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方勇先生於2012年10月22日在《光明日報》發表《新子學構想》一文，率先提出建構新子學的設想以來，關於新子學的討論成為學術界持續關注的熱點話題。但是，絕大多數討論都只是表達對方勇先生的支援，缺乏實質性價值，使得關於新子學的討論到目前為止依然只是學術界的一個“話題”，而沒有多少有價值的學術成果出現。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應該在於方勇先生及其擁護者沒有給予新子學以準確的界定，從而使得學者們無法立足於新子學概念建構出新子學。
回到傳統子學概念
方勇先生所言的新子學概念無疑是從子學概念而來，我們認為要想準確界定新子學，就得從子學概念說起。關於子學概念，學術界有兩種說法，一種是傳統的子學概念，一種是馮友蘭先生所言的子學概念。我們先來看傳統的子學概念：“一指先秦至漢初諸子百家學術之總稱。一指研究諸子思想的學問，內容包括對諸子及其著作的研究，佚子、佚書的研究，歷代學者研究諸子的研究等。晉以後，諸子學的研究物件有所擴大，包括後世的著名哲學家在內”（嚴北溟：《哲學大辭典》中國哲學史卷）。由這個定義可知，傳統的子學概念有兩層含義，相應的，建基於子學概念的新子學也應該有兩層含義。當子學“指先秦至漢初諸子百家學術之總稱”時，新子學就應該指當今哲學家、思想家的學術，也即指當今哲學家、思想家的哲學和思想；當子學“指研究諸子思想的學問”，並且在晉代以後泛指研究歷代著名哲學家、思想家的哲學和思想的學問時，新子學就應該指當今學者研究先秦諸子乃至歷代諸子的學問。
接下來，我們再看馮友蘭先生對於子學概念的界定。馮友蘭先生在其兩卷本的《中國哲學史》中，將中國古代哲學劃分為子學時代和經學時代，認為從春秋到漢初屬於子學時代，由董仲舒開始到清代屬於經學時代。其所謂子學乃是指先秦至漢初諸子之學，相當於傳統子學的第一層含義：“先秦至漢初諸子百家學術之總稱。”與此相應，新子學就似乎應該指當今哲學家、思想家的學術，也即指當今哲學家、思想家的哲學和思想。可是，由於馮友蘭認為“子學的建構‘以我為主’，無所依傍，屬於‘無中生有’，因而是‘創構’”，這是子學與經學在哲學建構意義上的本質區別。這意味著，新子學應該是指當今的哲學家、思想家在不利用任何哲學或思想資源的情況下所建構出來的新哲學、新思想。
考慮到自從中國哲學、思想產生以來，歷代哲學家、思想家所建構的哲學、思想都不可避免地利用已有的哲學或思想資源，無一例外，因而都不屬於“無中生有”，都不屬於“創構”，都不具有子學性質；而當今哲學家、思想家在建構其哲學和思想體系時，同樣無一例外都利用了現有的哲學和思想資源。這意味著，倘若從馮友蘭先生關於子學的定義、理解出發來定義新子學，那麼新子學概念就只能是一種說法，不具有現實價值，不具有可行性。這樣，我們要界定新子學，還得回到傳統的子學概念。如上文所述，立足於傳統的子學概念，我們可以把新子學界定為當今哲學家、思想家的學術；當今哲學家、思想家的哲學和思想；當今學者研究先秦諸子乃至歷代諸子的學問。
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然而，仔細考究上述關於新子學的定義，又似有不妥之處。如果把新子學界定為當今哲學家、思想家的學術，當今哲學家、思想家的哲學和思想，那麼，不僅立足於中國哲學、中國思想的哲學家和思想家所建構出的哲學和思想屬於新子學，立足於西方哲學、西方思想的哲學家和思想家所建構出的哲學和思想也屬於新子學。這樣，新子學就不僅有可能失去“中國底蘊”，還有可能失去“中國特色”，從而成為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沒有多少本質關聯的東西。
