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與隱的選擇，是中國傳統士人要面臨的一個普遍問題。承平年代，士人們面臨的是想仕卻懷才不遇的憤懣，欲隱而壯志難酬的不甘，但無論作何選擇，都只關乎個人的前途境遇。
處於朝代更迭之際計程車人則與此不同，他們身為前朝遺民，一方面有難以忘懷的故國之思，另一方面又有經世濟民的個人理想，
二者之間的矛盾已經超越了簡單的仕與隱。
除此之外，社會道德也對他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傳統的“忠君”思想成為橫亙在仕隱之間的障礙，也成為束縛個人選擇的枷鎖。
由宋入元計程車人在面臨以上境遇的同時，還要面臨由於政治地位下降所帶來的物質貧困，這也成為了他們徘徊在仕隱之間的一重關卡。
而最終做出仕元選擇的仕元詞人則註定要經歷遠超他人的矛盾與掙扎。
艱難：元初南人的生存與仕進
在分析仕元詞人的仕隱心態之前，我們需要先來了解一下元朝統治之下江南士人的生存境遇與仕進情況，這主要與元代所實行的科舉制度、儒戶制度，以及在復科之前官員的仕進途徑有關。
有元以來，科舉制度廢而立，立而廢，始終處於一種斷斷續續的狀態。自至元十六年元世祖統一中國以來，元朝有長達三十多年的時間未曾實行科舉，直到皇慶二年，
元仁宗才下詔恢復。延祐元年，全國舉行鄉試；次年，舉行會試和殿試。
此時距離宋亡已經35年，許多經歷過世變計程車人或已年近花甲古稀，或早已下世，一生中最好的年華蹉跎殆盡。
宋亡之時，仕元詞人的年齡多在20與40之間，處於少壯年時期，而延祐復科之時，年齡最大的趙文已經76歲，在恢復科舉的第二年便與世長辭，年齡最小的陳恕可也已經57歲。
其他生卒年不詳的詞人也大抵與他們相差無幾。科舉作為古代知識分子最重要的進階之途，其興廢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
科舉的廢除一方面使士人們失去了安身立命的資本，生活日益貧困，不得不轉從他業；另一方面，
對他們的精神也造成了沉重的打擊，使他們對自己的人生價值產生了懷疑。
科舉廢除之後，時文成屠龍之技，英雄無用武之地，後來之人也因為它於世無補而棄之不學，甚至不知為何物，這對那些以科舉為業計程車人來說無疑是一種巨大的精神摧毀。還有的人一生對科舉念念不忘，以至於成終身之恨。
劉壎在寫給鄉賢曾月崖的墓表中記述了他對科舉的執念：
“大德甲辰歲，年六十有九······吾故曰可哀也。”
曾月崖也曾出任儒學教授，但這並不能彌補未能科舉給他帶來的遺憾，以至於在臨終之前依然憤懣不平。
趙文、吳澄等人平日對於科舉多有鄙薄，趙文稱其為“隋唐弊法”，認為“科舉累人”，使得士人為功名所役，既無讀書之閒，又無養親之樂；
吳澄年十六即厭科舉之業，認為科舉所取不過辭章之虛，更使“舉世浸淫於利誘，士學大壞”。
這其實只是對於宋代科舉偏重辭章的不滿以及無可奈何的慰己慰人而已。一旦科舉恢復，或“猶攘臂盱衡，不自謂其老”；或承擔閱卷之責，“聞命就道，略無辭避”，為儒科有人而歡喜不禁。
像趙文這樣不顧老邁依然參加科舉計程車人還有很多，胡助《和馬伯庸同知貢舉試院記事》有句曰：
“宗公群彥列如牆，半是先朝白髮郎。”
可見科舉恢復以後，不少士人雖已入遲暮之年，仍然躍躍欲試，希望完成年少時的理想。他們對於科舉的熱情沒有因時代的變遷、國家的興替而湮滅，反而因為暫時的中斷而日益高漲。
由此可以推知，元代初期科舉的廢除加重了宋末士人因民族入侵、國家顛覆所產生的不滿，入元前後的地位落差也使他們不可避免地懷念故國，
從而拒絕與新統治者合作，這大概也是南宋遺民眾多的原因之一。
儒戶制度的設立及影響
儒戶是元代法定的諸色戶計中的一種，元代的戶計按照職業劃分，例如民戶、軍戶、僧戶、道戶等等，每一種戶計都有相應的權利和義務。
儒戶制度早在蒙古滅宋之前就已確立，南宋滅亡之後，江南士人也被逐步納入儒戶之列。原來漢地計程車人入儒籍需要經過專門的考試，江南儒籍的設立則較為寬鬆，“僅根據坊里正等人的攢報，
凡是舊宋的‘登科、發解、真材、碩學、名卿、士大夫’皆可入籍”。
但因標準過於寬鬆，也就出現了不少人冒入儒籍的現象。關於儒戶的權利和義務，蕭啟慶在《元代的儒戶：儒士地位演進史上的一章》中已經說得很清楚，此處僅簡要概括。
