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王蒙《青春萬歲》
無休止的青春和永不停歇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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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在《〈青春萬歲〉六十年》中回憶：“什麼‘五年計劃’呀，什麼‘大規模、按比例的建設’呀，什麼‘工業化’呀，曾使我熱血沸騰，我申請離開青年工作崗位去考大學學建築，因為蘇聯作家安東諾夫的小說《第一個職務》對一名女建築師的生活經驗的描寫使我沉醉。”其實這已經很好地詮釋了“青春”——時代、青年、理想與選擇。它不是一個抽象的時間或人生概念，因為它在宏大的歷史背景中讓一個青年的內心與他所在現實由於理想而發生關聯並熱血沸騰地開始了選擇與實踐。它是切實又具體的，它切實地屬於一個時代，又具體地屬於一個青年，風雲際會才有了飽滿的青春。
創作於66年前的《青春萬歲》寫的即是時代浪潮裡的青年一代。它已不是戰火紛飛的英雄故事或進步青年走向革命艱難又浪漫的歷程，而是那段歲月中的“當下”，是在新的歷史時期一代青年如何發現自我、發現歷史使命的新命題。小說開始於野營帳篷前孩子們挖出的“幸福泉”，雖然瞭望臺和上面扶著軍棍的“哨兵”還帶著戰爭年代的痕跡，但“幸福泉”和營門上柳葉編成的“快樂的營”明確了一個新的時代的到來：“孩子們歡呼野營的每一天，每一天都是青春的無價的節日。所有的一切，都是新發現，所有的一切，都歸我們所有。藍天是為了覆蓋我們，雲霞是為了炫惑我們，大地是為了給我們奔跑，湖河是為了容我們游水，昆蟲雀鳥更是為了和我們共享生命的歡欣。”也許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感慨，它更像一份宣言，在這宣言裡有著非常明朗的期待和一個大寫的“我們”，這是“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時代，其間強烈的主人翁意識噴薄而出。然而，歡愉的大背景並不意味著沒有現實的煩惱，就在野營期間，有關下學期功課、考試和獎章的訊息開始在這群高中生之間流傳。事實上，這也是“大規模的、有計劃的、全面的經濟建設與文化建設”的時代要求在校園中的投影，但是迅速到來的社會浪潮讓“人們來不及去歡迎、吟味和欣賞生活的變化，就被捲到生活的變化中去了”，而它在校園生活中的具體體現則構成了小說的主體。
功課、考試、嘉獎對於《青春萬歲》裡的高中生們來說並不意味著困難或壓力，畢竟她們早已經歷了殘酷的生活和激烈的鬥爭，“她們身上承擔起來的是數倍於一個普通年輕孩子能夠挑起的分量的擔子，她們有一種少年布林什維克的英勇的浪漫主義氣質：整宿整宿地開夜車，三個月不回一次家，把好衣服扔在一邊，把飯錢借給生活困難的同學，經常檢查思想，每天記日記”。她們並不畏懼困難，她們真正面對的是一種生活的轉變和心靈的困惑。在此之前，鄭波和其他積極分子有著“非同尋常”的生活，“晚上不上自習而去聽大報告，課外活動時間開各種會議，上課的時候一邊聽講一邊注意著教員有什麼‘糊塗觀念’……並且，似乎沒想到自己要按部就班地讀下書去，而是‘時刻準備著’聽候組織的調動，當幹部，參軍，下江南或者去朝鮮”。然而，時代的變化投射在學生們的日常生活中，學習、功課成了他們的首要任務。我們不應該忽略這種轉變對這些年輕人所產生的衝擊，這確實是日常生活的變化，但同時也是他們長期沉浸並時刻準備為之奮鬥的遠大理想和人生規劃被突然懸置起來的失落、迷茫與尷尬。對於很多像鄭波一樣的高中生來說，他們必須重新進行一場思想上的“革命”，因為伴隨著國家建設的需求和院系調整的完成，等待他們的是從未預期的高等學校生活，而在之前一段時間裡，“團支部是把談論‘上大學’的人當作‘落後分子’的”。
