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的歷史裡，記載了不少西方傳教士的故事，比如利瑪竇、湯若望、郎世寧等人。
以上僅僅代表了傳教士的一副面孔，除去這份道貌岸然，傳教士還有一張間諜臉，表面上談信仰，拿上帝說事兒、給上帝打工，實際上他們乾的卻是情報工作。
1831年，英國傳教士郭實臘（Karl Friedrich August），坐船來到了澳門。
在名義上，郭實臘是倫敦傳教會派往中國的傳教士，而他本身卻是德國人，出生在波美拉尼亞，曾經是德國基督教路德會牧師。
這次來到澳門，也不是為了傳教，他的職責是給英國東印度公司做翻譯。
當然了，這個翻譯工作也是假的。
第二年1832年2月，郭實臘乘坐“阿美士德”號，從澳門出發，經過廈門、福州，一路北上到寧波、上海等地。
“阿美士德”號隸屬於英國東印度公司，所以，這次航行，打出來的招牌是調查中國沿海商業貿易情況。
實際上，郭實臘乾的事兒跟商業貿易不相干，他大部分時間都在測繪海灣、繪製河道地圖。
並且，利用傳教士的身份，郭實臘能很便利地進入沿途港口打探虛實，甚至到一些滿清官員家裡“傳道講法”。
有了這些官員帶路，郭實臘便有了進入軍營參觀的機會。
從1832年到1838年，郭實臘以傳教士的身份，在中國沿海偵察了至少十次，蒐集到了大量政治、經濟、軍事情報。
最終，這些情報經過整理彙總，輾轉送回英國，成為英國議會制訂對華戰爭方案的重要依據之一。
1840年6月，預謀已久的英國人，派出軍艦入侵廣東珠江口，封鎖出海口，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
英國用武力開啟中國大門，在具體的行軍作戰過程中，郭實臘所提供的情報，再次發揮了重大作用。
除了郭實臘，還有一位具有“戰略眼光”的傳教士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丁韙良，出生於美國印第安納州，父親和兄弟都是牧師，大學畢業後，他作為美國基督教長老會傳教士，來到了中國。
1898年，京師大學堂成立後，丁韙良擔任首任總教習，因此，他也被某些有心人稱為“北大第一任校長”。
雖然身穿基督牧師袍，可是丁韙良心裡一點兒也不安分，不但給美國蒐集情報，還積極投入行動。
他曾建議美國政府，趁著戰亂在滿清帝國內部搞一場“南北戰爭”。
然後，由美國主導把中華大地分成兩個國家，進行分而治之從中漁利。
第一次鴉片戰爭，英國割佔中國香港後，丁韙良再次寫信回國，極力鼓動美國政府出兵佔領海南島。他在信中說，“假如讓我在中國挑一個地方代替戰爭賠款，那最好是海南島。這是一個在香港和菲律賓之間的踏腳石。”
在以往的歷史中，類似郭實臘、丁韙良這種傳教士間諜，不勝列舉。
他們在中國內地橫行，最遠的曾跑到墨脫測繪地形，還有的站穩腳跟後，建立起一整套本土情報網，有的人甚至進入官場，當上了知縣、知府這樣的父母官。
我們都知道，要成為一名間諜，首先是不能暴露身份，要藏得住。
電影裡處處龍傲天的007、伊森·亨特、傑森·伯恩等等，在現實世界中，基本上活不過片頭，續集只能拍上墳燒紙。
傳教士就完全不同，他們以上帝之名人間行走，這種職業特性，也成為間諜的最好偽裝。
沒事兒聊聊上帝、聊聊信仰，這才顯得高階有排面。
所以，當我們歷數過去的不平等條約時，就會發現，上帝意志無處不在。
中法《黃埔條約》規定，法國人可以在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通商口岸建造教堂，滿清政府有義務保護；
滿清政府與俄、美、英、法各國簽訂的《天津條約》裡，清楚明白地寫著，俄國“東正教教士得入內地自由傳教”，英國“耶穌教、天主教教士得自由傳教”，法國“天主教教士得入內地自由傳教”、“法國人得往內地遊歷”，美國“耶穌教教士得自由傳教”；
甚至《天津條約》裡面，事關中美雙方條款的擬定者，竟然是美國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到了1860年簽訂《中法北京條約》時，關於傳教士的規定更加荒唐，“法國傳教士可在各省租買土地，自由建造教堂”……
上帝的組織，真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