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52年，轟轟烈烈的元末農民戰爭開始席捲景德鎮。據《浮樑縣志》卷十二記載，至正十二年（1352年）三月二十七日，紅巾軍將領項普略攻陷浮樑城。幾個月的時間，江西大部分地區被紅巾軍佔領。次年元軍反撲，又擊潰紅巾軍，奪回景德鎮。之後，景德鎮所處的饒州，在元軍以及各路農民軍之間反覆爭奪，直到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明朝開國大將鄧愈攻克浮樑，陳友諒的守將棄城而走，景德鎮才最終歸於朱元璋的統治之下。
自1352年到1361年，景德鎮時局動盪，戰事不斷，地區實控權幾度易手。此時的元政府被迫收縮其勢力範圍，不得不將景德鎮的控制權放棄，致使浮樑瓷局名存實亡，這種極度混亂的局面一度對景德鎮的制瓷業造成了極大的破壞。此間，景德鎮瓷器燒造雖受到影響，但隨著戰事的趨緩，窯工以及地方統治者仍然對於瓷器生產會有相應的需求，因此瓷器的燒造不會完全停止。不過這時生產的瓷器風格相較典型的元代風格已經有所改變。
在經過近十年的戰亂後，朱元璋於1361年開始控制景德鎮。景德鎮制瓷業進入相對穩定的階段。在1368年明朝正式建立前的這段時期，為了新王朝的建立，服務於新政權，有生產能力的民窯大廠應已提前為明朝的統治階級燒造瓷器，生產了部分的官用瓷器。
我們把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元朝統治者失去對景德鎮的控制，統轄元朝貢瓷生產的浮樑瓷局不復存在，到洪武二年（1369年）明朝御窯廠建立以前的時期，稱之為景德鎮瓷器生產的“轉變期”。如以瓷器的風格特點來看，在元末明初這段時間燒製，那些有別於為蒙古人以及色目人使用的標準元代瓷器，又與典型洪武官窯特徵不同的瓷器，都可以稱之為轉變期瓷器。
轉變期瓷器兼具元朝瓷器與明初洪武瓷器的特徵，是技藝傳承與轉變的過渡時期。在這段元末明初的轉變時期，景德鎮各窯廠雖長期處於無政府狀態，但其生產架構仍然存在，大量窯工們仍需透過生產瓷器獲得生活物資。因此，這種供需關係的實際存在，又使得眾窯廠在戰亂中重新開啟了生產模式，為並不安穩的景德鎮注入了新的生產動力。
白釉瓷在元代大量的出現，與蒙古人尚白敬天的民族特性是分不開的。但到了元末明初的“轉變期”，漢人更多的是將白釉瓷作為祭器以及賞賜用瓷使用。同時，在白釉瓷及青花瓷上出現漢字，或以詩文表達情感，或以字詞傳遞器物功用，成為“轉變期”瓷器的一種特殊現象。
此件白釉玉壺春瓶，造型古樸，接胎痕明顯，工藝承襲元代遺風，白釉呈乳濁狀，釉色與元代樞府釉有明顯差異，已無卵青色而呈微微閃黃的牙白色。釉面光潔瑩潤，體形巨大，通高近47公分，為目前已知體量最大的玉壺春瓶。圈足，修足規整，區別於元代及明代常見的玉壺春瓶的底足處理方式。本品底足無釉、淺挖足、砂底，酷似大罐及梅瓶的底足處理方式，區別於歷朝。最為特別之處在於，瓶的頸肩結合部，以釉裡紅書寫楷書“賞賜”二字，字型蒼勁有力頗具魏晉之風。應為朱元璋在1368年建立明朝前後，封賞功臣以及番邦國王所製作的賞賜用瓷，存世稀少，為元明轉變期瓷器的代表。
無獨有偶，現存於南京博物院的一件明洪武白釉“賞賜”梅瓶，在1995年出土於南京明故宮遺址，通高34公分，於肩部以鐵褐釉書“賞賜”二字，被瓷器專家張浦生先生定為朱元璋在至正二十一年（1361）收復景德鎮後至洪武元年的產品。為南京博物院的一件鎮館之寶。
南京博物院的“賞賜”梅瓶與此件“賞賜”玉壺春瓶年代相近，都呈元代遺風，皆為白釉，釉色釉質相同，均白中泛黃、光潔瑩潤，同以楷書書寫“賞賜”二字，應為同一人所書。有所不同的是，白釉梅瓶上所書“賞賜”二字是以鐵褐彩書寫的，而此件玉壺春瓶則以釉裡紅書寫“賞賜”二字，實屬罕見，有著極高的藝術價值與研究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