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小說家面臨一個“小說怎麼寫”的問題。尤其是20世紀以來，當巴爾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等文學巨人已經把小說的故事窮盡，“小說怎麼寫”成為了一個嚴峻的拷問。於是有了現代主義，有了喬伊斯、卡夫卡、伍爾夫，有了一系列光怪陸離的文學實驗，他們都在迴應“小說怎麼寫”的問題，關鍵不在於故事，而在於怎麼講述故事。故事說來道去不過幾百種，但講故事的方式可以無窮無盡。到了網際網路時代，小說面對的挑戰又不一樣了。託卡爾丘克這一代的小說家，面對的不只是故事被前人講完的尷尬，還有網際網路席捲而來的碎片化、淺薄化浪潮，一切事物被簡化，複雜的東西被壓縮成標籤、情緒化觀點，供每一個陌生人評頭論足。站在河流沖刷的堤岸，作家該如何應對？
奧爾加·託卡爾丘克，波蘭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奧爾加·託卡爾丘克是2018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在東歐，她與米沃什、辛波斯卡、米蘭·昆德拉齊名，是一位重要的小說家和文體創新家。1987年，她發表了處女作詩集《鏡子裡的城市》。九年後，她憑藉長篇小說《太古和其他的時間》獲得波蘭權威文學大獎“尼刻獎”。很快，她的長篇《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再獲“尼刻獎”，而另一部鉅作《雲遊》更是斬獲國際布克文學獎。諾獎得主阿列克謝耶維奇盛讚她是一位“輝煌壯麗的作家”，可是在獲得諾獎之前，很少有中國人瞭解她。
早在2006年，湖南文藝出版社就曾引進了她的小說《太古和其他的時間》《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間》（當時這本書被翻譯成《收集夢的剪貼簿》）。此後，“後浪”出版機構的編輯經過一位開書店兼賣貓糧的朋友推薦，讀到了託卡爾丘克的小說，覺得這是任何一位文學編輯都不會錯過的書，所以毫不猶豫地跟進。
《太古和其他的時間》和《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被“後浪”出版，讓託卡爾丘克再一次走入國內讀者的視野。但和米沃什、昆德拉等文學巨人不同，託卡爾丘克在國內始終門庭寂寥，只是一位文學發燒友才會閱讀的小眾作家，這其實也反映了當代波蘭文學在國際上的困境。
波蘭文學是國際文學裡的重鎮，提起波蘭文學，國內讀者最先想到的或許是米沃什，和米沃什那一代生活在冷戰暗影的作家不同，託卡爾丘克的文學之路崛起於後冷戰時代，前蘇聯與鐵幕的記憶已成舊日傷痕，而託卡爾丘克面對的是一個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時代，波蘭在歐洲一體化程序中融入以西歐為主導的歐陸資本主義秩序，但卻處於邊緣化的時代。託卡爾丘克的尷尬之處在於：她依靠母語寫作，對祖國有著深情的眷戀，但她在國際文學上得到的認可，不得不依靠西歐文學秩序的扶持，她書寫著祖國的故事，但異域的人們閱讀她往往依靠的是英語，而不是最能體現她文學美感的波蘭語。