儒戶的義務根據學歷和年齡劃分有兩種：
一種是學，年輕儒生需要坐齋讀書，中年儒生則僅須供月課；
另一種是教，主要針對在宋代已獲得功名的碩學耆儒，需要在每月朔望給學生上課。
儒戶的權利一方面是可以得到獎學金性質的補給，另一方面是可以免除部分賦役。
但是在實行過程中，入戶的權利並沒有得到全面的保障。首先是贈給的發放並未制度化，不僅標準不一，還存在被人冒領和剋扣的現象。
“體知建康儒學並上元、江寧縣學，及明道、南軒兩書院，除學官外，名儒耆宿月支學糧，養贍不一，每名一石者，有五斗者，有一名兩處支糧者，有一家數口共食行供飲膳者，有不繫貧寒之士，冒濫支請者”，九江大儒黃澤初“月致米六斛、鈔三十千”，此後則“月廩削其三之二”。
其次，在籍儒戶雖然可以免除部分賦役，但是地稅、商稅並不能豁免，
差役也只能儒士本身可以免除，並且這項特權在大德後期一度取消。
由此可見，儒戶制度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士人的經濟水平，但卻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士人的遭遇僅僅是沒有變得更壞，而完全不能和宋亡之前相比。
在失去了科舉這一進身之資後，士人們也就失去了安身立命的資本，政府的補助不過是杯水車薪。另外，
儒戶制度除了緩解經濟壓力之外，並不能改變他們的政治地位。
仕進之途：由儒與由吏
姚燧《送李茂卿序》說：
“大凡今仕唯三途，一由宿衛······郡、縣，十九有半焉。”
如上所述，在科舉恢復以前，元代的仕進之途大致可以分為這三類：
一類是看“根腳”，只有家世顯赫的蒙元貴族才能夠充當宿衛，逐步晉升，並壟斷絕大部分上層職位；
一類是由吏進，地方上會定期向中央提供考試合格的儒生充任胥吏，稱為“歲供”；最後一類則是出任學官。元初士人若想出仕，基本只能通過後兩種途徑。
元代的吏比之唐宋地位有所提升：
“今之官即昔之吏，今之吏即後之官······越十數年，吏習丕變”。
因部分人不能修潔自守而逐漸相燻相染，以至於“通天下皆然，莫可救藥”，到了元仁宗時期，又再次恢復到了“貴儒抑吏”的狀態。
並且下層胥吏的任務極其繁重，“日勞形於案牘，隨群隨隊，役役焉習奴隸書之不暇”，
這並不符合“治國平天下”計程車大夫理想。
所以，大多士人在“舍儒就吏”之時往往會猶豫再三，“屈身為吏”說到底是儒士的一種悲哀。和充任胥吏一樣，出任學官往往也是一種出於無奈的選擇。劉將孫詩曰：
“二十年無進士科，新愁舊學久消磨。一官乞與閒無奈，徙倚庭前自放歌。”
正是大多數儒官的心靈寫照。首先，講學授書並不是士大夫的真正理想，只是在士人地位下降情況下所不得不接受的一種權宜之策。
吳澄《送鄧善之提舉江浙儒學詩序》說：
“並詩世以儒為無用久矣，惟譔述編纂之職、講論傳授之事不得不歸之儒，是所謂無用之用者。”
其次，元代儒士眾多，而相應的職位卻只有那麼幾個，僧多粥少，競爭壓力很大。
“年來儒官赴選部如水赴壑，員無窮而闕有限，於是樞機日趨於密，始仕須府與州，再調乃得路學。”
為了緩解就業壓力，當權者想了各種各樣的辦法，
除了需要從基層做起之外，還有須先到邊遠之地巡檢，驅馳弓馬緝奸捕盜這樣的無理要求。
即便如此，一旦有了這樣的機會，還是有眾多儒士趨之紛紛，不辭勞苦。
除此之外，學官的晉升通道也格外狹窄。“自直學至教授中間，待試聽除，守缺給由，所歷月日，前後三十餘年，比及入流，已及致仕”，也就是說，從普通教官升為教授，基本需要三十多年的時間。
在這種情況下，正如蕭啟慶先生所說，“無論是以吏進還是以學官進，大多數計程車人都必須永沉下僚，位居人下。這是元代士人沮傷的主要原因。”
科舉廢除，選官之途狹窄，士大夫的理想被擱置，經濟狀況也不容樂觀，這一切都加重了江南士人對於新朝統治者的不滿。
一方面，他們礙於生存的壓力不得不在現有的仕進之途中掙扎前行；
另一方面，現實中所遭遇的劫難又使得他們更加懷念故國，懷念宋亡以前士大夫的輝煌時刻。
所以仕元而戀宋這種群體心態的產生，也就不是不可理解的了。仕元詞人正好生活於這一時代，他們中除了個別人在朝堂身居高位以外，
其他皆碌碌下塵，正是這一類群體的代表。
謝謝觀賞，關注我，瞭解更多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