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威西夏碑整理研究》
楊才年 嚴復恩 著
定價：168元
武威西夏碑作為迄今僅存的一件西夏文漢文合璧的碑刻，是研究西夏曆史文化、西夏文字和書法藝術的珍貴資料，是西夏碑刻藝術立體直觀的展示，也是目前考古發現中為數不多的西夏石刻藝術珍品之一，堪稱“國之瑰寶”。
本書入選國家出版基金資助專案，是一本全面研究武威西夏碑的專業性著作，介紹了武威西夏碑的碑面情況，梳理了武威西夏碑的發現經過、搬遷歷史、研究現狀，逐行校錄了武威西夏碑西夏文碑銘，逐行註解了武威西夏碑漢文碑銘，簡明扼要地比較了西夏文碑銘和漢文碑銘的異同，清晰明瞭地闡述了武威西夏碑的史學價值和藝術價值。本書在張澍、羅福成、西田龍雄、陳炳應、史金波等前輩研究者們的研究基礎上校錄、整理了西夏碑西夏文及漢文碑文，指正了前輩學者們的校對錯誤，識讀了前輩學者未能識讀的西夏文字，成為研究西夏文字的珍貴材料。
序
風雲際會 星辰輪轉
文｜徐兆壽
這些年來，不斷有武威鄉賢命我作序，我都一一推辭，推辭不掉便認真拜讀，每每都感受到他們對涼州文化的摯愛。後來想，文人者，經營文化靈魂者也。他們是受到先祖之召喚，不顧親人朋友的反對，也不顧他人的誹謗，更不顧自身命運的好壞，而自覺地承擔起挖掘和弘揚涼州文化的使命。這是天命所繫。我看到這樣的涼州文人有好多，才年、復恩兄即是。我敬重他們。多年前，兩位仁兄就以書稿示我，徵求意見。我對他們不是很熟，但對他們研究的西夏文化有些面熟。我去過很多次西夏博物館，看過很多西夏文，對孫壽齡老先生的西夏文泥活字頗感興趣。曾經想著一部書，寫過一章，再無下文。如此而已，並無多少研究。
現在來說說西夏。1038年，党項首領李元昊建國號“大夏”，史稱“西夏”，定都興慶府（今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並“祀神西涼府”，把涼州作為西夏在西部的統治中心，因此涼州有“西夏陪都”之稱。1227年，西夏末帝在中興府投降蒙古，西夏滅亡。從今天來看，党項族作為歷史上一顆彗星，有其貢獻所在。西夏的區域性統一，為祖國西北地區民族經濟的發展和文教的昌盛，提供了政治上的保證，併為元朝的大統一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時隔八百年，再來看西夏的歷史文化。蒙古滅西夏，手段殘忍，西夏的文物典籍遭到了瘋狂破壞，西夏文明幾乎被摧毀，西夏文字自明朝中葉後也已失傳，經明清兩代，世人已不知道歷史上曾有過這種精妙奇特的文字。元代史官沒有為西夏編修專史，僅僅將《西夏傳》作為附傳列於宋、遼、金三史之末，所以西夏文明成為史籍中的一片空白，其歷史地位也未能被史學家所重視。直到晚清時，武威學者張澍在武威清應寺發現了一塊刻有西夏文字的石碑，人們的目光才重新投向那個曾被歷史的塵土掩埋近六百年的王朝，才逐步揭開了西夏的神秘面紗。
西夏自政權建立後，興辦學校，設立蕃學和漢學，推行科舉制度，禮賢下士，延攬人才，振興文教，崇尚儒學。西夏曆代統治者篤信佛教，所以佛教在西夏社會生活中佔有重要位置。顯然，這是華夏文明的一部分。党項族人根據漢字的造字特點及部分漢字部首和筆畫，參照了契丹文字的造型，創制了自己的文字——西夏文。党項首領元昊將西夏文字尊為“國字”，規定西夏的官署文書、法律條令、審案記錄、買賣文契、文學著作、歷史書籍、字典辭書、碑刻、印章、符牌、錢幣及譯自漢、藏文的佛經等書籍文書，全部採用西夏文。外交文書，則採用漢字和西夏文字並列。
