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功勞堪比媽祖,救民飢餓功比神農,被人稱為甘薯之父

袁老前兩天剛剛去世,很多人也在各大影片博主的影片中,真正瞭解了袁老對於世界的貢獻,也明白了糧食對於人民的重要性。我國在袁老研究雜交水稻之前,明朝末期的時候,其實就有一個人為中國的糧食增產和人口增長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使廣大窮苦人民在戰爭的水深火熱之中能夠飽腹度過。

明代萬曆年間,福建的陳振龍雖然從小飽讀詩書,青年時期多次參加科考,但是都落榜了,後來眼見科考無望的他,決定棄文從商,去呂宋島(菲律賓)做生意。明朝時期的海禁,到了明末基本上就已經是一紙空文了,沿海地區很多商人都會去東南亞各國經商貿易以維持家用,而陳振龍也是其中之一。

他的功勞堪比媽祖,救民飢餓功比神農,被人稱為甘薯之父

到了呂宋島(菲律賓)的陳振龍,第一次見識到了異國的風土人情,從未出過國門的他大開眼界,與同伴們三五成群在周邊地區四處遊覽,享受當地的特色美食。他還在遊玩時發現這裡遍地都種植著甘薯,這種他從來沒見過的食物,味道甘甜可口,好奇的陳振龍跟當地人聊起了這種食物。當聽到他們說甘薯的畝產量能達到一千斤的時候,陳振龍聽完後大吃一驚,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要知道那時候我們主要是吃水稻和小麥等食物,畝產量大概在300到400斤,還要時刻防備著旱災、澇災和蝗蟲等等的自然災害,像這樣容易存活並且產量巨大的食物對於當時窮困潦倒食不果腹的普通老百姓來說,簡直就是上天賜予的“福果”,陳振龍無比的心動,將這樣的食物帶入自己的國家,不僅是自己經商之路上的財富來源,也可以極大的幫助老百姓改善他們的生活。

他的功勞堪比媽祖,救民飢餓功比神農,被人稱為甘薯之父

陳振龍的後世子孫所著的《金薯傳習錄》中寫道:“目睹彼地土產,朱薯被野,生熟可茹,詢之夷人,鹹稱之薯,有六益八利,功同五穀,乃伊國之寶,民生所賴。”對於這種兩全其美的機會,陳振龍就開始著手準備了。當時的呂宋島(菲律賓)是西班牙的殖民地,看著西班牙凶神惡煞的殖民者們對待從他們島上離去的商人們仔細搜查的樣子,陳振龍心生一計,他將紅薯苗纏在了自己的隨身攜帶的絞繩上面,瞞過了殖民者的眼睛,矇混過關,七天七夜的海上航行,歷經千難萬險,終於將紅薯苗帶回了自己的家鄉。

他的功勞堪比媽祖,救民飢餓功比神農,被人稱為甘薯之父

陳振龍將紅薯苗帶回家鄉後並沒有第一時間給大家推廣,而是現在自己的房屋院內進行試栽,仔細研究了紅薯的生長習性與生存條件,總結出來一套種植紅薯的知識技巧,歷經四個月的時間,呂宋島的“寶藏”在中國開始落地生根,並且得到了官府的大力推廣,名字也從“番薯”改為了“金薯”,可見不管是上到朝廷官員還是下到平民百姓,都對番薯喜愛有加。在明朝末期那個人口眾多,戰火不斷的時代,高產量的紅薯成了廣大人民的餬口之物,養活了無數的子民。

清初,康乾盛世的時候,紅薯由福建傳入了京城,甚至被京城御膳房當作了御膳的專用食材。一些民間傳說還稱,紅薯治好了乾隆皇帝的“便秘”之症,並皇帝賜名“土人參”,因此紅薯的身價翻了好多倍,更是成為了民間炙手可熱的寶貝。由於皇帝對紅薯的喜愛,紅薯在民間得到了大力的推廣,人們大面積的種植紅薯,為我國的人口穩定持續增長和經濟發展都提供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他的功勞堪比媽祖,救民飢餓功比神農,被人稱為甘薯之父

到了清代道光年間的時候,福建當地的人民為了紀念陳振龍引進番薯,拯救了廣大災民的功德,特地給他建造了一個祠堂,到了民國時期,改祠為亭,稱為“先薯亭”,並且在先薯亭內立了一塊石碑,上面用石刻的形式記錄了這一段歷史與陳振龍的功績,亭前有一副楹聯,上面寫著:“引薯乎遙迢德臻媽祖;救民於饑饉功比神農。”這幅楹聯將陳振龍的功德與媽祖與神農相比較,可以看得出當地人民對於他引進紅薯解救災民的感恩之情。

他的功勞堪比媽祖,救民飢餓功比神農,被人稱為甘薯之父

俗話說得好,要抓住機遇,與時俱進,陳振龍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他就抓住了歷史時期上的一個合適的機會,並且透過自己的聰明才智取得了成功,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糧食財富,並且也成為了世人稱頌的一段佳話。我們在平時的學習工作中,也應該時時做好準備,在機會來臨時要大膽地把握住機會,同時也要不斷豐富自己的知識閱歷,讓自己與時俱進,從而取得更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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