撥開迷霧,語文老師應多讀《唐詩百話》這類書

撥開迷霧,語文老師應多讀《唐詩百話》這類書

語文學生們在語文課上讀課文(圖文無關)。(新華社記者 李夢馨/圖)

(本文是讀者對《瑣憶施蟄存先生及其他》(2022年3月31日《南方週末》閱讀版)的迴應。)

關於施蟄存先生之《唐詩百話》在唐詩研究與普及的價值,自然輪不到我雌黃。我這裡從我不算很短的古詩閱讀與最近的工作中談談這本書給青年教師與學生的啟發。書中訓詁與考證的功夫、旁徵博引的觀點,這些都還在其次,關鍵是能撥開前人迷霧給出通透真實的觀點。

比如杜甫的《三吏》《三別》,慣常的文學史教材就是表達了詩人“對封建統治階級的譴責”,這種特殊時代的論調至今還在教學參考書上。許多老師囿於教參的權威與考試的標準化,在講授《石壕吏》時,就難免先入為主地給學生灌輸這種觀點。

施蟄存在36話《杜甫·新安吏》中,就很不客氣地說,“我也看不出有什麼譴責的意味。我以為杜甫當時只是抒發自己愛莫能助的感情。”

我在講授《石壕吏》時,課堂一開始,就有學生問:“老師,為什麼杜甫全程沒有幫他們一下?”首先自然是杜甫官太小,當時連叛軍都覺得他沒有被抓的價值,所以徵兵的官吏也未必賣他人情。更深層的是杜甫的矛盾心理:他可憐老嫗一家為國家的犧牲,但是他更希望叛亂早日結束。所以他只能做個不出聲的“無用大叔”,在黑暗中沉默著,正如施蟄存所言“這就是他的現實主義”。天明獨與老翁別的時候,杜甫的臉色也應該是慚愧與無奈的。

再如,由於中國傳統士大夫與文人合二為一的身份,許多文人想當然地認為自己的文學才幹等於政治才幹,理應被授予相應的官位;而國家一旦起用自己,立刻可以“致君堯舜上,再使民風淳”。但古代的編制也不富餘,也常常需要按資排輩,由此懷才不遇的主題成為中國文學這幅長卷中佔相當篇幅的悽風苦雨。

我們在閱讀屈原、李白、杜甫、韓愈、杜牧的詩文中,常常會不自覺地受到詩人自我欣賞的情緒的影響——都是朝廷和社會的錯。被認定屈原所作的《漁父》中,屈原認為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真讓杜甫去做官,他又嫌官小,“不作西河尉,淒涼為折腰”。就連整天醉酒的李白,也認為自己有經世之才,不得志就是朝廷的錯。

這種將自己無理要求與社會對立的情緒,也讓施蟄存很看不起。在32話《李白·將進酒》中,施蟄存引用真正有治國之能的王安石的評論:“李白詩詞,迅快無疏脫處,然其識汙下,十句九言婦人與酒耳。”就是說李白詩是很灑脫,但都是講美女美酒,個人享受,不談奉獻,至少人生境界的追求不是很高。他對李白只做了不算官的翰林供奉就趾高氣揚也很看不上:“王公大人借顏色,金璋紫綬來相趨”“昔日長安醉花柳,五侯七貴同杯酒”,交往聚餐的都是長安顯貴,真是得意!哎呀呀,我們在課本上認識的李白可是“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耿介之士呢!在被賜金放還,貶出長安之後,李白“不時在詩裡諷刺一下政治,好像朝廷不用他,就失去了天下大治的機會”,在施蟄存看來,是可譏的。這在今天中學語文乃至部分高校文學史課堂一提李白就是追求自我、傲視王侯的程式化解讀中,是更難聽到的聲音。

先生寫這一話的時間是1978年,四十多年了;距《唐詩百話》1987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初版,也35年了。在豆瓣上,標記讀過最多的一版,還不到五百人。

噫!知音少,絃斷有誰聽!

(作者為廣東省深圳市中學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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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塞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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