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中的孔子形象
摘 要：作為戰國後期的儒家大師，荀子對於周公和孔子極為推崇，他尊孔子為大儒，並高頌孔子為“聖人”。但自孔子死後，他逐漸成為一種文化符號。到了荀子所處的時代，孔子形象經由孔門弟子及其他學派的發揮，已逐漸偏離了原本的模樣。正是在這種情形下，荀子開始了重塑孔子形象的行動，這主要體現在《荀子》一書中。《荀子》中的孔子形象體現了孔子多方面的特點，其中既有符合歷史上真實的孔子的元素，也有荀子對於孔子形象的再塑造，而這種再塑造 實質上是對於孔子思想的再塑造。
關鍵詞：《荀子》；孔子形象；
一、孔子和孔子形象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東南）人。根據《史記 孔子世家》等的記載，孔子早年當過管理倉庫和看管牛羊的小吏；三十歲左右，開始辦私學；五十歲時，擔任了魯國的中都宰，次年，升任魯國的小司空；後又升任魯國的大司寇，但不久之後，因政局動盪、齊人離間，孔子率部分弟子離開魯國，開始了十四年的流亡生活。晚年，孔子返魯，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孔子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而儒家思想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古代社會中佔據著重要的地位，因而，作為儒家思想的奠基者，孔子對我國古代社會、政治、文化、思想等均有著深重影響。但這種影響並不僅指孔子本身思想所產生的影響，更多的還在於孔子後學對於孔子思想的發揮所產生的影響，這就關涉孔子形象問題。正如張宏生在其《四種先秦子書中的孔子形象》一文中指出：“孔學的研究至少應該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研究歷史上的真實的孔子，一是研究孔學演變中的孔子。”其中“研究孔學演變中的孔子”涉及的即是孔子的形象問題。
但是，孔子形象何以會成為一個問題？孔子及其思想何以引發儒家內部和外部的多方討論？首先就在於孔子對於古代文化的承前啟後之巨大貢獻，正如錢穆先生所說：“孔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大聖人。在孔子以前，中國歷史文化已有兩千五百年以上之積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後，中國歷史文化又復有兩千五百年以上之演進，而孔子開其新統。在此五千多年，中國歷史程序之指示，中國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響最大貢獻者，殆無人堪與孔子相比倫。”其次，孔子所創立的儒家學派在古代社會有極大的影響力，在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潮流中即有“非儒即墨”之說，可見當時儒家思想影響之大。再者，孔子思想中蘊含著孔子形象嬗變的可能性——孔子思想體系本身具有模糊性。如“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但具體何為“仁”，孔子有著多種表達——“克己復禮為仁”（《論語 顏淵》）“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同上）“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論語 雍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同上）……並未給予“仁”以系統全面的規定，這就給予他人無限的討論空間。其他諸如“禮”“中庸”等概念莫不如此。與此同時，作為孔子思想主要研究資料的《論語》為語錄體，內容較為分散，缺乏系統性。此外，無論是儒家後學還是其他學派的學者，他們在繼承、發展或者批判孔子思想時都有自己的取捨，由此產生了眾多的孔子形象。
孔子形象的嬗變從很早就開始了，戰國時期，韓非子就指出：“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捨相反不同，而皆白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韓非子 顯學》）所謂“儒分為八”，韓非子以為，孔子之後，儒學分為“子張之儒、子思之儒、顏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孫氏之儒、樂正氏之儒”八個分支。有學者認為，韓非子的八派劃分是有著明確的學術依據的——“一是八派雖自稱是‘真孔學’，卻與孔子之學存在明顯的距離；二是不同派別之間‘取捨相反不同’，彼此思想體系存在嚴重對立；三是為常人所不能，有非常之舉，在當時影響巨大”。“儒分為八”之真偽雖然在學術史上仍存在爭議，但這已經從側面說明了孔子形象的嬗變已拉開了帷幕。隨後，孔子形象的嬗變愈演愈烈。由此，有了《孟子》中作為“人倫之至”的“聖人”之孔子；有了《莊子》中化身為道家的代言人之孔子；有了《韓非子》中作為法家思想代言人之孔子；有了《呂氏春秋》中作為儒家賢者聖人之孔子；有了《春秋繁露》中接受天啟的“素王”之孔子……概言之，可如顧頡剛先生在其1927年發表的一篇演講——《春秋時代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中所說的：“各時代有各時代的孔子，即在一個時代中也有種種不同的孔子呢（例如戰國時的孟子和荀子所說的，宋代的朱熹和陸九淵所說的）。各時代的人，他們心中怎樣想，便怎樣說，孔子的人格也就跟著他們變個不歇。”孔子形象的嬗變實質上就是歷史上孔子思想的嬗變。
