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古蜀文明具有獨特的文化面貌，充滿著許多未解之謎，其中最大的謎團之一，就是這種內涵奇特的文化是從哪裡來的。近年來研究的情況表明，三星堆的文化因素是在中原等多方面的影響下逐步發展而成的，其中長江中游古文化的影響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筆者曾撰文從寶墩文化八座古城的建築特徵與長江中游的史前古城址群的比較研究入手，提出“寶墩文化”很可能主要是來源於長江中游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1］。本文準備就夏商時期的“三星堆文化”與長江中游古文化的關係，再談點認識。
一、“三星堆文化”與長江中游古文化的關係
我們認為不僅“寶墩文化”可能主要來自於長江中游，而且其後的“三星堆文化”，也包涵有大量的長江中游古文化因素，使之成為高度發達的古蜀文明的重要文化源頭之一。
由於水患等原因，川西平原的古文化產生的時間比較晚，它們主要是由盆地周邊一些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古文化逐步匯合而成的。成都平原上最早的蜀文化，可能是來自西北山區下到成都平原來的一支古文化，距今5000年前後在什坊地區首先創立了“桂圓橋文化”［2］。距今4800年前後，他們進一步前進到條件更好的三星堆遺址，並在此處連續發展了兩千多年，從距今4800年直至2600年前後。根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發掘單位的意見，將三星堆遺址分為了四期，具體年代分別推定為距今4800~4000年、4000~3600年、3600~3200年、3200~2600年前［3］。其中距今4800~4000年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第一期”，定名為“三星堆一期文化”［4］；距今4000~3600年和3600~3200年的“第二期”和“第三期”，定名為“三星堆文化”；距今3200~2600年的“第四期”，定名為“十二橋文化”［5］。本文重點研究一下相當於夏商時期的“三星堆文化”與長江中游古文化的關係。
“三星堆文化”以第二期新出現的一組具有地方特點的陶器群為代表，其中以夾砂灰褐陶小平底罐為主體，數量最多，變化最明顯，最有代表性，成為“三星堆文化”典型器物。其他典型器物還有高柄豆、圈足豆、平底盤、圈足盤、鳥頭形器柄、盉、缸、甕、器蓋等，器蓋上多有動植物造型的器紐。第三期陶器的典型器物主要部分與第二期基本相同，但數量種類紋飾更多更豐富，新出現的器形有尊形器、觚形器、三袋足炊器等，稍晚出現尖底盞和器座［6］。另一個重要區別是，在第二期中基本沒有發現青銅器，而第三期時期則出現了大量的青銅器，並迅速發展到了古蜀青銅文明的最高峰。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展的“三峽水利樞紐工程”的大規模文物保護和考古發掘工作中，考古人員在三峽出口的鄂西地區，發現了一種被稱為“長江沿岸夏商時期一支新的文化型別”的古文化遺存，共有二十多處，可分為兩期，分別相當於夏時期和商時期。遺址中出現了一組比較新穎的陶器群，也是以小平底罐為主體，數量最多，最有代表性，有些學者稱之為“有肩小平底罐”、“有肩罐”、“鼓肩罐”、“收腹小底罐”等［7］。典型器物中還有細長高柄豆（燈形器）、鳥頭形器把、鬲形器、陶盉等，並且盛行花紐器蓋和動物狀塑形器，還包含有一些具有本土特徵的釜罐類的器物。這些器物與“三星堆文化”陶器群的特徵很相似，過去一般都認為它們可能是巴蜀文化的一個分支，稱為“路家河型別”［8］，或稱為“三星堆文化”的“鄂西型別”［9］。
也有學者從陶盉、陶竹節柄豆之類的器物是在江漢地區率先出現等現象分析，認為“這種交流從一開始就是雙向的”，“二者互相交流，互為補充”，“川東—宜昌地區恰處於這兩者之間，這裡正是兩種文化交匯之處”［10］。考古新發現證明這些看法可能更接近於歷史的實際。特別是從近些年來的石家河文化和“後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文化）”的新發現和研究成果來看，江漢地區這時的古文化對“三星堆—十二橋文化”的形成和影響有可能要更多一些，更大一些，而川東——宜昌地區可能就是這種交流的一條重要渠道。下面我們準備從幾個方面再做些探討。
首先說一下“三星堆文化”一些特徵明顯的器物來源問題。陶盉與竹節柄豆的原型可能出於大汶口文化和二里頭文化，它們率先出現於江漢地區，很可能是再經由長江三峽傳入巴蜀的［11］。釜罐類的一組器物，也具有江漢地區古文化的傳統特徵，三星堆文化中出土的眾多高柄豆，己經與石家河文化晚期的高柄豆非常相似。至於在三星堆遺址中發現的類似於二里頭文化的銅牌飾，很有可能是經由江漢地區輾轉傳入四川的。這些器形在“三星堆一期文化”與“寶墩文化”階段都沒有出現，因此很可能是在夏商時期由江漢地區經三峽發展到“三星堆文化”之中的。
