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博物院藏唐代三彩文吏俑。 （資料圖片）
上海博物館藏唐·孫位《高逸圖》。（資料圖片）
□ 張 宇
唐德宗貞元十四年（798年），三月的長安城一派繁華，春光無限。此時正是杏花怒放的日子，也是新科進士放榜之時。城內幾乎萬人空巷，人潮湧到了曲江岸邊的杏園中，不為賞花，只為爭睹龍門新貴的風采。
只見杏林花下，十七名意氣飛揚的白衣書生踏著絲管樂聲，被簇擁在人群裡，踏春賞花，賦詩飲酒，歡宴於曲江亭上。二十七歲的白居易就走在這春風得意的行列當中，他第一次赴京應舉，便高中甲等，二十年的寒窗苦讀終獲回報，胸中的文經武緯從此有了施展的空間。志得意滿的他，在慈恩寺大雁塔中題詩道：“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快意放縱之情顯露無遺。
曲江遊宴、杏園探花、雁塔題名，都是唐代進士及第後舉行的禮儀喜慶活動。長安的官民們也藉機遊春飲酒，全城狂歡。百姓在擁擠的人群中翹首，觀賞著科舉時代最顯耀的明星秀，釋放出世道人情對於功名的矚目與熱切。官宦人家騎乘著寶馬香車，穿梭其中，挑選屬意的乘龍快婿。就連皇帝也會登上紫雲樓，觀看其盛大場面。然而，帝王此時只是一個遙遠的佈景，白衣進士才是最璀璨的明星。眼前的“紅杏園中客”，便是將來的“金鑾殿中臣”，更會成為德識與才學的典範，為世所重。
當進士們返回鄉里，更有一番慶祝榮耀迎接他們。“擢第未為貴，賀親方始榮。”一個進士的頭銜，不僅可以光耀門庭，還能夠讓親族受益，為家鄉添彩。族中宗老們將其事蹟鄭重地寫入祠堂，刻碑立石，甚至於身後可以享受到修祠堂、立牌坊的榮耀。讀書的光彩，命運的可能，便是透過這樣的形式發散到全國，得到普遍的認同。一個進士榮身的功名時代，已經隨著科舉的誕生而來臨。它為天下的讀書人勾勒出一個鵬程萬里的前景，也演出了許多“得水蛟龍失水魚”的慨嘆。雖然其中發生過無數次的偏畸與失意、奔競與華侈，但總算為這一千多年來的世情世風，添染了一脈不絕如縷的書香。
始覺文章可置身
科舉的誕生與成長，背襯著一個風雲變幻的大背景，士人的集體意識都隨之發生著天翻地覆的改變。白居易的遠祖本是北齊士族，祖籍太原，因熟習兵事而聞名北朝。入唐以後，士族的權勢逐漸冰消瓦解，白氏一門的支族也四處遷徙，散居各地。白居易的曾祖父徙居陝西下邽，定居在那裡。雖然士族門第的禮法門風依然為世尊仰，但對於仕途已經失去了影響。武則天修《姓氏錄》，“以仕唐官至五品者皆升士流”。白居易的祖上三代，都是以科舉入仕。讀書興家，官品重於門第，已經是那個時代士人們的集體認同。
統治者自上而下地編纂氏族志，強行糅合士庶，是頗為強硬的方法，容易在社會中造成深深的裂痕。科舉制度才是潛移默化又行之有效的手段，將高第寒門驅向一途，逐漸接近，以至合流。所謂“科第之設，草澤望之起家，簪紱望之繼世。孤寒失之，其族餒矣；世祿失之，其族絕矣”。是時代的前進造就了科舉，還是科舉的產生催生了變革，這是一個難以洞徹的趣題。
漢晉時候的門閥子弟，並非都像以馬為虎的王復那樣羸弱淺聞。他們大多以禮法或經學傳家，承擔著恪守綱常、延傳名教的使命。選官時不僅以才秀為美，而且更重品德。忽視那些沽名釣譽的內容不論，察舉制與九品中正制仍然算是達成了為國取賢的任務。科舉則打破壟斷，避免世襲，打造一個平等機會的同時，將天下的讀書人都捆縛到一個精密的考試製度中去了。這一改變開啟了文章致身的新格局，不僅成就了後世激盪千年的讀書風氣，社會關係與價值觀念也都隨之變化，政情、階級、婚姻、教育都不免受到它的強烈波及。
古代士人對於個人命運，最看重者莫過於婚與宦二事。科舉之前，婚嫁關係一切取決於門第。之後，重貴胄轉為重冠蓋，女貌須配郎才的標準遂興於世，甚至演繹出許多慧眼識珠、助夫成名的賢妻故事。但是才學取代門第只是更換了階級的憑藉，並未消除婚姻中的門戶陋俗。白居易與平民女子湘靈青梅竹馬，然而身份懸殊的兩人不會有任何結果，白居易終於在母親的逼迫下娶了同僚楊汝士的妹妹。對於湘靈，他徒然寫了一生的思念詩，卻從未敢越雷池一步。當兩人中年相遇，卻只剩下“惟有潛離與暗別，彼此甘心無後期”的結局。科舉似乎賦予了婚姻關係更多的可能性，但頑固的世情趨附依舊強大。
