗囂傳》,唐李賢等注云:“囂音五高反。”顯然“囂”屬於零聲母字,自以讀“熬”為是。若連其姓氏,當讀作“委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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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類而及,評書藝術中的人名讀音皆不可不慎。筆者一度熱衷於《聊齋志異》的研究,對於現代評書《聊齋》也頗多關注。餘生也晚,前輩陳士和、趙英頗的風采無緣領略,王玥波先生的評書《聊齋》透過電腦下載過幾篇,感覺趣味橫生。他是連麗如先生的義子,其評書風格卻與連派有所不同,而是另有師傳,不時如相聲般地抖出個包袱,令聽眾解頤。《聊齋·馬介甫》一篇中的懼內主人公楊萬石,其弟名楊萬鍾,“石”與“鍾”是古代的量詞或容量單位用詞,一百二十斤為一石,六百四十升或一千升為一鍾。蒲松齡為兄弟二人如此取名,無非是平民家庭企盼家財萬貫的用意。而“萬石”另有位居高官的吉祥取義,漢代三公因俸祿高即別稱萬石。王玥波先生將楊萬石讀作“楊萬旦”,“石”取俗讀之音“旦”,是否符合作者原旨,大可商榷。“石”在宋以前沒有“旦”的讀音,秦漢作為官俸的計量單位,有“二千石”“比二千石”“中二千石”等稱謂,“石”讀原音,不能讀“旦”。作為古代的入聲字,“石”在《康熙字典》中只有“常只切”一讀,未收“旦”(得按切)的俗讀音。今人《漢語大詞典》於“石”作量詞使用時,括注“今讀dàn”,惜未明其原委,令人不得要領。但無論如何,讀書人蒲松齡筆下的楊萬石是不能讀作“楊萬旦”的。

今傳連闊如先生的評書僅傳《東漢》中“三請姚期”《水滸》中“魯達除霸”《三國》中“轅門射戟”三段錄音,總共不足100分鐘,喜好連派評書藝術者只能嘗鼎一臠,略知其味而已。以“三請姚期”為例,對照今中華版《東漢演義》第十二回《劉秀鬼神莊三請姚期》,兩者存在一些區別。可見“道兒話”與“墨刻兒”不盡相同,正如今傳宋元話本只是當時說書人的底本而已,並不限制藝人的臨場發揮。筆者沒有臨場聽過連闊如的評書,不知是否帶“刀槍架兒”,不過從其較快捷的語速判斷,似乎沒有較為激烈的動作演示。其評書為正面人物代言,所用類似於京劇中的韻白,與其他人物的口語模仿形成對比。說書中常用“欸”的口頭語,用此嘆詞或作情節連線,或為故事轉折,並不令聽者生厭,堪稱恰到好處。《東漢演義》“墨刻兒”的再行問世,整理者盡心竭力,編輯者也恪盡職守,其出書質量頗可贊,對於弘揚連派評書藝術功不可沒!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劉秀的第二任皇后陰麗華,《後漢書》卷十上有傳,位於劉秀第一任皇后郭聖通之後。劉秀微時曾有“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的一句名言,因被正史記述,大為後世人津津樂道。《東漢演義》先是將“陰麗華”多次誤書為“殷麗華”,第五十三回“八黨奸臣獻長安”有一段中“殷麗華”與“陰麗華”竟交替出現多次(第810~811頁),未顧及這位大名鼎鼎女子姓氏書寫出現不同,令讀者匪夷所思。

趙伯陶:一個多甲子的念想 —— 從連闊如先生說《東漢》的草橋關談起

因系“全本”,2020年版《東漢演義》又附錄了《東漢演義》續集七回,其第六回“建武帝醉斬姚期  馬子章夜叩金闕”,講述劉秀的西宮娘娘郭妃為報父兄之仇,故意於劉秀醉酒中假傳聖旨殺了姚期,馬武叩闕為姚期保本不準,也一頭撞死在左金門。歷史上的漢光武帝並沒有對功臣大開殺戒,偏偏京劇中的《打金磚》《上天台》以及前述《草橋關》等劇目,專門搬演其莫須有的這些斑斑劣跡,也是令後人大可詫異之事。

無獨有偶,宋朝的開國皇帝趙匡胤黃袍加身後以“杯酒釋兵權”的策略,已經大致解決了日後可能出現的內部權力紛爭,然而京劇《斬黃袍》也沒有放過這位未殺功臣的皇帝。趙匡胤因寵愛韓妃之故,醉酒後誤殺北平王鄭恩,這與劉秀誤斬姚期一事簡直如出一轍。《斬黃袍》中一段“孤王酒醉在桃花宮,韓素梅生來好貌容”的西皮二六,被民國間的藝人劉鴻聲演繹得淋漓盡致,曾一度風靡京畿。

評書與京劇都屬於舊時的市井間藝術,至於以後京劇榮登“國粹”的寶座,原因非止一端,已是後話,這裡不論。是市井文化,有時就不免欺軟怕硬,那個不斷虐殺功臣的朱洪武就少有反映其殘暴成性的藝術展示。這也許正應了陸放翁的那兩句詩:“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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