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鄧國是周代南土諸侯國之一，文獻資料少，關於其地望學界爭議較多。本文從考古學視域分析，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鄧國都城在襄陽鄧城城址東南側的周家崗遺址。西周早、中期的鄧國中心區缺乏實證，境土大致在南陽盆地中南部。
鄧國是周王朝分封於南土的重要諸侯國，西周早期立國，春秋早期滅於楚，在周王朝經營南土的戰略中扮演重要角色。其地望囿於資料所限，歷來有不同的見解，近年來考古資料的不斷豐富或有助於這一問題的解決。
傳世文獻對鄧國的記載不多，其地望則主要反映在與周王朝和其他諸侯國的相對或相鄰關係上，如《國語·鄭語》記史伯為（鄭）桓公論當時形勢時說：“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當成周者，南有荊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 具有明確方位的記載見於《左傳·莊公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十六年（前678年），楚復伐鄧，滅之” 。即鄧國居楚、申兩國之間，時值鄧國滅亡前夕。在此之前，楚國中心區已位於漢水以西、以南，我們僅從楚武王三次伐隨的路線即可得到證明。《左傳·桓公六年》（前706年）：“楚武王侵隨……漢東之國，隨為大”。《左傳·桓公八年》（前704年）：“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左傳·莊公四年》（前690年）：“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令尹鬥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根據漢水流勢，隨國在漢東，楚國自然在漢西、南。而此申國顯為周宣王“保南土”所遷之南申，《詩·大雅·崧高》描述了申國分封於謝地的盛況，其地望在今南陽城區附近。而據《左傳·桓公九年》載鄧南鄙有鄾地，杜預注鄾在漢水北岸，這是鄧國南境為漢水的又一條文獻證據。則鄧國位於今漢水以北至南陽城區之間，且這種位置關係當不晚於申國南遷之西周晚期周宣王時。
盤龍獸面紋罍圓雕牛首。
有重要銘文的曾伯桼（qī）簠（fǔ）蓋（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此區域之間，近年來在襄陽王坡發現了屬該時期的鄧國貴族墓地，清理了4座春秋早期的貴族墓葬，隨葬銅、玉器，且不見陶器。其中M55出土銅五鼎六簋，該墓無墓道、葬具為單槨單棺，墓主人應為身份等級較高的大夫。而M1出土的“鄧公孫無忌”鼎、戈表明墓主國屬為“鄧”。
王坡墓地的發現使我們將早年徵集的2件“鄧公牧”簋和2件“侯氏簋”與該地聯絡起來。1979年，原襄樊市文物管理處從廢品公司徵集到“鄧公牧”簋2件、“侯氏簋”1件，出土地點不詳；1981年，原襄北農場第五新生磚瓦廠在襄陽縣夥牌公社陸寨大隊（今襄陽市高新區團山鎮陸寨社群）蔡坡土崗取土採集到另1件“侯氏簋” ，推測前三器也當出自蔡坡土崗附近。蔡坡土崗是一條近南北向的土崗，其上為一處大型戰國墓地，以楚墓為主，並有少量秦墓；該墓地南部因取土已不存，北部尚存部分墓葬，包括1座大型封土堆（陳家莊墓）。與蔡坡土崗隔沖溝相望的是山灣土崗，土崗上發掘了大量楚墓，以春秋時期為主，出土了多個諸侯國的銘文青銅器，包括作為楚鄧縣縣公的“鄧公乘”鼎、“鄧尹疾”鼎。而王坡、蔡坡、山灣墓地所在的崗地正是襄陽北部連綿低崗地的最南端，其南側即為漢水淤積平原。蔡坡墓地以西不到2公里處即是王坡墓地，其間還有後張坡、西張坡墓地分佈。因此，蔡坡土崗甚至其間崗地的某處很可能有鄧國墓地。