二、《荀子》中的孔子形象
荀子，名況，亦稱孫卿，戰國後期的儒家大師。荀子一生對周公和孔子極為推崇，他尊孔子為大儒，並高頌孔子為“聖人”。但自孔子死後，他逐漸成為一種文化符號，在荀子時期，孔子形象經過孔門弟子和戰國時期孟子的勾勒、渲染以及道家、墨家、法家等各個學派的異化、改造之後，已偏離了原本的模樣。荀子正是在這種情形下，開啟了重塑孔子形象，肅清儒學“異端”的行動。荀子的這種行動較多地保留在了《荀子》一書中。
《荀子》一書三十二篇，為荀子及其弟子所著。但是關於《荀子》的成書以及真偽問題，長期以來學者們的意見很不一致，而這種不一致主要集中在《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堯問》這五篇。但這個問題又是研究荀子思想所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研究荀子對於孔子形象的重塑問題時，這個問題更需加以考慮，因為《荀子》中關於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記載多集中於《宥坐》《子道》《哀公》等篇。關於《荀子》各篇章的作者和成書問題，現在學界一般認為，《勸學》等前二十六篇為荀子所著，《大略》《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堯問》六篇為荀子後學補錄之作。當然，針對這種說法仍然有其他爭議。但是，就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荀子》一書雖有荀子後學補錄之嫌，“但基本上儲存了荀子的思想，而且其中大部分乃荀子自著，是較為可信的研究荀子的原始資料”。本文主要研究《荀子》一書中孔子形象的塑造問題，其中涉及的篇章雖有作者爭議，但均屬於荀子思想體系，因此不做單獨討論。
據統計，《荀子》中出現“孔子”及相關字眼共計 四十六處一百○二次，其中：“孔子”八十二次，“仲尼”“子”“丘”共四十次。具體分佈於《荀子》三十二篇中的十六篇裡，在這十六篇中又主要集中於《宥坐》《子道》《哀公》等幾篇中。《荀子》一書中關於孔子的記載，主要有以下幾種形式：一是直接對孔子的評述，如“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為臣，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非十二子》）；二是在闡述理論時直接引用孔子的話加以論證，如“故知者之舉事也，滿則慮，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重其豫，猶恐及其，是以百舉而不陷也。孔子曰：‘巧而好度必節；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謙必賢。’此之謂也”（《仲尼》）；三是記述與孔子相關的事件，如“仲尼將為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逾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也”（《儒效》）；四是記錄孔子與其弟子、時人的對話，這主要出現在《大略》《子道》《哀公》《堯問》這四篇中。
《荀子》中的孔子形象雖不如《論語》中表現出來的那樣生動、具體，但也多方面地體現了孔子的人格特點與思想學說，並且在《荀子》中孔子的形象是統一的，沒有像《莊子》《韓非子》那樣存在內部矛盾。然而，並不是說《荀子》中所呈現的孔子就完全符合歷史上真實的孔子，像《孟子》一樣，《荀子》也把孔子理想化了，“雖然他（荀子）對孔子非常推崇，但他決不會將自己納入孔子的軌道，而是相反，將孔子納入自己的體系”。具體來說，《荀子》對於孔子形象的塑造，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好學之師者