西夏時期，武威雖然不是中心，但至關重要。西夏在武威設定西涼府，與都城興慶府（今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屬同一級別。武威是西夏右廂地區的政治、文化中心，是西夏制馭西蕃、回鶻、韃靼等勢力的戰略要地，遮蔽靈興京畿地區的門戶。武威又是西夏對外貿易的重要通道，在西夏的對外貿易、軍需物資轉運、政令傳達、內部交流等方面扮演著交通樞紐的角色。從武威發現的西夏、漢、藏文佛經、碑刻資料及記載西夏佛事活動和崇信佛教的盛況的文獻來看，武威塔廟林立，蕃漢寺院廣佈城鄉，使武威成為西夏右廂地區的佛教中心。從武威發現的大量漢文和西夏文佛經來看，武威是西夏重要的譯經場所。西夏中後期，藏傳佛教盛行，大藏經被翻譯為西夏文，藏傳佛教在西夏得到了發展，且為成功舉行涼州會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對元、明、清的宗教產生了深遠影響。
武威發現的西夏文物和遺址，在整個西夏文化中佔有重要地位。武威西夏碑是迄今所知的全國乃至全世界儲存完整的唯一的西夏文和漢文碑刻，它的發現不僅使人們看到了西夏文字的尊容和形狀，使學術界知道西夏有自己的文字，更重要的是對近代人確認、辨識和重新認識西夏文字提供了第一手實物資料，從而揭開了西夏學研究的序幕。在研究西夏的社會經濟、語言文字、文化、藝術、科學等方面，都是非常豐富而極其珍貴的實物資料，為西夏學的研究和興起奠定了基礎。西夏學確實是一個國際層面的學術課題，這毫無問題。武威的西夏學以西夏碑為基點也很重要，為西夏學的支援很大。武威還先後出土了 3200 多件西夏文物，是國內出土西夏文物最多的地區之一。這些文物是西夏文化的組成部分，也是涼州文化的組成部分，更是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
楊才年、嚴復恩兩位仁兄所著的《武威西夏碑整理研究》一書，就是基於歷史大背景和今天“一帶一路”倡議的時代背景下寫作的，它既是第一部專題著錄研究武威西夏碑的論著，也是本土文化學者在涼州文化整理研究方面的取得的重要成果。本書以武威西夏碑的整理研究為專題，從武威西夏碑夏漢碑文的識讀著錄、註解闡釋，到進行專題研究、打磨書稿，再到申報國家出版基金專案，獲得資助，並順利出版，整整走過了十多年的歷程。這是最難能可貴的。西夏學是“冷門”，也是“絕學”。對西夏碑漢夏碑文進行著錄註解和專題研究，特別是對“天書”一般的西夏文字進行逐字逐句辨形釋義，非西夏學專家難以承擔。兩位仁兄都不是研究西夏學的專業學者。才年兄是哲學專業研究生，從事地方行政工作之餘，研究涼州文化，出版了很多著作，對西夏碑的研究是基於長期對涼州文化的整理、思考之上的。復恩兄是涼州區農村中學高中語文教師，著文幾十篇，成果豐富，尤其在西夏文書法和研究方面獨闢蹊徑、卓有成效，他用西夏文書寫的《西夏碑》《番漢合時掌中珠》等作品，被國內外許多西夏文書法愛好者收藏。他們出於對涼州文化的摯愛情懷，利用業餘時間專注於西夏文化專題研究，以“板凳甘坐十年冷”的耐力和韌勁，硬是“坐”出了這部關於武威西夏碑的專著，其精神可嘉，其著錄研究的成果也令人稱歎。
《武威西夏碑整理研究》
拜讀這樣的鄉賢大著，我十分惶恐，因為我在這些方面的知識幾乎是空白的，但閱讀之餘又甚感欣慰，他們使我瞭解了涼州深沉的歷史，以及她的曲折命運。本書對武威西夏碑的碑文內容、形制、碑刻藝術及發現過程、搬遷保護情況進行了全面翔實的介紹，對學術界西夏碑研究情況進展了回顧，並對漢夏碑銘進行了比較研究，闡述它們的特色和異同，讓讀者對武威西夏碑有深刻的認識。值得稱道的是，作為武威當地人的兩位仁兄踏勘史蹟，採訪耆老，蒐集文獻，查閱史料，實地察看，考辨分析，對西夏碑發現的時間和地點，給出了令人信服的結論，解釋了學術界的很多爭議。