4件銅簋屬典型的西周晚期器。其中“侯氏簋”均缺蓋，螺角獸首弓形耳，下有方塊狀垂珥。器身形制、紋飾除耳外與西周孝王時期“王臣簋”完全相同；而此類耳為西周晚期常見形制，如“梁其簋”，後者時代為西周晚期前段。“鄧公牧”簋的形制、紋飾則幾乎與張家坡墓地西周夷厲時期M253出土的一組簋（C型Ⅱ式簋）一致，時代也相當於西周晚期前段。從銘文知，“鄧公牧”簋為自作器，器主當為鄧國國君“牧”。“侯氏簋”銘文無國屬，其格式與河南平頂山M95所出4件“侯氏鬲”完全相同（因簡報未發表“侯氏鬲”銘文拓片，暫無法比較二者字型結構），發掘者王龍正先生認為該“侯氏鬲”之侯氏當為應侯，其與此“侯氏簋”之侯氏為同一人，是應侯為女兒孟姬嫁到鄧國所作的媵器。陳昭容先生從此說。一方面佐證了“侯氏簋”的時代為西周晚期前段，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應、鄧二國通婚的史實。這一點還可從平頂山墓地出土4件時代相當或略早的“鄧公作應嫚”簋得到證明。發生在應侯、鄧公國君家族間的通婚顯然有政治聯姻的考量，婚姻雙方的地位自然很高，平頂山墓地為應國國君墓地已為發掘資料證實。那麼，“侯氏簋”、“鄧公牧”簋所在的墓地則當為鄧國國君家族墓地，時代不晚於西周晚期前段。
根據生居死葬的一般規律，包括國君在內的高等級墓地附近不遠的範圍內一定有同時期的都城與核心區，如平頂山滍陽鎮應國墓地與都城、琉璃河燕國墓地與都城、三門峽上村嶺虢國墓地與都城等。
若我們按照都城的建制和規模考察，則蔡坡、王坡所在崗地以南約5公里處、儲存較好的東周時期鄧城城址似乎與之相符。該城為鄧國都城的記載最早見於劉宋時期盛弘之《荊州記》：“樊城西北，有鄾城。……鄾城西北行十餘里，鄧侯吳離之國，為楚文王所滅，今為鄧縣” 。《水經注·淯水》亦記：“（淯水）又西南過鄧縣東。縣故鄧侯吾離之國也，楚文王滅之，秦以為縣。淯水右合濁水，俗謂之弱溝。水上承白水於朝陽縣，東南流徑鄧縣故城南” 。其後，多部傳世文獻及注、疏也沿用此說。清乾隆《襄陽府志》卷五“古蹟”之襄陽縣“鄧城”條下雲：“縣西北二十里。春秋時鄧國地”。清同治《襄陽縣誌》“古蹟”之“鄧城”條下亦云：“縣城西北二十里。今城基尚存，高丈餘，濠淤成田”。今天也有不少學者進行了考證和認可。
不過，該城址尤其是城垣的時代相對偏晚。2012年曾在城址內東北部試掘50平方米，地層最多可分七層，第7層出土盆、甕口沿及筒瓦、磚殘片，時代不早於西漢晚期，幷包含有少量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陶鬲足、豆柄等；最晚的文化層為第3層，出土黃瓷碗底和磚、板瓦等，時代為唐代。同時對東門南側城牆暴露的剖面進行了簡單清理，現地面以上地層分六層，除耕土、擾土層外的第3層出土影青瓷、白瓷碗、小盂等，時代不早於宋代，與現地面平齊的第6層出土盆、罐口沿和筒瓦、瓦當等，時代不早於西漢；以下未清理。東城牆剖面還清理出1座宋代灰溝、1座南朝灰坑。而從城垣包含的陶片看，其最早也不過春秋中期。出現這種情況存在兩種可能性，一是城址的始築年代為春秋中期，之前則無城垣，但有中心聚落；二是此地在春秋中期才興起，並與楚的佔領有關。但鑑於城內和城垣均未做細緻的考古工作，要準確判斷其春秋中期以前的性質還存在較大難度。因此，我們不妨從外圍同時代遺存的內涵和性質進行分析。