如果把新子學界定為當今學者研究先秦諸子乃至歷代諸子的學問，就沒有多少學術價值。因為當今學者研究先秦諸子乃至歷代諸子的學問，屬於哲學史、思想史的範疇，當今研究中國哲學史和中國思想史的學者所一直從事的就是這方面的工作，這種學術已經相當成熟了，且相關成果已經很多，根本不需要用新子學來概括，更不需要建立這樣的學問。
回過頭來看，用新子學指稱當今中國哲學家、思想家的學術，指稱當今中國哲學家、思想家的哲學和思想，這個定義雖然不妥，但是如果我們從“中國底蘊”“中國特色”的角度對其稍作限定，把新子學界定為當今中國哲學家、思想家立足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立足於中國曆代諸子的哲學和思想所建構的哲學和思想，就比較合理了。這可以說是廣義的新子學概念。考慮到傳統的子學概念中的“子”一開始是指先秦至漢初諸子，把新子學界定為當今中國哲學家、思想家立足於先秦至漢初諸子的哲學和思想所建構的哲學和思想，也是比較合理的。這可以說是狹義的新子學概念。從學術界已有的關於新子學的討論成果來看，狹義的新子學概念更易為多數學者所接受。
雖然狹義的新子學可能更能體現新子學的特色，但是綜合來看，新子學就是當今中國哲學家、思想家立足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國曆代諸子的學術，特別是立足於先秦至漢初諸子的學術而建構的具有中國底蘊、中國特色的哲學和思想。至於在新子學建構過程中立足於哪些優秀傳統文化，立足於中國曆代諸子特別是先秦至漢初諸子中的哪些哲學家、思想家的哲學和思想，是否和如何汲取西方哲學和思想的精華，建構出來的新子學呈現出的是新儒家還是新道家、新墨家、新法家等面目，抑或是不同於儒、道、墨、法等各家的全新面目，都取決於建構者自己的抉擇。
合理且有歷史根據的新子學
漢代以來，歷代哲學家、思想家在建構其哲學、思想之時雖然都儘量汲取前人的哲學或思想成果，但是，大多主要是汲取先秦至漢初諸子之學的精華。可以說，先秦至漢初諸子之學是後世歷代哲學家、思想家建構其哲學、思想的源頭活水，大體決定了後世哲學和思想的基本走向。於是，“回到先秦至漢初諸子”，成為中國古代每一個歷史時期哲學家們和思想家們建構新哲學、新思想的統一模式或者說路徑。魏晉玄學家透過解讀《老子》《莊子》《周易》而建構出兼具儒道特色的新道家——玄學；宋明理學家透過解讀《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周易》等建構出宋明時期的新儒學——理學，就是最好的例證。現代新儒家學者同樣主要是透過解讀先秦儒家的著作來建構具有現代意義的新儒學，即便馮友蘭先生聲稱接著程朱理學講，他也主要是在借鑑先秦儒家思想的基礎上，再借鑑程朱理學，並接著程朱理學講的。而且，程朱理學本來也是從先秦儒學而來。基於此，將狹義的新子學界定為當今中國哲學家、思想家立足於先秦至漢初諸子的哲學和思想所建構的哲學和思想，就不僅是比較合理的，還是有歷史根據的。
當今一些有志於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建構新哲學、新思想的哲學家、思想家，有的是從先秦至漢初諸子的哲學和思想出發建構其哲學和思想的，有的是以先秦至漢初的哲學和思想為主要思想資源建構其哲學和思想的。將狹義的新子學界定為當今中國哲學家、思想家立足於先秦至漢初諸子的哲學和思想所建構的哲學和思想，就可以將這部分哲學家、思想家的哲學和思想納入新子學之中去，充分激發這部分哲學家、思想家建構新子學的熱情，使得新子學的建構有較為堅實的現實基礎。
（作者系安徽大學哲學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