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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天行道”，為梁山泊的口號。這個天道觀念不但含義複雜，而且性近玄學，我現在只研究政治上的天道觀念，由此說明梁山泊終是草寇集團，沒有得到天下的希望。
原始社會都是血統團體，而以氏族為基礎，到了血統團體進化為地域國家之時，血統關係尚未完全脫掉。這個時代，最大的氏族可以統治別的氏族，而其族長則上升為國家的元首。例如黃帝，他是有熊氏的族長，而有熊氏又是當時最強的氏族，所以黃帝同時又為中國的元首；其他如青陽氏、高陽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夏后氏都是當時最大的氏族。氏族乃集合許多家族而成，在家族之內，家長鬚慈愛其子弟，同樣，由氏族演進為國家之時，元首也須慈愛其臣民。家長要管束其子弟，必須立身以正，足為子弟的模範。子弟服從，一家就可統一，而有相當的威力，而能壓服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的根據。
這種思想雖然發生於血緣團體之內，但是血緣團體變成地域國家之後，中國人仍用這個觀念來解釋國家。就是他們仍把國家視為家族的擴大，仍把政治看做家政的擴大，君主為臣民的父母，臣民為君主的赤子，君主與臣民的關係無異於家長與子弟的關係，家長鬚慈愛其子弟，君主亦須慈愛其臣民，所謂“仁政”就是由此而產生，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是由此而產生的。
但是國家和家族又有不同之點，在家族之內，父子關係是自然的，父是父，子是子，任誰都不能變更。反之，在國家之內，君民關係卻不像父子關係那樣的自然，於是又發生了誰是君、誰是民的問題。
人類總喜歡用自己周圍的現象，擴充之以觀察萬物，古代中國人不但用家族現象觀察國家，且用家族現象觀察宇宙。家有家長，家長鬚慈愛其子弟，國有元首，元首亦須慈愛其臣民，同樣，宇宙之內，亦有一個主宰，而能慈愛萬物。這個宇宙的主宰，中國人稱之為天，日月照臨，風行雨施，這就是天的慈愛。天是宇宙的主宰，人類社會不過是宇宙的一部分，所以人類社會也受天的支配，這種天道思想由來甚久，《尚書》之中有不少的“天命”、“上帝”、“神後”之言。而把這種觀念組織為一個有系統的學問者則為漢儒董仲舒。
在秦漢時代，法家思想最見流行，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儒家思想也見用於政治之上。法家主張法治，希望人主“不淫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但是法由人主制定，“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這樣，要束縛人主於法律之內實非易事。儒家主張人治，希望人主任賢使能，使“賢者居位，能者在職”。但是決定誰是賢能的權力又屬於人主，“燕子噲賢子之而非孫卿，故身死為僇。夫差智太宰嚭而愚子胥，故滅于越”，法不能拘束君主，人不能掣肘君主，君主不受任何拘束，即君主的權力乃如漢順帝所說：“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主既有如斯權力，而法治與人又莫能匡救，在民主思想尚未發生以前，學者只有求助於“天”，於是董仲舒就應用陰陽家的學說，把天放在人主之上，使人主見到天象，有所警惕。
他主張：“春秋之治，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同時又說，“天之生民非為王也，而天立王以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意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復說：“天常以愛利為意，以養長為事，春夏秋冬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愛利天下為意，以安樂世為事，好惡喜怒而備用也。然而主好惡喜怒乃天之春夏秋冬也。”自董仲舒之後，吾國政治並不受法家思想的影響，也未受儒家學說的支配。真正控制中國政治的，乃是董仲舒所代表的陰陽學說，吾人觀二十四史之五行志即可知之。
但是蒼蒼者天，不能直接統治人民，必須授命於一人，令他代天統治，這個人就是天子，天子為天的兒子，代天統治人類。但是天是慈愛的，所以天子必須體天之德，同家長愛其子弟一樣，愛其赤子；否則天命不佑，天必奪其帝位，以另給別人。
因受百姓歡迎而能得到天下的又不知多少，所以聰明的人常能在中國歷史上，君主因受百姓反抗，而致失去天下的不知多少，匹夫體天之意，施惠於民。不過人民二字尚覺空泛，“人絕對不容易得到全民的歡迎”，但是至少必須得到最有勢力的人的歡迎，孟子說：“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就是因為在春秋戰國時代，巨室（土地貴族）最有勢力。那麼，秦漢以來，哪一種人最有勢力呢？