在《太古和其他的時間》裡，託卡爾丘克營造了一個夢境世界。這個世界有很深的波蘭意味，書中的很多村落、人物、風俗都取自波蘭本土的民間故事。作家虛構了一個叫太古的世界，那是一座遠離大城市、地處森林邊緣，並不特別的波蘭村莊。託卡爾丘克用溫柔的筆觸細膩地刻畫了太古鄉民的生存與死亡、快樂與憂愁，人與樹木、水與鳥兒在這個世界時都是有自己豐富感官體驗的生靈，他們相聚在太古，安息在太古，接受命運女神的撥弄。作家運用自然主義的筆法，抒情地展現了波蘭民間的日常生活。這部小說被譽為波蘭的《百年孤獨》。
如易麗君教授所說：“太古的象徵意義在於，人們在心靈深處都守望著一個被自己視為宇宙中心的神秘國度。在快速變革、充滿歷史災難、大規模人群遷徙和邊界變動的世界上，人們往往渴念某種穩定的角落，某個寧靜而足以抗拒無所不在的混亂的精神家園。託卡爾丘克在答波蘭《政治週刊》記者問時曾說，她寫這部小說似乎是出自一種尋根的願望，出自尋找自己的源頭、自己的根的嘗試，好使她能停泊在現實中。這是她尋找自己在歷史上地位的一種方式。”
在《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中，託卡爾丘克繼續深入記憶的廢墟。她把一百多個特寫、故事、隨筆片段集結而成一部多層次、多情節的小說，“長出鬍子的聖女、性別倒錯的修士、身體裡住著一隻鳥的酒鬼、化身狼人的小鎮教師、會冬眠的做假髮的老太太、靠網路收集夢境的女人”陸續登場……這部小說不是線性結構，也不是觀念先行，它隨處湧動的是意識的捉摸不定，以及在各動盪不安的世界中人們渴求安定的內心。託卡爾丘克並不標榜自己是普魯斯特、伍爾夫的傳人，但她的寫作技術深得意識流的精髓，她關注的不是表層的現實而是精神的現實。
和莫迪亞諾相似，託卡爾丘克也在透過夢境復甦被遺忘的記憶。她所表現歷史的手段並不是控訴的、高度政治化的，而是深入民間，深入日常的肌理紋路。她說：“只有那種忘卻了的存在才是真實的存在，我們在那裡曾是有罪或是有德行的人。因此我們不知道醒來後該怎麼辦——是投入地獄之火，還是投入永恆的光明生活。”
與米沃什、昆德拉等東歐前輩相比，託卡爾丘克的寫作更加“內向”，她的文學很少有一個明顯的控訴物件，她對政治保持著一個適可而止的距離。這其實代表了後冷戰時代波蘭一代作家的集體轉變。
在冷戰時期，尤其是在東歐和前蘇聯矛盾加劇的時期，波蘭文學高度政治化，愛國主義小說、反極權小說、地下小說競相湧現，當時有一個詞頻繁被提及，叫“墨提賓”，出自波蘭劇作家斯坦尼斯瓦夫·維特凱維奇（Stanis aw Witkiewicz）1932年的小說《永不滿足》。“此書描寫了一個精神空虛的社會，宗教失去影響，哲學深奧無用，藝術則徒具形式。一個名叫墨提賓的蒙古哲學家發明了一種人生觀藥，服下這種藥立刻就會變得輕鬆快樂，所有的精神空虛都會即刻消失，那些看來永遠無法解決的形而上問題，其實根本就不存在。依靠‘墨提賓’藥丸的作用，小說中虛構的東方帝國戰無不勝，最終統治了世界。有意味的是，所有服用‘墨提賓’藥的人最終都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而維特科維奇本人早在1939年聽到蘇聯軍隊進入波蘭國境時，就服食安眠藥自殺了。”（周江林：《米沃什的精神“荒原”》）
波蘭士兵在波俄邊境的瞭望塔裡觀察。（gettyimages 圖）
但是當前蘇聯解體，波蘭和自由主義秩序更加親近，政治上的緊張感減少了，作家開始更關注個體的問題、民間的問題。託卡爾丘克的寫作體現了這個傾向，她以驚人的想象力描繪了波蘭的鄉野民間、自然風物，用一種溫婉的筆觸，超越階層之間的成見。
託卡爾丘克獲得諾獎後，相關介紹文章如雨後春筍，它們集中介紹了《太古和其他的時間》和《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間》，因為那是作家截至獲獎前僅有的中譯本，在這些文章的描述中，作家成為一個天才的造夢師，專注著更個體化和神秘主義的寫作，然而，託卡爾丘克的文學豐富度遠不止於此，她的寫作廣度和深度都還沒有被中國評論家充分接受。
