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蘇行
編輯 | 師燁東
設計 | 段顏
“2018年的時候我寫了一個網大的劇本，投資人覺得不錯，但是一直沒有落定投資。直到我一個擅長應酬的朋友和資方吃飯喝酒，最終才搞定投資。專案收益不錯，資方計劃和我們談了接下來的一個專案。但是要籤合同的時候，投資人卻和我說，去旁邊的酒店裡開個房間談。然後我直接就走了。”
這是
毒眸（微信ID：
youhaoxifilm）
“請回答，女性製片人”沙龍上，青年女性製片人米路分享的故事。
英國電影產業學者Stephen Follows調查發現，2018年，全球製片人中只有26。4%為女性。女性製片人進入這個以男性居多的行業後，往往要面臨著性別歧視、性騷擾、不被看好、體力較男性存在天然的劣勢、家庭事業難兩全……甚至連被質疑不適合操作商業片，都是僅僅因為性別帶給這些製片人的困擾。
難道“女性”和“製片人”這兩個身份間似乎天然就存在壁壘？就算堅持下來也只能被打上“拍不了商業片”、“不顧家”之類的標籤？
為此，毒眸“請回答，女性製片人”沙龍邀請了壹心娛樂創始合夥人、《滾蛋吧！腫瘤君》《閃光少女》《找到你》製片陳潔，北京太合娛樂文化發展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陽光燦爛的日子》《大腕》《李米的猜想》製片人付佳，阿里影業製片人、《赤壁》《非誠勿擾》《銅雀臺》製片魯巖，《玉觀音》《北京遇上西雅圖》製片人譚芷珊、Sir電影創始人何君，探討她們職業生涯中遇到的性別問題及解決之道。
女性當製片人，到底有多難？
女性想成為一名製片人，或許從準備進入這個行業那一刻起就要面對重重難題。
將要畢業的北京電影學院製片管理專業碩士畢業生林希（化名）的求職之路並不順利。儘管學生階段已經有在大小劇組的製片工作經驗，但在一次面試中，面試者因為她是女生，對她能否獨立執行一部作品產生了懷疑，並且對她豐富履歷的真實性進行了質疑，針對很多專案中的細節進行了提問，如“專案是怎麼來的”、“如何與主創結識”以及“與專案中某人的私人關係”等，這場面試最終持續了四個小時。
毒眸眼界沙龍現場
就連林希的老師也不看好她畢業後從事製片工作，還建議她“找一個坐辦公室的工作，女生沒必要選製片這樣辛苦的工作”
。林希感到十分困惑，認為自己還年輕，在精力和家庭上沒有太大問題，也有工作熱情和能力，為什麼不能做製片工作？而在面試求職的過程，有些公司明文要求只招男性，她甚至連面試機會都沒有。
踏入這個行業之後，對於女性製片人來說考驗才剛剛開始。在這個資源多被男性導演、製片人掌握的圈子，一個影視圈的女性可能無時無刻都要面臨應酬和性騷擾的難題。
實際上，不僅是在沙龍上分享了經歷的米路，女性在影視行業遭遇性騷擾的機率是驚人的。由哈維·韋恩斯坦醜聞發酵後，影視行業性侵問題受到了廣泛關注。《今日美國》於去年進行了一項調查，調查範圍覆蓋好萊塢843 位女性從業者，涵蓋了製片人、演員、編劇、導演、剪輯、攝像等各工種
，其中94%的從業者都遭遇或見過職場上的不正當性行為，其中21%的受訪者透露自己至少一次被迫做出過性舉動。
中國影視行業裡，也屢有女性從業者被性侵的訊息傳出。2011年，港媒報道，19歲的陳嘉桓在劇組聚餐時被同組男星陳浩民、馬德鍾強吻、摸胸；已故香港演員藍潔瑛也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提到被兩位影視圈大佬侵犯；演員楊採鈺去年也在微博發文稱，自己一位女性好友險些被某位知名導演強暴……
即便過五關斬六將殺入製片行業，往往事業剛有起色之後，大多數女性製片人又不得不在當打之年面臨家庭與孩子的問題。
儘管一些從業者認為，“如何平衡家庭和事業”這個問題本身就帶有性別偏見，但在中國，作為家庭運轉的重要角色，妻子、女兒、母親集一身的女性工作者的確會遇到各種各樣工作與生活之間的衝突，“如何平衡家庭和事業”這個話題往往難以規避。
馬伊琍多次被問“如何平衡家庭和事業”
