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有那麼一個特殊的時代，引領文壇計程車大夫大都是一些特立獨行的人，他們喜好清靜無為，夢想羽化登仙，渴望獲得真理。不拘禮節而風流自賞，喜好玄學酷愛清談。當時天下風流名士們皆崇尚自然、超然物外，影響達數百年之久，一直到隋唐初期，上流社會都還有魏晉思想的影響。這當中出了很多名人大家，如：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賢、王謝世家、桃源陶令等，為何在那段時間裡，會出現道家思想氾濫，文人夢想簡約雲澹，超然絕俗。飲酒、服藥、清談和縱情山水便是這些上流名士的日常生活。
所謂的魏晉風度分為好幾個階段，大體而言，似乎是一個發展到成熟再到糾正的過程。
魏晉狂士
首先，建安七子與三曹時期。眾所周知，曹植曹子建才高八斗，生性放蕩不羈，喜好結交天下名士，更是喜好飲酒，常與眾家名士在府中喝得酩酊大醉。這時的魏晉風度其實還只是個萌芽階段，後人總結以魏晉風度為開端的儒道互補計程車大夫精神，對於整個中國歷史上的知識分子起到了一個本質上的提升。那魏晉風度的萌芽大概就是建安七子開始對漢代以儒家經學為統治根本的衝擊，建安七子已經開始從儒家士子轉變為清客，連作為儒家孔夫子傳承者孔融也多有驚世駭俗的言論流傳於世，但是此時“七子”的創作雖然風格不同，可大都還是積極、健康的內容佔著主導地位。
魏晉風度真正的發展，是在魏正始時期，也就是曹魏第三個皇帝曹芳時期，以王弼和何晏為代表。起於何晏，而王弼乃集大成者，更是魏晉風骨的創始人。何晏在曹丕曹叡時因為浮華虛無，沒有機會被任用，可是曹家兩代君主皆短命。一代明主曹叡去世後，年幼的曹芳即位，大將軍曹爽把持朝政，而何晏向來與曹爽交好，很快便被委以重任，官至吏部尚書，當何宴當權時候，任用官員必然會選擇與自己思想喜好相似的人員，於是王弼便得到了何晏的提拔。何晏之流，不過是徒有魏晉風度之表，而無其實。而王弼不同，他才是一個時代真正的開始。
魏晉之風
王弼其人，可謂是神童天才，可也是天妒英才。王弼為人高傲，年少便才名滿天下，幼而察慧，年十餘，好老氏，通辯能言。通讀老子周易，並將自己的見解寫成《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運用自己的見解和思想，對老子和周易兩本著作進行了解讀。一改儒家為主的迂腐行徑，簡單解讀了道家思想，王弼的思想主要以老莊思想為主，他建立了體系完備、抽象思辨的玄學哲學，其乃思想界的集大成者，為玄學的開創者，為道家思想引入“無”的概念，為一代哲學家。
魏晉風度成熟於竹林七賢時期，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王戎及阮咸七人放浪形骸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詳，但是對於思想方面，他們在秉承建安文學的基礎上，以玄學為精神骨骼，或多或少地引入了佛學概念，成了一派大家。在竹林時期，最主要的表現在於，經過玄學的發展，自我意識和人物精神的覺醒和提升。從人物表現上來看，在氣度和風采上遠超正始時期的何晏之流；而從精神上分析，他們已經從精神需求完全轉換為哲學境界，真正進入“無”的自然境界。
劉伶
魏晉風度在元康時期達到了極致，也就是晉惠帝司馬衷時期，在這一時期以裴頠、郭象為代表的思想家，開始批判王弼時期的思想，道家思想開始進入從“無”到“有”的至高階段，將虛無的玄學有物化，萬物生化有其規律，對前期玄學思想背離社會現實進行了批判，乃玄學思想從本質上的一個飛躍，對中國的影響極為巨大。
到了東晉時期，玄學思想沒有了本質上的提升，而在於對大量文人的影響，在此時期，由於佛教的大量傳入，更多人以佛學來解釋玄學，隨著佛學引入玄學，形成了中國特色的佛教禪宗。而這時玄學已經深入廣大士大夫階層，清談已經成為朝政主流。
魏晉女士
那到底是因為什麼原因才在這動亂不堪的二三百年時間內形成了這麼一個特立獨行的玄學時代？那又是什麼在這個時代造就了那麼多放浪形骸的魏晉狂士呢？
首先，因為戰亂的影響，漢末天下動亂，連年大戰，禮崩樂壞。百姓流離失所，人口銳減四分之三，禮崩樂壞，酷吏眾多，勢力之徒遍佈。儒家經學被這場滅絕人寰的大難衝擊之後，已經不足以麻木所有的讀書人，士子見慣了太多的生死，彷彿人間不值得，進而行為偏激的一群藝術家，他們開始對人本位有所思考。
魏晉南北朝
然後，儒家經學已經不能再束縛住這些上層階級的文人，他們認為人壽天定，倒不如清淡無為，縱情放浪來得灑脫。而儒家思想被沖垮後，一時間很難得到秩序重建，而文人失去了精神依託後就會尋找新的寄託。由此，道家思想便開始盛行起來。
再者，隨著魏晉時期天下大亂，西方的佛教也趁著儒家經學的沒落時期傳入了中國，由於佛教文化和道家類似，對於道家玄學有了很大的補充。雖然後期佛教脫離道家獨立，並在東晉之後達到了頂峰，但是開始時對於魏晉玄學的崛起而言，佛教思想也是有很大的助益。
魏晉
再而，在動亂時期，朝廷對於思想型別的名士有所輕視，能更加註重一些實用實際之才，而這些名士由於沒了實權，便開始清談，慢慢地便開始形成了獨特的思想，而朝廷沒有讓儒家正統重新建立，也給了玄學廣闊的生存空間，從而影響中國歷史數百年。
最後，哲學思想的解放，隨著清談的興盛，必然會導致各種思想的覺醒，人們會根據混亂不堪的社會現實而開始思考至高無上的真理，來追求內心深處的美學概念，從而擺脫現狀。而玄學正好滿足了當時人們最需要的那種無拘無束的自由形態，感受世間所缺失的美好，於是便被引為寄託。
魏晉之風
魏晉狂士讓我們真正的有了一次思想解放，開始對人有所思考，認識到了生命燦爛的美學概念，思想從“無”到“有”的自然之理，更是為中華民族的哲學思想增添了色彩。但是歸根結底還是一個時代的原因，主要還是因為那個“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的慘絕人寰的戰爭時代，早就當時的名士有了超脫生命乃至更高的追求。
時隔千年，至今思之，仍有感慨，寧願不要思想的飛躍，也只是希望人間和平，沒有天災人禍，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