孔子一生好學，關於這點，《論語》中多有記載，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公冶長》）“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學而》）“吾十有五而有志於學”（《為政》）“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述而》）等，無不體現出孔子對於學習的積極追求。荀子十分推崇孔子，常以孔子的繼承人自居，對於學習，他也非常重視，如《荀子》開篇即講“勸學”，《勸學》開篇即點明“學不可以已”。在提及孔子時，《荀子》也特別關注了孔子好學的一面。孔子曰：“如垤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荀子 宥坐》，以下引用《荀子》，只列篇名）荀子據此批評時人學而未足而沾沾自喜、枉為人師的狀況（“今學曾未如疣贅，則具然欲為人師”）。並且孔子認為：“幼不能強學，老無以教之，吾恥之。”（《宥坐》）以少時不好學，年老時不能給予他人有效指導為恥。作為老師，孔子也特別關注弟子的學習問題，如在《大略》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孔子曰：“《詩》雲：‘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事親。”孔子曰：“《詩》雲：‘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雲：‘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雲：‘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雲：‘晝爾於茅，宵爾索，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壙，皋如也，如也，鬲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乎，死也！君子息焉，小人休焉。”
子貢，即端木賜，孔子弟子，為孔門七十二賢人之一。他利口巧辭、善於雄辯，孔子曾稱讚他為“瑚璉之器”（《論語 公冶長》）。面對子貢“倦怠於學”，而想要“事君”“事親”“息於妻子”“息於朋友”“息耕”，孔子循循善誘，一步步引導子貢知曉侍奉君主、雙親、妻子，交友，從事耕作這些都是世間的難事，要做好這些事情均離不開勤勉的學習。並告訴子貢，學習是永無止境的，以此勸誡子貢潛心學習，不要半途而廢。這也從正面樹立了孔子的“好學之師者”形象。
（二）謙虛知禮的君子
“君子”是孔子思想中的重要概念。“君子”這一概念經由孔子的發揮，真正實現了由“位”到“德”的嬗變。在《荀子》一書中也涉及眾多孔子對於“君子”的論述，如《宥坐》中關於“君子見大水必觀焉”的探討；《子道》中孔子講“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以及對於“士君子”和“明君子”的區別等。在《荀子》為數不多關於“孔子”的敘述中，也可以看出，孔子在立身行事中是以“君子”的標準要求自己的。
在《荀子》中，孔子主張謙虛謹慎，如《宥坐》中記載：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而嘆曰：“籲！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
藉由魯桓公廟中的“宥坐之器”，孔子告知弟子抑損之法：聰明聖知，則要用笨拙來保持；功勞遍及天下，則要用謙讓來保持；勇力蓋世，則要用膽怯來保持；富有四海，則要用謙恭來保持。那如何做人謙虛呢？孔子認為，做人謙虛就要像土地一樣，深挖它就能得到甘泉，在它上面種上五穀就能茂盛生長，草木在它上面繁殖，禽獸在它上面生息；活著就站在它上面，死了就埋在它裡面；它的功勞很多卻不自以為有功德。
孔子知禮，重視禮，並時常以禮的標準約束自身。《子道》有云：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床，禮邪？”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為夫子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子貢曰：“女何問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床，禮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為女問之。”子貢問曰：“練而床，禮邪？”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女謂夫子為有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不知，女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
孔子恪守“居是邑，不非其大夫”之禮，在弟子詢問當政的魯國大夫為父母進行週年祭祀時睡在床上合不合禮的問題時，孔子知而不答。
（三）亂世之大儒
荀子曾對儒者進行過細緻的劃分，他認為儒者包括陋儒、散儒、腐儒、賤儒、小儒、俗儒、雅儒、大儒等。在《儒效》中，荀子主要提到了儒者的三個層次，即俗儒、雅儒和大儒。在各國紛爭，各自謀求統一的戰國時代，荀子認為儒者的力量是很強大的。用俗儒可使萬乘之國得以生存，用雅儒可使千乘之國安定。用大儒者，即使只是一個百里之地的小國，三年之後，也能形成天下為一、諸侯為臣的局勢；若大儒用於萬乘之國，就可以迅速平定天下，一朝而聲名遠揚。荀子非常推崇孔子，稱孔子為大儒：