白居易的內兄楊汝士，元和四年（809年）登進士第，歷任中書舍人、工部侍郎、吏部侍郎、刑部尚書。他的幾個兒子也都先後中了進士，官拜正卿。唐懿宗年間，楊氏子孫在朝廷與方鎮任要職者十餘人，楊家成為累世公卿的“昌族”，居住在長安靜恭坊，門前“並列雙戟”，儼然一副門閥氣派，盛極一時。這是科舉催生出的新興貴族，他們與前朝門第最大的區別是失去了世襲的權利。家庭與個人的命運因此而多變，瞬息榮枯的世態屢屢上演，令權貴們觸目驚心。“買栽池館恐無地，看到子孫能幾家。”科舉制與官僚制的結合，在原則的平等之下造成了穩定的特權階層與不穩定的家族命運。科舉時代的貴胄往往深具憂患意識，“物盛必有衰”的箴言時時提醒著他們：若想守住顯赫榮華，教育與書籍才是他們生活中最需要認真對待的大本大宗。
庠序千秋播德馨
“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這是說在唐代兩科常舉中，明經科易得，三十歲及第，已嫌其老；而進士艱難，即使五十歲登科，猶為年少。以此之故，唐代科舉諸科中，以登進士第最為顯耀，而更加值得驕傲的，是以太學生登進士第。如此出身計程車人，彷彿獲得一身名牌的包裝，擁有了入仕之前最完美的履歷。
國家學校的建立，不僅為了興教化、育人才，其中也往往包含著帝王籠絡士子、控制思想的用心。唐代學校之設，始於武德元年，唐高祖在即位後第八天，便下詔設定國子學、太學，並令各郡縣置學。學業的內容昭顯著科舉時代的特色。國子監統管京師六學，即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前三學培養統治人才，皆習儒經，以《五經正義》為課本，兼習《孝經》《論語》，並且須學習書法，日寫一幅。後三學為培養業務人才，注重實踐，但地位不及前三學。
國家學校重視思想教育，是正宗的天子庠序，在唐初極為興盛。然而唐代進士科以詩詞取士，導致生徒進學錄取額極低，每年及第人數尚不足京師學生的百分之一，處境尷尬。相較之下，不經學館輸送的地方鄉貢反而及第者眾，地位急遽上升，有喧賓奪主之勢。國子監教育要等到宋代科舉改革以後，學校與科舉入仕銜接起來，才重新獲得了仕進坦途的聲望。
鄉貢的優勢在於私學靈活。漢末以後，歷魏晉南北朝，國家動盪，兵火不絕，中央政權更替頻繁，導致了國學衰而家學盛。魏晉以來士風重詞賦，鄉間私學可以針對此風作相應調整，兼顧文學，不似國子監單以經書為教本，教學僵化。在科舉的刺激下，唐代的私學如雨後春筍般湧現，遍佈城鄉，制度不一，水平也高下有別。既有名家大儒傳道授業的書院，也有村野間啟蒙識字的私塾學堂。
書院之名，始見於唐代，唐玄宗於開元六年（718年），設麗正修書院，後改為集賢殿書院，負責校勘經籍，辨明典章。與白居易同時代的李渤，在廬山白鹿洞中隱居讀書。南唐時，官府就其遺址設立書院，以授生徒，號為廬山國學，宋代改稱白鹿洞書院，成為民間的藏書與講學之所。書院與官學不同，它本應側重於學術的研討與交流，倡導自由的學術風氣，與科舉保持距離。宋代書院，多在山水名勝之地，學者安貧樂道，專心學術，講學立派，推動了文化教育的發展。然而，科舉功名的強大吸引力使書院難以長久保持其獨立精神。明清以後，書院漸漸趨同於官學，講學者不再是名動一時的賢士大儒，而是功名在身的官僚鄉紳，學院中的治學風氣已經與國家學校並無二致了。