要了解一個全面的託卡爾丘克，不僅僅要讀那兩本代表作，還要注意到《雅各書》《雲遊》《鏡子裡的城市》《讓你的犁頭碾著死人的白骨前進》等其他作品。
在《雅各書》中，託卡爾丘克正面介入政治，她冒著被全國人民唾罵的危險，呈現一段祖國不光彩的歷史。因為《雅各書》，託卡爾丘克被一些極端讀者怒斥為“叛國賊”，還收到了波蘭右翼民族主義者傳送的死亡威脅。
《雅各書》為何會激起憤怒？這本書究竟在描寫什麼？其實，這是一本關於壓迫、統治、多數人對少數人的暴政的書。它講述了18世紀的波蘭人如何強迫一個東歐猶太人群體改變信仰，令他們成為天主教徒的過程。
書中，猶太人本來與世無爭，過著自己的小生活，但一系列政治動盪，把他們捲進動盪的洪流。其中，“一名叫雅各·弗蘭克的反叛者宣佈拒絕猶太法典，稱自己是彌賽亞，並在猶太神秘哲學中尋找啟示。他獲得越來越多的追隨者。經過各種各樣的政治和宗教動盪後，雅各最終率領信徒在天主教的教堂受洗。”（米琴：《諾獎得主託卡爾丘克的引起的風波和思考》）
《雅各書》出版後，託卡爾丘克接受電視採訪時指出：“波蘭這段歷史曾被形容為一個開放的、包容的、沒有對少數民族壓迫的歷史，可實際上波蘭人曾作為多數民族壓迫過少數民族，曾有過農奴制，也曾屠殺過猶太人。”她一下子激怒了波蘭的愛國者，尤其是右翼民族主義者，因為在他們看來，波蘭的國家形象是神聖的，波蘭怎麼可能壓迫少族民族，又怎麼會像希特勒一樣屠殺猶太人？右翼民族主義者無法接受，他們覺得託卡爾丘克在侮辱祖國！
波蘭文學女王頃刻間成為“全民公敵”，許多尊敬她的人，加入到唾罵她的行列。甚至有激進的反對者，要求託卡爾丘克道歉、修改《雅各書》，否則就對她發出死亡警告。但託卡爾丘克是個倔脾氣，她不道歉，且堅持立場，在她看來，波蘭的歷史不應該只有“英雄”和“被壓迫者”這兩種敘述，波蘭的歷史也不該被極簡化的愛國主義敘述所籠罩，歷史就是歷史，它有光彩的和不光彩的，有光榮與夢想，也有恐懼和灰暗，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立場，這些所有加起來的總和才是歷史，才是當代人要直面的東西。託卡爾丘克不認為這是叛國之舉，在她眼中，這是尊重歷史的方式，也是一位文學家可以承擔的責任。
《雅各書》並不是託卡爾丘克第一次介入政治。早在《太古和其他的時間》裡，她就對“波蘭性”（在中國的語境裡，可理解為“國民性”）有過深入探究；在《E。E。》中，託卡爾丘克把神秘主義和家庭故事結合，透過一個波蘭、德國的混血家庭，探討尋根、族群相處、人的非理性成分；在黑色幽默小說《讓你的犁頭碾著死人的白骨前進》中，作家借一個偏僻小村中發生的謀殺案，把視角對準了波蘭的社會階層問題和宗教偽善；在改編成電影的《糜骨之壤》中，她關注環保議題，繼續批判基督教和右翼民族主義者；在《雲遊》中，她在延續自己的詩意表達的同時，也關心波蘭這個國家，當它身處歐洲的心臟，在歷史上經歷過滅國、光復、淪陷和分割，這個國家的民族、每一個這片土地上的遊蕩者，他們如何找尋自己精神的根基？
要深入理解託卡爾丘克的小說，就需要結合波蘭的歷史。波蘭曾經是歐洲大國，沃野千里，人丁富足，但地處歐洲心臟地帶，鑄就它的榮耀，也令它處於“四戰之地”。1733—735年，俄、奧與法、西、撒丁為爭奪波蘭進行了戰爭，導致波蘭部分土地淪陷；1772—1795年，波蘭被俄羅斯帝國、普魯士王國和奧地利帝國瓜分，歷史上第一次被滅國，從此在歐洲地圖上消失了123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沙俄滅亡，前蘇聯建立，廢除俄羅斯帝國與普、奧簽訂的關於瓜分波蘭的一切條約，承認波蘭人民享有“獨立和統一的不可否認的權利”，再加上當時的奧地利、德國也自顧不暇，波蘭終於等到了復國的機會，但二戰時期，波蘭又被納粹德國吞併了。
