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之所以能夠在中古時代後期迅速崛起，完全得益於其獨特的地位位置，甚至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北方民族的不斷南侵。金元之前，在北京地區的各種政治勢力、經濟勢力往來極為頻繁和自由，伴隨著週期性的朝代更迭，民族成份變得極其複雜。比如，契丹重臣韓德讓的家族已經無法單純地用“漢人”或者“契丹人”來衡量了。
因此，在北方民族南侵和南方民族北進過程中，北京地區就成為了兩種文化緩衝的中心地帶。在此過程中，北京的城市地位也逐漸得到了提高，並逐漸成為繼西安、洛陽、開封之後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因此，北京城在建城的那一刻，就和交通結下了不解之緣。十三世紀下半葉，忽必烈霸業初定，政治重心南移，決定在繼續擴建上都的同時，在“東有潞河之饒，西有香山之阜，南有柳林之區，北有居庸之口”之地興建中都，正式確立兩都巡幸制度。
中都，原為金國都城舊址，歷經數年戰火摧殘，已是殘破不堪。忽必烈敕令劉秉忠在金中都舊址的東北重新修築一座新的都城。有意思的是，元大都的建設者雖然是蒙古人，但是其佈局卻完全依照漢制，甚至可以說，也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完整地遵循《周禮》而佈局的城市。元大都有三重城垣、前朝後市、左祖右社，有九經九緯的街道和縱街橫巷制的街道佈局，不管是宮闕的建築風格還是它們的命名，都本於漢制、來自《易經》。
這種城市佈局，更是影響了明清兩代王朝。由於當初等級森嚴的社會制度，特別是清朝時期，實行的還是滿、漢分城居住制度。當時的內城完全是八旗駐地，外城則是非旗人居住區，像“火器營”、“哨子營”這些則是兵營所在地。在當時，內城取締一切商業區，嚴禁開設戲園、旅店。全市最繁華的商業區都集中在外城的正陽門外大街，前門大街以東是商賈匠作之地，以西是市廛旅店，商販優伶叢集之所。這種分而管之的城市管理模式除了為了保證皇城的神秘性外，也保證了內城的交通非常通暢。
近代以來，隨著外敵入侵及政權更迭，北京的政治、經濟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特別是民國以後，隨著城市人口的增加，北京城的商業和手工業得到了迅猛的發展，舊有的城市格局開始被打破。特別是汽車、麵包車的大量湧現，北京城開始出現了十分嚴重的擁堵現象。為了改變這種擁堵現象，時任內務總長的朱啟鈐曾大膽向北洋政府建議，對北京舊城進行深度改造，以促進社會的發展。
1915年6月16日，獲得北洋政府批准的朱啟鈐手持一把銀鎬，在眾人的簇擁下，登上了被世人稱為“麗正”的正陽門。他高高舉起手中的銀鎬，向正陽門的城牆刨去，一塊牆磚應聲而掉，開啟了舊北京城改造的序幕。
冷麵笑匠方清平曾經說過這麼一段單口相聲：1924年，北京第一條有軌電車正式通車。那時候叫1路汽車，從前門開往西直門。那種車沒有喇叭，車前面掛兩個銅鈴鐺，有一條線連在司機腳底下。司機一踩，這鈴鐺就“鐺鐺”直響，提醒路人避讓，所以這種汽車也叫“鐺鐺車”。那時候，還有一條從崇文門到菜市口的6路汽車是單軌汽車，只有到了站才是雙軌，所以會發生兩車“頂牛”的情況。這個時候，離著車站近的一輛車得倒回去，給另一輛車讓道兒。
建國初期，北京市的常住人口還不足300萬人，除了一些部級單位有汽車，居民短距離出行主要依賴腳踏車，曾一度被稱為“腳踏車王國”。雖然當時北京市的公共汽車交通已經很發達了，但是，由於當時人們還很窮，連乘坐公共汽車的人都是少數。不過，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是開工建設了我國的第一條地鐵，並開啟了北京地鐵建設的序幕。
這條地鐵東起北京站，西至蘋果園，一共17個站，平均每站1。47公里。這條地鐵線是根據當時面臨的國際形勢，按照民用最高的級別“三級防護”修建，作戰備護空洞使用的，直到今天，都堪稱“中國最安全的地鐵”。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城市規模和經濟建設都有了飛速的發展，城市化程序也在逐步加快，特別是北上廣深這些一線城市的人口更是急劇增加。隨著大量流動人口湧入城市，拉動城市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也對人們的住房、醫療、出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別是人們的出行更使城市的交通面臨著嚴峻的考驗，不管是公共汽車，還是地鐵、輕軌都普遍存在著道路擁擠、車輛堵塞、交通秩序混亂的現象。每到上下班的時候，市民憋屈在不到四平方米的鐵盒子裡，前不見頭，後不見尾，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直把首都稱“首堵”。
相聲演員方清平曾在節目中調侃：昨天，我坐公交車回家，趕上堵車。道都堵死了，半個小時車沒動地方。我跟司機說：我帶您走一條小道。然後，我帶著司機七繞八繞，最後司機都急了：小道在哪裡啊，這是小衚衕啊。我說：您把車門開啟，我下去看看。司機一開門，我跟他說：我到家了，謝謝您啊！
雖然這只是一條段子，卻也反映了北京堵車的真實情況。如何解決北京不堵車，已經成為了全社會需要關注的問題了。
北京啊，何時不再是“首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