另一位毒眸沙龍上的分享嘉賓意如（化名）告訴現場觀眾，她二胎懷孕五個月的時候還在拍攝現場跟進，結束一天16個小時的拍攝後，還要召集各部門安排第二天的拍攝計劃，對於一個三十多歲懷著二胎的女性來說，體力成了最大的問題：
“當時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男性和女性在從事這一工作時的差異，甚至覺得如果我是一個男人，是不是會更加得心應手”。
儘管一個女性選擇從事製片工作，可能會面臨不被看好、職場性騷擾、難以兼顧家庭等多重問題，但《北京愛情故事》製片人李亞平此前在接受毒眸採訪時談到，“現在製片環境越來越好，對女性越來越有利，社會對女性自我價值的實現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很多物理上的差異正在被縮小。”她相信，女性也有能力打破那些“束縛”，“人生邊界是自己定位的，和性別無關。”
“不接受女製片人的公司，沒必要去”
儘管行業的新人需要面臨重重問題，但是這些年來，電影產業仍然出現了不少優秀的女性製片人。而今隨著行業的快速發展，影視圈也出現了更多的女性影人——越來越多的女性正在用成績證明，她們可以在這個圈子做得很棒。
毒眸眼界沙龍現場
針對林希遭遇的職場性別歧視，在何君看來，無論從事什麼職業，自己的心態都要放平。她以Sir電影的招聘電商客服為例，講到曾有男生前來應聘，HR同樣會質疑男性是否足夠細心勝任這份工作，但這未必就包含性別歧視。而在與合作方共事時，
何君認為應該提前講明自己的底線，如果真的遇到騷擾因此失去了一些機會，也並不值得擔憂，只要有好的專案和能力，仍然能找到合適的合作方。
付佳對於職場性別歧視給出的解決方案則更為霸氣：“
一個公司不願意接受女性做製片人，這樣的公司不去也罷。
這個行業是認實戰、認能力的，無論男女，只要肯幹，就能被人看到。
女性做製片人的優勢就是韌勁強，很多事情可能把你壓得特別彎，但一定折不了”。
對於女性來說，比起性別上可能遭遇到的不平等對待或是困擾，在工作之餘如何平衡家庭生活這個問題可能更為棘手，孫莉、陶虹、鮑蕾等女演員都在當紅之時選擇為家庭歸隱。
譚芷珊分享了她的方法論
，在她看來，與其把工作生活看做對立的兩個部分，不如讓他們有機結合。
她常帶兩個孩子去片場，孩子能到各地見識、結識各種藝術家，對母親的工作也有了更深刻的認識，親子間距離也不會因為家長忙於工作而疏遠。
為平衡工作生活之間的關係，何君也將自己的日程細化到了半小時，並且每天一定會劃出時間跟孩子相處，週末她就將自己交給家人。她還提到，女性如果創業或獨立負責專案，就要把丈夫當合夥人、把父母當高管，這樣才能有效管理家庭，工作生活兩不誤。
陳潔則談到，所有選擇背後體現的都是從業者如何認知自己和世界的關係。為了在承擔孩子培養責任的同時能兼顧工作，她在自己孩子很小的時候就告訴他，“對不起，你有一個很熱愛工作的媽媽，請接受這樣的媽媽”，創業前她就給合夥人打“預防針”，“我要給孩子留出足夠的時間，你們能接受的話我們再合夥”。她還打了個比方，比如以前一個小時能夠跑一百公里，同時擁有兩個身份之後，她現在對自己的要求是能跑八十公里就好了。
像意如這樣有了身孕還要凡事親力親為的製片人，付佳也建議她，在這種情況下就不必親自跟組，要像陳潔說的那樣，學會把自己從一百調整到八十。對於製片工作來說，行動力、執行力是首要的，只要安排好各項工作，意如不必每天都在現場。
無論是性別歧視、性騷擾、無窮無盡的應酬，還是家庭工作難兼顧的問題，可能都是眾多女性從業者在工作中共同情況，在付佳看來，如果選擇了在這個行業打拼，那麼這些事情都要“扛下來”：“
幾個年輕的小師妹們遇到的各種各樣的問題，我感同身受，可以說我自己都經歷過，甚至掉眼淚的事兒也有，但是我覺得這都是正常的。
既然你選擇了這個行業，並且想在其中奮鬥，那你就要把這些事情扛下來。
”
“外界怎麼看，和我有什麼關係？”
而對於女性製片人來說，解決了性騷擾、家務事等問題並不代表萬事大吉，來自外界的刻板印象，同樣可能是她們發展事業上的阻礙。
