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典音樂相對來說概念清晰，界定明確，就是大量的職業作曲家創作的作品與音樂形式。這其中並不包括民間音樂。
中國古典音樂的概念是相當模糊的。如果套用西方的界定範疇，中國缺少作曲家這個職業，而留存至今的大量的民間音樂作品與形式，又難以劃入“古典”的範疇。最終導致中西方音樂不是在一個平行的、對等的關係進行比較。
一般來說，西方古典音樂的輝煌是從巴赫時代開始的。特別是巴赫創造的復調藝術高峰以及器樂套曲形式的成熟，在中國缺少與之比較的物件。
但是，巴赫時代大約在1710-1750年的樣子，在中國處於康熙晚期到乾隆早期。這個時候，崑曲開始走下坡路了，京劇開始萌芽了。至於宮廷雅樂，大概是老掉牙了。
如果中國的戲曲能跟西方的歌劇對標的話，倒可以比較一下。
西方歌劇大約起源於1600年，這時候湯顯祖（1550-1616）已經50歲了，正辭官在家寫《牡丹亭》，這可是中國戲曲藝術的一座高峰。崑曲祖師爺魏良輔（1489-1566）去世兩年前，莎士比亞（1564-1616）才出生。1790年四大徽班進京，一年後莫扎特去世，兩年後羅西尼出生。小說《紅樓夢》中賈府就擁有一個私家戲班，充分展現了這個時代人們的音樂娛樂活動。
1978年出土的65套件曾侯乙編鐘是公元前433年製成的，這個時期的古希臘拿不出成套的樂器考古資料，只是一些零星的獨奏樂器。“八佾”是周代開始的一種禮樂編制，指的是天子之樂用的是六十四人的編制。
唐代段安節《樂府雜錄》“上平聲調”記載：“古樂工都計五千餘人，內一千五百人俗樂”，記述的是當代宮廷音樂的樂工人數。該書成書於唐代乾寧元年（894年）以前，這時候，西方還在唱著無伴奏的格里高利聖詠。
如果宮廷音樂算中國古典音樂的話，那麼，大概在唐開元年間（712-741）就達到了頂峰。
但是，很遺憾的是，中國宮廷音樂（雅樂）往往不循舊制，改朝換代了就要用新的音樂。而俗樂則又隨著朝代衰落與戰亂流落民間，並融入民間音樂當中。到了清代，雅樂僵化，俗樂便是廣泛的民間音樂。
最為關鍵的是，記譜法。西方採用的是符號記譜法，中國採用的是文字記譜法。這就是中西方音樂的第一個分野。
五線譜的發展也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時期，到17世紀才接近現代的樣式，也正是從這時候開始，才出現大量的傳世之作。
中國的文字譜大概有古琴專用的減字譜、民間流傳的工尺譜，以及少量文獻記載中的俗字譜。
減字譜對於不懂古琴的人來說無異於天書，但對於古琴作品的流傳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讓我們最早記載的作品推到了南朝梁代丘明（494-590）的《碣石調·幽蘭》。而這種記譜法直到唐代才相對成熟。年代久遠，但不利於傳播，僅限於古琴這一獨奏非表演型樂器。
工尺譜大概在明清時期發展成熟，在民間音樂中盛行，但如今也被五線譜與簡譜替代了。
文字譜的一個最大特點是非量化，人性化解讀過高，從而導致作品的非標準化傳播，每個人都可以自我演繹，最終導致作曲這個角色消失。
五線譜的優勢就不用說了，這個真的比中國的文字譜“高階”。
中西方音樂的另一個分野是多聲部。
現在無法考證先秦的鐘磬樂和唐代的大麴是不是多聲部，但留存下來的文字記譜顯然沒有多聲部作品。當然，傳統音樂中也是有少量多聲部作品的，這個有學者研究總結過。不過，比較起西方的和聲學與對位法，只能算原始的、自發性的多聲部思維了。
如果聯絡到單執行緒與多執行緒、二維動畫與3D動畫之類的概念，可能更能說明西方的多聲部的“高階”性在哪裡。這不只是一個技術的迭代發展，更是一個拓展空間的隔代發展。它不是一個量變過程，而是一個質變過程。
多聲部音樂的發展，直接導致多聲部樂器（如管風琴、鋼琴、吉他）與樂隊作品（如交響樂）的大力發展，音樂形式與體裁更加豐富。
古代中國皇帝也欣賞六十四人樂隊的演奏，但跟現代人欣賞六十四人交響樂團的演奏有著本質的區別。
中西方音樂的第三個分野是音樂家。
中國古代稱音樂及戲曲工作者為伶人，又稱伎（後又通妓），戲子，屬於地位低微的職業。直到現在，“戲子”仍是對這些行業中人士的一種貶稱。《紅樓夢》中混得最好的伶人是蔣玉菡，後來娶了寶玉的首席丫鬟襲人，但其他的多是成為丫鬟或是出家。
西方古代的音樂家也不怎麼樣，現在有稱之為樂僕。但資產階級革命之後，音樂家則走上獨立自主之路，甚至躋身上層社會。
就像上圖中李斯特、羅西尼、帕格尼尼這些音樂家是與拜倫、雨果、大仲馬這樣的大文豪平起平坐的。而在中國古代，文豪們（士人／仕人）則要比伶人地位高許多。
中國古代音樂中也有個例外，就是古琴。中國的很多文人也是重要的琴家，與伶人是兩回事。他們的身份是士，琴只是個業餘愛好，不過這也充分體現了中國古典音樂中的文人音樂是最接近西方現代音樂人文精神的。
其實不管地位高低，音樂家終是一種職業，但音樂作品中的精神核心就會不同，特別是關係到音樂家的人文素養。
不管是戲曲領域中的魏良輔、湯顯祖等戲劇家，還是文人音樂領域中的文人，他們都屬於中國高文化領域的代表，代表了中國古典音樂中的精神高度。
這個在西方音樂中，則體現在詩歌與音樂的珠聯璧合——藝術歌曲，當然也體現在歌劇、交響樂領域。
最後總結一下。
中國古典音樂是先發制人，在西方人還在玩泥巴的時候，就已經鑄造了鐘磬文明。但是，西方近現代後發制人，充分利用資產階級革命與工業革命，引領世界音樂潮流。
在器物層面，西方音樂的“高階”在於先進的記譜法及建立在工業文明上的樂器工藝，以及以此為基礎建造的多聲部世界。
在人文層面，西方音樂的“高階”在於其充分把握了宗教與資產階級自由精神兩大核心。蔡仲德先生曾因“向西方音樂乞靈”而受到廣泛質疑，但蔡先生提出音樂不應淪為“禮”的附庸或政治的工具，強調“人本主義”。其實，他是看清了西方音樂的“高階”在哪裡的。他後來進行了“士人格”研究，應該是希望在中國的文人精神中挖掘音樂的人文精神。
（注：原文是作者在知乎上的一篇問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