中國本來是個農業國，秦漢以來，又是個官僚國，而中國所以成為官僚國，又由於農業國的生產條件而來。何以說呢？中國經濟乃是閉鎖的自然的農業經濟，這種農業經濟最容易產生割據的封建制度。但是中國農業的生產條件又不許割據局面的存在。因為中國農業的基礎是築在水利經濟之上，這個水利經濟只有集合各地，共同協力，而後才能成功。如果各地割據，只能在河流的一部分，建築堅固的堤防，而不顧到全流域，那麼在上流或下流還是要潰決的。漢明帝時尚有“左堤強，則右堤傷，左右俱強，則下方傷”之詔。兼以農業依靠水利，齊桓公會諸侯於陽穀，以“無障谷”為盟約之一。
所謂無障谷是謂“無障斷川穀，專水利也”。水利的獨佔亦可破壞中國的農業。由於這個必要，遂成立了中央集權的國家。中央集權的國家要預防割據局面的復興，不能不打倒土地貴族；既然打倒了土地貴族，自然不能不利用士大夫階級，以組織官僚國家。這樣，士大夫階級就代替了土地貴族，而取得統治權。閒話少說，言歸正傳。因為中國是官僚國，所以士人有很大的勢力；因為中國是農業國，所以農民也有很大的勢力，誰能夠得到士農的歡迎，誰便可得天之助，而為天子。但是怎樣才能得到士農的歡迎呢？於此，我們又須研究他們兩者的生活狀況。
士人就是知識階級，他們利用知識，以維持自己的生活，又利用知識，以取得社會的及政治的勢力。他們維持生活的方法，或做師而取得一定的束脩，或做官而取得一定的祿俸。若就普通的情形來說，士人都想做官。這種士人階級產生於春秋末季（在此以前，不是沒有知識分子，不過他們生活非依靠於知識，乃依靠於土地的收入；他們做官非依靠於知識，乃依靠於門閥，所以他們與知識階級不同）。然在當時，士人階級的人數尚少，他們做官容易，所以在《論語》裡面，孔子門人未曾以“仕”為問題，而孔子亦不大言“仕”。到了戰國時代，士人階級已覺過剩，由是就發生了生存競爭，而令士人注意到“仕”的問題，所以在《孟子》裡面，孟子門人喜歡問“仕”，而孟子且以“仕”為君子的職務。
孟子豈但以“仕”為君子的職務，且又以“仕”為君子謀生的方法。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由此可知士人必仕，而仕的目的，好聽的說，在於行道，不好聽的說，在於救貧。士人的生活既然依靠於仕，所以聖主賢君要得到士人的歡迎，必須大開仕路，使人人可用自己的才智，得到相當的地位。
農民的生活怎樣？他們耕田，他們固然希望政府“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如其不能，也希望政府不來過度剝削。孟子說：“有布縷之徵，粟米之徵，力役之徵，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所以明君在位，必須“不違農民”、“薄其稅斂”，使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君主能夠這樣待遇農民，農民亦必謳歌盛德，而願為之氓。
總而言之，不管是誰，只要他對於士人能夠尊賢使能，對於農民能夠薄其稅斂，必可得到士農的歡迎，而成為天子。在吾國曆史上，最能實行這個政策的，一是漢高祖，漢高祖入關之時，致力收羅人心。
秦時，“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織不足衣食”。漢興，在財政極度困難之際，還是“輕田租，什五而稅一”。文帝十二年以後，又改為三十而稅一。明太祖於至正十六年，攻下應天，他的作風有似於漢高祖入關之時。
太祖入城，悉召官吏父老諭之曰：“元政瀆擾，干戈蜂起，我來為民除亂耳，其各安堵如故。賢士吾禮用之，舊政不便者除之，吏毋貪暴，殃吾民。”民乃大喜過望。
同時，又能安撫農民，凡得到一地，即免該地田賦。這種免租對於人心乃有極大作用，“奚我後，後來其蘇”，各地人民希望免租，而希望明軍來臨，乃是理之必然。
聰明哉明太祖，對於士人尊孔招賢，對於農民，減租免稅，士農階級當然謳歌盛德，希望明太祖成功。明太祖不過濠州和尚，而又做過流丐，他於元順帝至正十二年舉事，附郭子興之下，至正十五年郭子興死，明太祖才漸漸自樹一幟，然既出身於和尚，當然可使士人懷疑，所以必須尊孔招賢，使士人知道自己已經棄釋歸儒，而安其心。他又因為做過流丐，很容易使人誤會自己為盜匪，所以每次攻城略地，先則安民，次則減稅，以表明自己和流寇不同。他能夠得到天下，是應該的。
梁山泊雖然標榜“替天行道”，但是他們的行為又常常與天道背馳。他們在江州劫法場的時候，“不問軍官百姓，殺得屍橫遍地，血流成渠”（《水滸傳》第三十九回）。這種舉動已使百姓害怕，而起事數年，除流氓降將之外，又未曾用過一個士人，至對付近鄰的農村，更不得其法，卒致祝、扈、李三莊因怕梁山泊過來借糧，準備抵抗（《水滸傳》第四十六回）。試問這樣行動何能收攬民心？“皇天無親，惟德是不懷德，民不懷德，當然皇天不佑”。這是梁山泊失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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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滸傳》與中國社會
作者：薩孟武
出版社：北京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