除前述鄧國貴族墓地外，在鄧城城址周邊幾處墓地中還清理了部分同時期的小型墓葬，包括沈崗墓地1座西周晚期前段陶器墓、23座春秋早期玉器墓；韓崗遺址2座春秋早期陶器墓，29座無隨葬品墓；黃家村墓地4座春秋早期陶、玉器墓和卞營墓地38座隨葬少量銅兵器、陶日用器或玉器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墓葬。這些墓葬的規模都不大；除極少量葬具不明外，其餘為單槨單棺或單棺；單座墓葬的隨葬器物數量少，且不見青銅容器，僅有少量陶器、銅兵器、小件玉器，甚至也有不少墓葬無隨葬品。從而表明墓主人的身份相對較低，基本為低等貴族或平民。其所處的時代也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隨葬器物的風格與高等級貴族墓一樣，以中原姬周文化為主。特別是韓崗墓地出現墓葬被較多楚文化灰坑打破且較深的情況，這可能與楚人的有意破壞有關，也從一個側面表明了這批墓葬的屬性為鄧國國屬。
當然，不僅墓地有著等級劃分，墓地和鄧城城址周邊分佈的7處同時期遺址也有規模和功能上的不同。
城址東側的黃家村遺址面積達50萬平方米，其主體遺存時代為西周晚期前段至春秋早期後段，發現了較多的灰坑及少量灰溝、水井，可以看出是一處範圍較大、延續時間相對較長的聚落遺址，重要的是遺存中發現了少量鑄銅模、範及銅渣，表明該聚落很可能存在鑄銅作坊。城址南約600米的王家巷遺址則發現了多座陶窯和燒窯製造陶坯的灰坑，特別是遺物中發現了大量變形陶器和部分製陶工具，其時代自西周晚期至春秋早中期之際，可以確定，這裡是一處製陶作坊遺址。同時，在城址北側的韓崗遺址發現了少量春秋早期遺存，不少春秋中期楚文化遺存中夾雜有春秋早期陶鬲、豆等殘片。城址西北不遠的吳家湖遺址僅發掘了遺址的邊緣，出土陶器表明其時代也從西周中期後段到春秋早期後段，可能是一處小型聚落。城址西南側的吳家坡遺址僅可見少量灰坑（部分可能為地層的殘留），面積不大，出土陶器較多，時代為春秋早期後段，也應是一處小型聚落。城址東南側的周家崗遺址分佈面積較大，因地處周邊地勢最高處，成為戰國及以後多個時代的墓地，加上遺址上有周家崗、陳家樓兩個自然村莊，致使遺址遭到嚴重破壞，該遺址清理出了部分灰坑、灰溝、房址、水井等遺存，出土了大量陶器，其時代為西周中期後段至春秋早期後段，其下為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這些遺址出土陶器與上述墓地同時代的陶器特徵一致，其國屬性質應相同。
上述分佈相對密集、自西周中期後段至春秋早、中期之際連續發展且具有不同功能的遺址特別是鑄銅、製陶作坊遺存和不同等級的墓地分佈表明，這裡確應有一處同時期具有都城性質的中心聚落即鄧國都城存在（圖一）。但目前由於考古工作所限，缺少與都城內佈局相關聯的宮殿、宗廟建築基址等核心遺存的考古實證，都城的具體位置似乎難以確定，而原來學者考證為鄧國都城之鄧城城址的實物證據似乎並不充分。那麼，我們的視角或許要轉向考察當時是否存在城垣的情況。
根據考古資料，西周王城即豐鎬、洛邑和岐邑都未發現城垣、城壕；而西周時期的部分諸侯國都城，有的已築城，如燕國都城琉璃河遺址、魯國曲阜故城、虢國都城上陽城遺址等；但也有部分未築城，如晉國都城天馬曲村遺址、齊國都城臨淄故城遺址；還有的因特殊原因不太明確，如應國都城；更有不少諸侯國西周時期的都城位置尚未找到，如楚都丹陽。總的來說，西周時期諸侯國都城築城的情況存在較大差別。到東周時期，築城才成為普遍現象，且除諸侯國都城外，還有別都封邑、邊境軍事城堡、縣邑等。當然，儘管此類都城無城，但與都城相關的所有功能區如宮殿、宗廟、作坊及居住點等都不能少。
我們再來考察周代南土與鄧國同處一個區域之南陽盆地、隨棗走廊的兩個主要諸侯國申、曾（隨）國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都城的情況，或許更能說明問題。