在毒眸對讀者進行的調查問卷中，50%的讀者認為女性製片人可能比男性更難生存，另外40%覺得不一定，只有10%的人認為女性不會比男性生存困難；而製片人的家屬同樣對男性、女性從事製片工作有相左的看法，
相比所有受訪製片人家屬都看好男性從事製片工作，只有75%的被調查物件看好他們的女性家屬從事製片工作。
認為女性可能幹不好製片工作，不僅僅是來自於人們的偏見。實際上，Stephen Follows的調查顯示，即便在全球，在所有制片崗位中，職位越高，女性比例越低；而女性製片人的職業生涯也經常容易被限定在了小成本製作中：預算在500萬美元以下的電影中，女性製片佔23%，但預算在5000萬美元以上的電影中，女性製片只佔16%。隨著專案資金、規模擴大，女性擔任現場製片的比例也大幅下降。
隨著電影預算的增加，女性擔任製片人的可能性也在下降（圖源Stephen Follows。com）
對此，沙龍上的幾位嘉賓則全部給出了統一的回答：
業務能力過硬的人才能生存，無關乎性別。
譚芷珊直言自己非常幸運，趕上了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當時香港電影行業的問題在於“錢多人少”，所以無論男女只要是人才就會被吸收進行業；而對於現在的環境來說，人才仍然是缺失的，只要有能力，就會有機會，不管是男還是女：“
在這個行業裡面，你如果是一個選擇要長期做下去的人，陪不陪喝酒、抽不抽菸是沒關係的，只有你自己有能力才能走的遠，你沒有能力喝多少酒你也待不下去。
我媽經常說我穿得不好看，但是我告訴她別人找我是因為我的業務能力，而不是我穿什麼樣的衣服。”
譚芷珊曾為《紅番區》《奇門遁甲》等港片的製片人
在譚芷珊看來，除了要有業務能力，自信也是女性在工作中的必需品：“我們做製片做拍戲的，體力活是重要，可是最重要的是你的腦子。我們有一句笑話是你跟下田的牛去比誰更壯，你肯定比不過。你要比的是業務能力和腦子裡的東西。
女性製片人更應該相信自己，如果你自己懷疑我是女生，我能不能做好，那別人如何相信你？”
曾參與過《陽光燦爛的日子》《大腕》等影片製作的付佳也談到，女性在挖掘好故事的時候可能更加敏感。在剛一接觸《李米的猜想》劇本時，她就認為這是一個好本子，看完之後讓人熱血沸騰，但周圍同事都覺得“沒什麼好拍的”，只有她堅持推進這個專案。實際上，曹保平完成這個劇本後，因為沒錢、沒人，劇本足足被擱置了兩年，付佳加入後，才敲定了主演周迅和主要投資
《李米的猜想》
2008年，影片終於得以上映，成片印證了付佳的想法，曹保平藉此片拿下了聖塞巴斯蒂安國際電影節最佳新導演獎，周迅也憑藉李米這一角色獲得了亞洲電影節大獎最佳女主角等多個重要獎項。
為了在業務上精進，女性努力起來一點不會比男性差。2004年入行後給吳宇森導演做助理的時候，魯巖每天晚上都要跟導演提前想第二天的創作思路，常常一天只睡3-5個小時。之後魯巖發現製片人這個行業並不是吃青春飯的，而是一個需要從業者把自己培養成“長期主義者”的工種。於是她就給自己定了一個目標，每做一個專案都要“晉級”，“這部戲是製片助理，下一部戲就要做製片副主任，做過統籌工作後，再下一個專案就做後期總監
。
我不能賭我明天爆紅，這不是那種爆紅的職業，它需要你把每件事情勤勤懇懇的做好，所以我把每個工種都做了一遍。
當你做完這些事情，有一些更宏觀的認知出現，它會讓你更充實和精進，這是真正的財富。
”
。
去年製作《小豬佩奇過大年》時魯巖也是身兼數職，不僅需要倒北京、英國、美國三個時差和當地團隊開會，中間還要抽時間帶孩子睡覺。儘管工作量非常大，魯巖卻不覺得辛苦，“頭一天再累，第二天都能滿血復活，我認為自己做的事情是有價值的，所以我想要的正是像海綿吸水一樣不停學習。”
至於那些不看好女性製片人的雜音，陳潔則告訴現場觀眾，“
外界怎麼看，覺得女性是否能勝任，和我有什麼關係？
我自己做好工作開心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