更值得關注的一種現象是：在“三星堆文化”階段快速出現的濃烈的原始宗教信仰和祭祀習俗，除了本地原有的傳統觀念之外，也可能是受到了外界文化的強烈影響後才形成的，其中江漢地區的石家河文化和“後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文化）”，可能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源頭。近年在120萬平米的“石家河古城”西部的“印信臺”遺址，發現了一個6000多平米的方形祭臺，上面有數十件大型套缸組成的臺邊，套缸上有一些神秘的劃紋符號。祭臺上的甕棺葬中，出土了數百件精美的玉雕神人像和鳳鳥等飾件。在石家河古城遺址中，曾發現了大量的陶塑動物，和數以萬計的尖角狀小陶杯，都是一些專門的祭祀用品，說明當時“石家河古城”已經是一個重要的祭祀活動中心［12］。特別是石家河文化和“後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文化）”中發現了一大批“玉雕神人頭像”，如譚家嶺9號甕棺出土的神人頭像等，就與“三星堆文化”中出現的“青銅人頭像”有極其相似的裝束和神態，它們很可能就是三星堆青銅神像造型和內涵的一個重要源頭和依據［13］。進一步推測，紅山文化、凌家灘文化出土的“玉雕立人像”，從造型和內涵，也可能是經由“石家河文化”進入四川，併成為“三星堆文化”中“青銅大立人像”的一個源頭與依據的。三星堆時期狂熱的宗教祭祀習俗，或許有很多就是從江漢地區傳入的，因而帶有石家河文化和“後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文化）”深厚的祭祀文化遺風。
二、長江中游古文化進入“三星堆文化”的動因
關於江漢地區的“石家河文化” “後石家河文化”，以及“長江沿岸夏商時期一支新的文化型別”即“路家河型別”等進入四川，對“寶墩文化” “三星堆文化”的形成產生影響的社會動因，我認為很可能還是與中國史中著名的堯舜禹徵“三苗”的歷史事件有關。
根據老一代學者徐旭生的研究，在“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主要有“華夏”、“東夷”、“苗蠻”三大集團，共同創造了中華文明［14］，他的這一遠見卓識，得到了學術界的認同，其中“苗蠻”集團主要分佈於長江中游的兩湖地區，又被稱為“三苗”。目前考古學界大多認為從屈家嶺文化到石家河文化階段，可能就是“苗蠻”集團的主要文化遺存［15］。
“古史傳說中三苗與中原的大沖突至少發生過兩次。第一次在堯舜之際，《史記·五帝本記》綜合其情況為：‘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為亂。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16］。過去史家曾多認為這次“遷三苗於三危”，是遷到了大西北，但除了敦煌附近有座“三危山”之名以外，尚無其他實據可證。
我們認為堯舜時期進行的第一次徵“三苗”，並“遷三苗於三危”，促使一部分“三苗”人來到了成都平原，建立了“寶墩文化”［17］。但這次征伐並未將三苗真正征服。到了大禹時期，又進行了第二次更大規模征伐，才使三苗受到了致命的打擊。《墨子·非攻下》雲：“昔者有三苗大亂，天命殛之，……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徵有苗……苗師大亂，後乃遂幾”［18］。所謂“遂幾”，就是說並未完全被消滅，而是被分散或趕走了。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可能就是在這時候經由三峽地區，再次進入到了成都平原，在三星堆遺址紮下根來，並把他們比較成熟的信仰觀念和祭祀形式也引進了三星堆原有的祭祀文化之中，使之逐步發展成為高度繁榮的三星堆文明。而先前到來的“寶墩文化古城址群”中的居民，很可能是因為有族群的認同和祭祀活動的吸引，加之水患的影響等原因，逐漸集中到了三星堆遺址之中，最終形成了此後的數百年間一座三星堆古城獨尊獨大，而寶墩文化的各個城址卻被放棄了的情況。
關於三星堆蜀文化與三苗文化的關係問題，俞偉超先生在他1997年第11期發表在《文物》上的《三星堆蜀文化與三苗文化的關係及其崇拜內容》一文中就曾經指出：“三星堆等地的早期蜀文化，就是藉此契機迅速發展而成的。三星堆早期蜀文化中大量存在的封口陶盉，最初出現於二裡頭文化遺存中，也應當是透過三苗的媒介而傳入的”［19］。
三、三星堆文化後期高度發達的青銅文化的來源
關於三星堆文化後期高度發達的青銅文化的來源問題，俞偉超先生也曾敏銳地指出：“到了商後期，洞庭湖周圍及其附近的三苗餘部，在商文化的影響下，青銅工藝極為發達，鑄造出許多體型高大和厚重的銅鐃和銅鼓，以及動物造型的禮器如乳虎卣、象尊、豬尊和人面方鼎等，一般形態的青銅禮器，則有尊、罍、卣等，而尤以尊和罍為多，成為這一帶的文化特色。
非常有意義的現象是，在三星堆和彭縣竹瓦街等早期蜀文化的遺存中，其青銅禮器都是尊和罍，這顯然又表示出與同時期的湖南等地的三苗文化，依然存在著一種特殊密切的關係。另外，在近十多年中，在湖北宜昌地段的清江之中和四川巫山大寧河畔又分別出了類似於三星堆遺物的商時期的銅罍和銅尊各一件，又多少暗示出那時的巴人也和三苗餘部存在著相當的文化聯絡”［20］。
俞偉超先生的這些論斷，提出了兩個重要的學術觀點：一是苗蠻集團在商文化的影響下，曾創造出長江流域具有自身特色的青銅文明；二是三星堆璀燦的青銅文化，很可能主要是從中原經由江漢地區傳入的。這兩點我都很贊同，這裡再結合新的考古發現做一些補充說明。