申國為周宣王南遷於南陽地區所立，春秋早期後段為楚文王所滅，其中心位於今南陽市區，都城即今南陽白河北岸的宛城遺址。據調查，宛城遺址城垣疊壓在2座春秋灰坑H1、H2上，其中H1出土有矮蹄足鼎、弧盤細柄豆，H2出土高弧襠大口鬲，其形制應為春秋中期以後的楚式器風格；城垣內也包含有春秋時期的陶鬲、豆、盆、罐等殘片。推測城垣始築年代不早於春秋中期，即春秋早期並前溯至西周晚期的申國都城並無城垣。
曾國即隨國，這也為近年來發掘的大量考古資料特別是曾侯與編鐘、嬭加編鐘的發現所證實。其西周早期“建於南土”、“適於漢東”（正與前引《左傳·桓公六年》“漢東之國，隨為大”相印證），立國於隨棗走廊。其政治中心有一個變遷的過程，西周早期位於隨州淅河鎮漂水東岸的廟臺子遺址，該遺址為一臺地，呈“8”字形環壕聚落結構，未發現城垣；西周中期的政治中心遺存尚未發現。而關於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曾國的政治中心，其位置存在爭議，一種認為可能位於今隨州安居遺址，該遺址處溳水北岸、溠水東岸交匯處，發現了不少於一處的人工土臺，推測為建築基址，其外圍有環濠。1997年，遙感探測到遺址上有夯土城垣，可確定為一處小型城址，使用年代為春秋時期，調查者認為該遺址或許暗示著春秋中晚期曾國都城的變遷。一種認為位於今湖北棗陽的周臺遺址（含其南側臺地上的忠義寨遺址），南臨滾河。周臺遺址、忠義寨遺址均經發掘，前者位於崗地上，發現了大型建築基址（F3），而多處含有煉渣的爐壁殘件、銅渣和M1出土的鉛錠表明，這裡還應有鑄造作坊；發現了一處大型水井，其下也有新石器時代遺存。忠義寨遺址位於一長方形臺地上，也清理出了大型建築基址。周臺、忠義寨之間地勢稍低，但仍有文化層堆積。遺址整體面積大，但沒有發現城垣。而忠義寨遺址現有城垣及護城河為清代修建的寨堡遺存。
即使是當時同處一地並開始擴張的楚國，目前的考古資料也沒有發現春秋晚期以前的城址，或正如《左傳·昭公二十三年》（前519年）所記：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若敖、蚡冒至於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此外，在隨棗走廊西口的今襄陽市襄州區黃龍鎮發現了一座西周中晚期的“楚王城遺址”，該遺址也位於一處高臺地上，其下為新石器時代遺存，面積不大，但堆積厚，其北、東部為沙河的支流許家河環繞，西、南似有護城河，遺址內可分為大、小城，但均未發現城垣。雖然其性質不明，但作為一處扼守隨棗走廊西口的重要遺存當無問題，或與楚熊渠擴張至鄂地相關。
從上述相鄰地域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重要諸侯國都城未發現城垣、已可明確為西周中晚期“城址”性質的楚王城遺址也無城垣的情況看，同時期的鄧國都城在具備相應功能區的基礎上，很可能並無城垣，其護城河或許也為自然河流所繞，甚至與周臺遺址、楚王城遺址一樣，其地勢在周邊最高，下層也有新石器時代文化層。
對照上述多重因素，周家崗遺址就進入了我們的視線。該遺址分佈面積較大，約15萬平方米，其西北與鄧城城址相接。遺址位於整個臺地的制高點上，海拔高出周圍2～3米，發掘清理的周代遺存時代最早可到西周中期後段，最晚為春秋早、中期之際，其間連續發展。重要的是在遺址東部發現了一條長達70餘、口寬2。35～2。6、深1。7米具備防禦性質的壕溝，溝內還發現有銅渣；以及1眼口徑2。4米，深達數米且延續時間較長的水井。周代地層正好疊壓在新石器時代文化層上，清理出的1座戰國楚墓表明瞭楚人佔領鄧城區域後並未在鄧國遺存上直接生活的征服者思維。遺址西、南兩面臨今七里河分出的一條小支流。由於周家崗遺址地勢高，戰國及以後成為墓地，今天又被兩個現代村莊所壓，破壞十分嚴重，所做的工作也相對較少，獲得鄧國都城的確證還有難度，但上述推測還是有一定依據的。同時，現鄧城城址的東南角或許也為鄧國都城的一部分。這些尚需今後的考古工作來證實。