唐代致力於學的家庭，一般在孩童六七歲時便將其送入私塾，年齡比起漢晉之時提前了一二歲。唐時流行的蒙學課本，除了常見的《急就篇》《千字文》以外，還有《兔園冊府》《蒙求》等以歷史典故為主要內容的蒙書，強調鍛鍊兒童的閱讀能力，啟發智慧。因為受到進士科以辭章取士的影響，唐代私塾學詩的風氣也頗為盛行。元稹為白居易的《白氏長慶集》作序時說：“予嘗於平水市中，見村校諸童競習歌詠，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許多未來朝堂上的名公巨卿，最初在鄉里便是這樣揹負著光耀門庭的殷殷期望，在私塾中開始他們科舉生涯第一步的。白居易曾對元稹講述自己的求學經歷：五六歲時便入私塾習詩，九歲熟知聲韻。十五六歲知道有進士科，便立志苦讀。二十歲左右，白天學賦，晚間練書法，連睡覺也顧不上，以至於口舌生瘡，手肘長繭，年紀輕輕便已牙齒鬆動、頭髮花白，眼前常常似有無數飛蠅晃動，這都是為了一個進士的名號所付出的代價。但白居易的努力最終獲得了回報，比起那些在科場中蹉跎一生的讀書人，他總算是幸運的。
得水蛟龍失水魚
科舉之路多歧變，尤其在唐代，考試成績未必是及第與否的唯一標準。舉薦、請託、奔競之風盛行，令科場成績充滿變數。士子們掙扎其中，嚐盡了無數悲喜憂樂。
每過三年，赴舉者從四面八方來到京城，無論是首次應舉的，還是累黜科場的，莫不希望能夠一展平生所學，躋身於青雲之上。然而，千中選一的嚴峻現實，註定了大多數士子的鴻鵠之志將折翼墜落。再怎樣才學過人，都不免一入科期便惴惴不安，如囚如丐，一想到落榜便“瞬息而骸骨已朽”，經歷一番身心交瘁的折磨。家人的等待，鄉鄰的眼光，令人如負千斤，增加著及第的壓力。仕籍子弟不須耕田，不繳農稅，也不許經商，人生的目標，唯有金榜題名。
一旦文戰獲勝，即刻“戰勝真才子，名高動世人。”曲江遊宴上的歡樂雀躍，有多少是因為壓力釋放後的放縱。士人們的自我價值，只有在這一刻才得實現。有的人雖已“白頭紛紛”，卻依然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豪興不減少年，似乎他們的人生從這一天才正式開始。相較於之前落第時“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的心碎情境，有如天壤之別。赴舉時彷徨，落第時惆悵，及第後狂喜，科舉對於讀書人命運的操縱，對其情感的支配，已經深入骨髓了。
每一個科舉年，及第者只是鳳毛麟角，失意的落第者則是最普遍的存在，悽然寥落在長安城內。“榜前潛制淚，眾裡獨嫌身。”落榜的心情，難免又要借這句唐詩描述分明：元和十三年（818年），詩人李廓在人群中看榜時，見不到自己的名字，不禁悲酸欲泣，但又怕引來眾人的目光，趕緊忍住。這時候，彷彿自己身體的存在都令人憎惡起來。唐代的進士科既然是以詩詞取士，那麼李廓單憑此句的酸楚悽惻，便足以與那些及第者等列齊觀了。而詩中的情景，在一千三百多年的科舉史上屢見不鮮，反覆重演，也不禁使人對這些“盡入彀中”的讀書人的命運喟然慨嘆。
在歷史中，從來都是謀身之士多而謀國之士少。讀書人大多為前者投身宦海，慼慼於科場得失。但也有極少數人面對官場汙濁，不再應舉，絕意仕進。《唐才子傳》向後人展示了許多甘於菜茹、怡然林下者。他們脫離了令人悽悽惶惶的科場，追求精神上的曠達自由。可是這也並非儒家正己以待天下的志願。誠如白居易《中隱》詩中所言：“人生處一世，其道難兩全。”無論如何，隱居是對於宦海浮沉的安慰與反思，作為平衡功利心態的一種行為，已經隨科舉時代演出了上千年。
隋唐以來，科舉的誕生、世風的導向、門第向官品的轉變、士子命運的沉浮，一系列變化中就像隱藏著一個精巧的設計。這仿如宿命的機關並非人力所為，亦非天工，而是由中國人傳統的孝悌精神與平衡社會的前進力量造化而成。最終得到的結果，便是這一千多年來泛滿書香的功名社會。雖然其中產生過種種弊端，但其制度依然值得肯定。一千三百多年前，世界上已然出現了這樣一個地方，單憑才學而任免官階、決定身份。這與同時代的其他地區相比，已足以令後輩驕傲。時移世易，新的環境會孕育出更加合適的設計，然而舊制度中修身正己、守道立名的精神，仍值得反覆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