近年來湖北盤龍城考古取得重大進展，證明它是商代前期在長江流域建立的一個帶都邑性質的政治中心和軍事基地，從距今3500年左右開始，大約存在了300餘年。這裡不但有完整的城池，高大的宮殿，高等級墓葬，而且有了成熟青銅鑄造產業。是它把商王朝先進的青銅鑄造技術帶到了長江流域，還透過這裡控制了當地富有的銅礦資源［21］。後來因為某種原因商人從這裡撤走了，但其青銅鑄造技術卻被當地的三苗等人學習繼承下來了，青銅工藝極為發達，並結合各自生活習慣和民俗信仰，相繼創造出了一大批具有地方特色的青銅文化，如大洋洲銅器群、炭河裡銅器群等。他們所共同選擇的青銅禮器，則主要是銅尊和銅罍［22］，而與中原地區以鼎豆簋為主要組合的成套青銅禮器傳統有所不同，從而創造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長江流域青銅文明，並與黃河流域的青銅文明一起，共同構建了中華民族所特有的青銅文化體系。
由於三苗曾幾次被迫遷入成都平原，並在那裡遇到了良好的自然和人文條件，發展成繁榮昌盛的寶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三苗的餘部可能與三星堆文化仍然存在著相當的文化聯絡。當他們掌握了商王朝先進的青銅鑄造技術之後，自然會把青銅工藝很快傳播到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遺址。這時的三星堆文化已經快速發展成為了一個充滿著宗教狂熱的神權國家，正好利用這種新鮮的先進材料和技術，鑄造出大批青銅神像和祭祀用具，從而創造出了燦爛奪目的三星堆青銅文明。三星堆文化不但在器物特徵上與長江中游古文化有密切的關係，而且從生活習慣和宗教信仰看也有相當多的聯絡，從而在青銅禮器的選擇和神像與祭器的製造方面也有很多相似之處，共同創造出具有地域特色的長江流域青銅文明，成為“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共同體的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總而言之，三星堆文化是由多方面因素逐步彙集發展起來的，而長江中游古文化的多次影響，可能就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
餘論：《天問》與三星堆
近年不少研究者已經開始認為：三星堆祭祀坑中的眾多奇特文物，原來主要是放置在蜀國的“神廟” “宗廟”之中的［23］。這些神廟的影象器物和氣氛環境，可能與屈原當年創作《天問》時的場所和氛圍有些類似。
關於屈原構思和創作《天問》的社會背景與環境情況，東漢時期將《天問》編纂成書的王逸曾記述道：“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徬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昊蟻，仰天嘆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仙佹，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何以問之，以瀑恃潢，舒瀉愁思”［24］。這種在“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仙佹，及古賢聖怪物行事”的“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中進行研究和創作的場景，與我們今天面對三星堆文物時的情況，或許有某種相仿之處。
屈原和三星堆人都生活在長江中游和上游，這裡的古代人們對自然世界和人類社會充滿豐富的藝術想象力，曾創造出了燦爛奪目的物質財富和精神文化，後來成為了我國道家思想的重要發祥地。兩地之間也一直有著密切的文化聯絡，有著相似的思想文化發展史。《天問》開篇即問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表達出對“我是誰？從哪裡來？到哪裡去”這些人類終極哲學問題的深刻思考，進而對世界的初始、萬物的關聯、人類的起源、先祖的事績、歷史的進展、社會的構建，乃至天地人間各種自然和社會現象的變化，提出了廣泛的思辨，描繪出大千世界和人類社會的一幅幅生動畫卷。三星堆人則是用放置於神廟宗廟中的神壇、神像、器具、影象等藝術形象，來尋求回答和具體表述這些問題，兩者有異曲同工之妙，可以作為互相提出和解答問題的具體線索。我們或許可以循著屈原的思路和方法，參照《天問》提出的問題，去探尋和復原三星堆祭祀坑中所埋文物原來放置在“神廟”“宗廟”中的具體情況，探討三星堆眾多神奇文物原有的文化內涵和組合主題，努力去解開這些千古之謎，進一步深入研究三星堆文化在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中的地位和價值。
（作者：趙殿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另此處省略註釋，完整版請查《江漢考古》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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