而今鄧城城址以西約35公里處，漢水西岸的谷城廟灘鎮擂鼓臺發現了2座春秋早期出土“鄧子孫白”鼎、“鄧子白”戈的鄧國貴族墓葬，可作為其時鄧國地望在附近的補證。
不過，周家崗遺址及周邊區域尚未發現西周晚期以前的鄧國高等級聚落或墓地，很可能表明，西周晚期以前的鄧國中心區並不在此，其具體所在至今尚無明確的考古學證據。迄今出土的西周早期鄧國青銅器為張家坡墓地M163之“鄧仲”犧尊，該墓葬於井叔家族墓地，墓主為年齡25～30歲的女性，很可能與其西側墓地最大的M157為夫婦異穴合葬墓；而據同出的“井叔採”鍾推測，M157墓主即“井叔採”。但M163的時代為西周中期，而“鄧仲”犧尊的時代為西周早期康王時，則“鄧仲”犧尊應為傳承品下葬，或是鄧國與井叔家族聯姻的證物。當然，這並不能表明其時鄧國的地望在關中。關中鄧國之說，陳夢家先生曾依“復公子簋”、“鄧孟壺”、“鄧伯氏鼎”考證後提出：“鄧為媿姓，是西周之鄧或在陝境”。對此，徐少華先生進行了辨析。
實際上，對於西周早期的鄧國地望，《左傳·昭公九年》給予了明確的南土方位提示：“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鄧，吾南土也” 。傳世“安州六器”之“中甗”亦載：“王令中先省南國，貫行，位在曾。史兒至，以王令曰：‘餘令女使小大邦，厥又舍女芻量，至於女（庸）小多邦。’中省自方、鄧、洀（汎）、鄝邦，在鄂師（次）。白買父乃用厥人戍漢中州……” 銘文記述“中”先在“曾”駐紮，後接到周王命令巡視南國，自北向南經過“方”、“鄧”、“洀（汎）”、“鄝”，最終達到“鄂”，其時白買父還安排人在漢水附近戍守。關於“安州六器”的時代，儘管有成王、康王、昭王等多說，但均認可為西周早期；新出曾公求編鐘銘文有“卲王南行，豫（舍）命於曾”之語，似可證明“安州六器”的時代以昭王為宜。銘文涉及到了當時的幾個重要地點或諸侯國，其中學者一般認為“方”即方城，以唐蘭先生為代表，地處桐柏山西北端與伏牛山東端之間的隘口，相當於今河南方城縣附近。而西周早期的曾、鄂經新近出土資料考證，當分別位於今隨棗走廊的隨州葉家山、羊子山附近。按照“中”巡視的順序和幾地的方位分析，其時的鄧國當在方城以南、漢水以北和曾、鄂以西的區域，西部最多抵秦嶺東麓，大致不出今南陽盆地的範圍，但準確區域尚無法確認，中心區更是因缺少直接證據而難覓其蹤。
同出“安州六器”之“中方鼎”則記：“隹王令南宮伐反虎方之年，王令中先省南國，貫行，王位在……” 徐少華先生梳理古今著作對該字的隸定後，進一步考訂該字為“射”，通“謝”，即周宣王遷申之“謝”邑（國）。若此，則謝邑大體與申國中心重合，這似可縮小鄧國的北部範圍，即鄧國位於當時謝國以南的今南陽盆地中南部。而西周中期既缺考古證據，也無文獻記載，或為西周早期的延續。
當然，鑑於楚、秦至南北朝時期鄧縣治所與被滅前的鄧國故都（中心區）前後相繼，而根據傳世文獻、出土文獻和大量考古資料考證，其時的鄧縣治所當位於鄧城城址，這也是鄧國被滅前中心區位於該區域的又一證明。
附記：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專案“周代漢淮地區列國青銅器和歷史、地理綜合整理與研究”（15ZB032）和一般專案“周代鄧國考古學文化研究”（18BKG019）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