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聞記者 徐語楊
圖據採訪物件
長久以來，在音樂界都有這樣一種觀點：音樂即是音樂本身，我們欣賞音樂，唯一正確有效的方式，是透過音樂的曲式、和聲、結構等分析才能獲得。然而，音樂是聽覺的藝術，而且是諸多藝術門類中最抽象、最難用語言描述、個人感受最飄忽不定的藝術。一段音樂，一百個人聽了通常會有一百種不同感受。
基於此爭議處，音樂評論界在對音樂作品的解釋中，於內於外均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一部音樂作品，能從浩瀚的藝術海洋中多角度賞析，這不僅是理解音樂之需要，亦是對一切藝術探索之必須。
《書中聽樂》
正是在此背景下，今年4月，雷健作品《書中聽樂》得以出版，得到了業界普遍好評。書中部分文章已於2021年刊登於《華西都市報》“賞樂”專欄。
此書閒情偶寄，在閱讀中聆聽。書名“書中聽樂”，既是作者雷健寫作此書的靈感源頭——在西方文學名著中“聆聽”音樂，也是他拾掇整理數篇音樂手記小稿整理成書，以饗讀者的結果。在對雷健的專訪中，他提到，理解古典音樂，需要從激發作曲家創作靈感的文學原著入手，從文學原著中去探秘尋源。
“寫給自己”——以擅長之事解讀熱愛之事
作者雷健
雷健曾是一名專業媒體人，工作之餘，他對古典音樂的喜愛長達數十年。同為媒體人、為《書中聽樂》作序的侯軍回憶道，雷健對古典音樂的摯愛和痴迷，已經到了“上癮”的程度，每次二人相見，耳機從不離身。偶爾同行之間聊起音樂相關話題，雷健即便是在一旁“假寐”，也會立馬參與話題，興致勃勃。
2019年夏天，雷健飯後散步至一家書店，偶然間翻得挪威作家易卜生的詩劇《培爾·金特》。幾天前，他剛聽過挪威作曲家格里格為這部詩劇譜寫的同名組曲。於是，靈光乍現，為何不在閱讀文學原著的過程中聆聽西方古典音樂呢？他將易卜生的著作買回家，讀一段原著，再聽相應的樂曲，妙不可言。
由此，雷健梳理出熟悉的樂曲，排出一個名單，分別找到文學原著、作家作曲家傳記以及相關資料，有意識地邊讀邊聽。有時是先聽後讀，讀了再聽，有時是先讀後聽，聽了再寫。結果這一讀，便一發不可收拾。兩年多的時間裡，雷健陸續寫成數十篇音樂手記與小稿，皆是邊讀邊聽、所思所想之獲得。
業界不少讀者認為，《書中聽樂》找到了一個絕妙的“切入點”。雷健作為媒體人，本是“非專業化人士”的專業寫作。然而將“落點”放在“書”上，將聽覺上的欣賞轉化為視覺上的閱讀，進而延展到理性的思考和文學描述。雷健告訴記者，寫作是媒體人的基本功，音樂則是個人愛好。能出版此書，完全是幾十年聆聽積累的結果。假如沒有過去幾十年對古典音樂的積累，沒有多年閱讀不輟地累積，沒有從事媒體工作對寫作的錘鍊，就不可能有這組文章，這本書。
“寫給樂迷”——音樂不惟可聽而且可讀
雷健生活照
雷健提到，以前對西方古典音樂的理解大多來自樂評家，但很多是從樂理到樂理式的解讀，至多介紹一下作曲家的身世、樂曲創作背景，幾乎沒有人介紹標題音樂中那些取材於文學名著本身的元素。“這對我這類既不懂樂理但又酷愛古典音樂的樂迷來說，總有不得要領之感。”
然而翻閱西方音樂史，從古典後期開始，作曲家們就已經開始在文學作品中汲取靈感，浪漫主義時期的標題音樂更是如此。雷健認為，從文學原著中去探尋作曲家的譜曲初衷，應該是聽懂、解讀西方古典音樂，題中應有之義的良方。故而，雷健也不贊同片面地用曲式、和聲、結構等才能解讀音樂的觀點。
“西方經典音樂會本就是普羅大眾的音樂會，無所謂高雅低俗之分，到了我國卻成了高雅藝術、陽春白雪，生生把它與百姓隔開來。我認為這是一種悲哀。”雷健說。
雷健的涉獵也不僅是文學原著，另外還有如繪畫，本身也是作曲家的重要靈感來源。李斯特從考爾巴赫的壁畫《匈奴之戰》中獲得靈感，創作出同名交響詩；俄羅斯作曲家拉赫瑪尼諾夫從畫家勃克林的傳世名作《死島》中獲得靈感，寫出同名交響詩。
音樂不惟可聽而且可讀，這是雷健寫作此書的關鍵。“我在寫科薩科夫的《天方夜譚》組曲時就提出，聆聽這首組曲的最佳方式是手握一卷《一千零一夜》邊讀邊聽。”在雷健的筆下，樂曲以一個原點的形式向外擴散，音樂不再簡單是音樂本身，透過一段段旋律，作曲家、文學家、詩人、畫家，一個個鮮活的生命躍然紙上。
事實上，隨著我國交響音樂的演奏水準逐步與國際接軌，近幾年，中國交響也頻繁在全球發出聲音，用世界的語言講中國故事。於是，也有取材於中國民間傳說、民俗風情甚至文學名著來創作交響音樂的趨勢。雷健認為，這無疑是中國作曲家的努力，值得肯定。但是根據他個人的意見而言，古典音樂誕生於歐洲傳統主流文化之中，其創作技巧、規則和厚重內涵也有別於通俗音樂與民間音樂，針對我國目前的此類創作趨勢，還應該辯證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