其次，他們結合漢傳佛教和藏傳佛教在涼州的傳播發展歷史，追本溯源，對西夏碑的發現和儲存地清應寺、大雲寺的淵源變遷進行了詳盡的考述，這對彰顯西夏碑及所處寺院在佛教史的地位價值至關重要，但這部分內容因過於冗長而有“喧賓奪主”之嫌，故在該書出版時刪除。今後若能單獨成稿專述，對於西夏碑的深入研究也是很有意義的事。再者，他們對武威西夏碑漢夏碑銘文進行了全面系統的識讀著錄和註解，在前人識讀翻譯西夏銘文的基礎上，透過核對此碑的幾種拓本，並實地核對原碑，一次次摹形抄錄，藉助李範文先生主編的《夏漢字典》，對西夏碑中的西夏文逐字逐句查識著錄、辨形釋義，經過進一步的考證研究，重新校錄斷句，補識註解，對譯漢譯，對前人翻譯西夏碑文中的錯譯、漏譯及翻譯用詞語不當、語法語序不當之處進行了全面的校譯補正，使譯釋西夏碑銘文更準確、更全面。此外，他們從西夏碑與西夏語言文字的研究、西夏碑西夏文碑文與漢文碑文的異同比較研究、西夏碑的價值研究等方面入手，對西夏語語法特點、西夏文的文字特點、對漢語修辭手法的使用三個方面來加以研究，介紹了西夏碑及西夏語言文字的一些特點，也是一大特點和貢獻。
因為對西夏文化的涉獵之淺，只能說到這兒。我是由文入史，且並不從事歷史研究，而仍然是為了文學，當然是古之大文學概念，自然說的不一定到位，希望讀者諸君加以批評指正。也祝願涼州諸賢才能施展更多的才華，為中華文化的復興與繁榮貢獻微薄之力。
是為序。
2021年12月
作 者 簡 介
徐兆壽
甘肅涼州人，復旦大學文學博士。現任西北師範大學傳媒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甘肅省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甘肅省電影家協會主席，全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國家“萬人計劃”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全國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教育部新世紀人才，甘肅省領軍人才、“四個一批人才”。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案首席專家，第十屆茅盾文學獎評委。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甘肅省首批榮譽作家。《當代文藝評論》主編。
1988年開始寫作，發表詩歌、小說、散文、評論等400多篇作品，共計600多萬字。長篇小說有《荒原問道》《鳩摩羅什》《非常日記》等8部，詩集有《那古老大海的浪花啊》《麥穗之歌》等3部，隨筆散文集有《西行悟道》《問道知源》等4部，學術著作有《文學的扎撒》《精神高原》《人學的困境與超越》等20多部，共計近40部著作。獲“全國暢銷書獎”“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當代作家評論》優秀論文獎”“《文學報》優秀論文獎”“敦煌文藝獎”“黃河文學獎”、甘肅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等20多項獎，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案“百年中國影視的文學改編與文獻整理研究”1項，甘肅省教育廳重大專案“敦煌與河西走廊影視傳播與產業轉化研究”1項，其它國家級和省部級專案10多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