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閻漏屋，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得以為臣；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國莫能與之爭勝；笞棰暴國，齊一天下，而莫能傾也。是大儒之徵也。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嵬瑣逃之，邪說畏之，眾人愧之。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蹠之世不能汙，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儒效》）
“禮”是荀子思想體系的核心，同時荀子又是現實主義思想家，他非常看重禮義的社會功用問題。荀子以為，大儒之社會貢獻當如周公——具有治國安邦、統一天下的政治才能。在荀子看來，孔子雖然沒有周公之名位，但他“不蔽於成積”，擁有通達的智慧，能“知通統類”，能“不以邪道為貪”“明於持社稷之大義”“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故可成為“德與周公齊，名與三王並”之大儒。
此外，作為大儒，孔子還可移風易俗：
仲尼將為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逾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也。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必分，有親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儒效》）
聽聞孔子將成為司寇，沈猶氏不敢再在早晨給要賣的羊喝水以欺騙顧客了；公慎氏休掉了淫亂的妻子；荒淫無度的慎潰氏逃出了魯國；賣牛馬的不再漫天要價了。孔子住在闕黨的時候，闕黨的子弟將網獲的魚獸進行分配時，有父母的子弟就多得一些。就這樣，孔子以其人格力量及政教才能，極大地影響了魯國百姓的行為，實現了大儒之化民風、正民心、美民俗的社會功用。
（四）“知而窮於世”、不得勢的聖人
荀子對於孔子的歷史處境也有著清醒的認識。在《荀子》一書中，孔子雖為“大君子”“大儒”和“聖人”，但他同時也是不得勢的、“窮於世”的，如《荀子》中對於“孔子拘匡”“厄於陳、蔡之間”的記載以及對於孔子“無置錐之地”的反覆強調。對於這種處境，《荀子》中借孔子之口，有一番解釋：
孔子曰：“……女以知者為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女以忠者為必用邪？關龍逢不見刑乎！女以諫者為必用邪？伍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由是觀之，不遇世者眾矣，何獨丘也哉！且夫芷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夫賢不肖者，材也；為不為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宥坐》）
孔子認為，有德才還是沒有德才，在於資質；做還是不做，在於人自身；得到賞識還是得不到賞識，在於時機；死還是生，在於命運。換言之，成事與否是材、時、命共同起作用的結果。對於君子來說，最重要的就是要提升自己的學識，深入地籌謀計劃，修養自己的心性，端正自己的品行，然後安靜地等待時機的到來。
綜上所述，《荀子》中的孔子形象體現了孔子多方面的特點，其中既有符合歷史上真實的孔子的元素，也有荀子對於孔子形象的再發揮。這種再發揮，不僅體現在對於孔子大儒形象的塑造及孔子由“天命論”到“時命論”的轉變上，更鮮明地還體現在“孔子誅少正卯”（《宥坐》）孔子論孝（《子道》：“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為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等事情上。可見，荀子並非為了再現歷史上的孔子，而是在繼承和發揚孔子思想並形成自己學說的基礎上實現對孔子形象的再塑造，而這種孔子形象的再塑造實際上是對於孔子思想的再塑造。
註釋：
張宏生：《四種先秦子書中的孔子形象》，《孔子研究》1988年第1期。
錢穆：《孔子傳 序言》，生活 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1頁。
顏炳罡：《“儒分為八”的再審視》，龐樸主編：《儒林》第1輯，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頁。
顧頡剛：《春秋時代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傅永聚、韓鍾文、孔凡嶺主編：《孔子研究》，中華書局2003年版，第177—185頁。
楊柳橋：《荀子詁譯》，齊魯書社1985年版。
郭迎春：《淺析〈荀子〉中的人物形象》，山東師範大學2009年碩士學位論文。
文中引用的《荀子》原文，均引自（清）王先謙撰，沈寰、王星賢整理：《荀子集解》，中華書局2012年版。
張宏生：《四種先秦子書中的孔子形象》，《孔子研究》198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