當然，分歧或者矛盾必然存在，也就有了李春這樣的人物。李春也曾熱心社會活動，還是抗美援朝運動中的積極分子，但就在軍事幹部學校招生的時候，她產生了別樣的想法：“自己上高一了，轉眼就是大學生，大學畢了業就是工程師……現在中斷了學業，將來怎麼辦？抗美援朝恐怕是暫時的，到軍隊去根本沒前途，又是個女的，頂多當護士，上了大學卻可以當醫生、科學家，再有，將來戰爭沒有了，所有軍人都復員，自己也老了，幹什麼去？……不，決不報名。”面對時代的變化和個人前途的得失，鄭波與李春的不同選擇構成了《青春萬歲》裡最主要的矛盾衝突。同時期文學創作中，《青春之歌》裡盧嘉川和餘永澤的不同選擇在某種程度上與之有著相似性，但截然不同的社會前提和歷史語境決定了選擇本身的歷史價值與文學意義。《青春萬歲》的歷史背景讓這種衝突變得含糊而富有彈性，因為它包含著探索和重新發現。尤其是今天我們再次面對這個文字，會對青年的不同選擇給予更大的理解和包容，甚至也可以不無誇張地將那個時代高中校園裡“兩條路線的鬥爭”看成是時代變化之下一代青年面對社會、面對自我必然且必要的成長過程。事實上，《青春萬歲》雖然創作於上世紀50年代，但它並沒有因為某種社會思潮的影響而將校園中年輕人有關學習、生活與人生道路的懵懂思考與探索變成激烈、決絕的鬥爭。小說在兩個具有極端代表性的人物即鄭波和李春之間還設定了楊薔雲、周小玲、袁新枝、蘇寧、呼瑪麗等一系列中間人物，她們各有各的處境，各有各的心事；在緊張的思想衝突之間又加入了年輕人朦朧而青澀的感情故事。這些旁逸斜出的人物和情節不但豐富著青春的內涵，而且為那個年代極易上綱上線的矛盾衝突提供了某種緩衝的餘地，將之限制在現實又具體的校園生活中。小說時刻守護著“青春”這一包含青澀與莽撞、堅定與遊離、理想與幻想、不斷嘗試與不斷糾錯等一系列複雜又無法迴避的矛盾與選擇的人生歷程、現實體驗，讓特別歷史時期下特別的青春既有清晰宏大的時代鳴響，又有僅屬於年輕人的微妙情感與趣味。因此在小說裡，無論是人物的語言還是心理活動，嚴肅認真中總能流露出恰到好處的稚氣，任性頑皮裡又有著那麼一絲不可小覷的莊嚴。正是這種對“青春”的忠誠讓人在大半個世紀之後依然能夠從中清晰地看到那個時代和那個時代的青年。
與此同時，小說中的老師們也不再是先知或領路人，他們更像是學生們的同行者。他們帶著舊時代的印記，也有著對未來的期待。面對時代的變化，他們有著相似的困惑與茫然，但也和學生一樣不斷進行著調整與探索。正如袁先生和李春在深夜談起自己的理想也談起自己的軟弱和痛苦，這是屬於兩代人有關“青春”的碰撞，但它樸素而富有人情味，使人在高揚的青春熱血裡體會到人自身的侷限。相比學生們身上蓬勃的理想主義，老師們的存在似乎於小說中構成了一個與之相應的現實，它提示著某種“清楚堅實的認識”，這不僅包括思想和心理，還包括小說最後校長和鄭波的對話中所流露出的現實困境：“學生的成長十分迅速，他們的內心豐富而且壯麗，教師們在日行千里的學生面前顯得無能為力了。”但作者無意在教師與學生、先進或落後之間進行一些主題先行的較量，而是把他們一同放入到一個新的、充滿未知的環境中，去展現人與時代的關係。
創作於大半個世紀之前的《青春萬歲》，並沒有因為時間的流逝而失去它的魅力，因為它在書寫“青春”，這個“青春”不僅僅是青年和青年故事，同時也包含著新的歷史和與之相伴的不斷探索的精神。那些具體的人、具體的事、具體的環境和具體的難題可能隨著時間而被人遺忘，但這個過程中所激盪的熱情、理想、嘗試和對自我與時代的認知卻不會因為時間而變得暗淡。青春永遠意味著開始，意味著為時不晚，它本身就是一個變化的、面對未來的過程，它是人生只能踏入一次的河流，即便其中會有迷茫、彷徨或種種遺憾，但也將隨著它澎湃的奔流變得燦爛而值得紀念。
（李 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