二戰後，波蘭第二次光復。卻在雅爾塔和波茨坦會議遭遇了史無前例的侮辱，也是罕見的戰勝國被要求割讓土地。在前蘇聯和英、法、美等國家操控的協議中，波蘭被要求東部以寇松線為波蘇邊界，西部波德邊界則向西推移至奧德－尼斯河，波蘭的版圖整體西移200多公里，東部大量土地丟失，面積比戰前縮小了約7。6萬平方公里。
這些歷史時刻刺激了託卡爾丘克的創作。她在小說中反覆描繪的西里西亞就是一個滿是傷痕的地方。西里西亞位於奧德河畔，這個區域如今大部分屬於波蘭，小部分屬於捷克和德國，這裡的人們對“西里西亞”更有歸屬感，但他們不得不分屬三個國家，這一切都與戰爭和協議有關，諷刺的是，那些裁決他們的協議，主導者卻不是他們，而是把西里西亞當作籌碼的政客和戰爭販子。
二戰時，德國為自己入侵波蘭尋找正當理由而製作的宣傳畫。（gettyimages 圖）
在《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裡，有一個故事叫《去年我在西里西亞交易所收集夢》，裡面就寫道：“那是些亡命的夜晚，戰爭的夜晚，嬰兒的夜晚，曖昧愛情的夜晚；是一些在旅館、火車站、大學生宿舍、自家住宅的迷宮裡徘徊尋路的夜晚；或者是敞開門、開啟許多盒子、箱子、櫃子的夜晚；或者是旅行的夜晚，那時做夢者往往要跟火車站、飛機場、火車、高速公路、路旁的蝴蝶打交道，他們或丟失箱子，或等票，擔心著急，生怕來不及換乘。”
託卡爾丘克能走出波蘭國境，成為一位收穫世界認得的作家，並不僅僅因為她作品中區域性的部分，還在於她找到了連線不同族群的情感密碼，她的寫作對階層不同、立場不同的讀者有很深的包容度（右翼民族主義者除外）。
在寫作上，她是一個自覺的文體家，喜歡做一系列新鮮的實驗，比起顯克維奇、萊蒙特這些波蘭的文學前輩，託卡爾丘克的作品更夢幻也更關注“精神現實”。在接受《新京報書評週刊》採訪時，她說：“現實主義寫法不足以描述這個世界，因為人在世界上的體驗必然承載更多，包括情感、直覺、困惑、奇異的巧合、怪誕的情境以及幻想。透過寫作，我們應該稍微突破這種所謂的理性主義，並用這種方式去反過來強化它。”託卡爾丘克理解的寫作“是一種拉伸運動，它拉伸著我們的經驗，超越它們，建立起一個更廣闊的意識”。
諾獎之所以頒給託卡爾丘克，是為了表彰她對小說這個文體的創新。長久以來，小說家面臨一個“小說怎麼寫”的問題。尤其是20世紀以來，當巴爾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等文學巨人已經把小說的故事窮盡，“小說怎麼寫”成為了一個嚴峻的拷問。於是有了現代主義，有了喬伊斯、卡夫卡、伍爾夫，有了一系列光怪陸離的文學實驗，他們都在迴應“小說怎麼寫”的問題，關鍵不在於故事，而在於怎麼講述故事。故事說來道去不過幾百種，但講故事的方式可以無窮無盡。到了網際網路時代，小說面對的挑戰又不一樣了。託卡爾丘克這一代的小說家，面對的不只是故事被前人講完的尷尬，還有網際網路席捲而來的碎片化、淺薄化浪潮，一切事物被簡化，複雜的東西被壓縮成標籤、情緒化觀點，供每一個陌生人評頭論足。站在河流沖刷的堤岸，作家該如何應對？在這個寫作背景下。託卡爾丘克的小說不再是長篇累牘、佶屈聱牙，而是破碎、重組，混合了包括小說、詩歌、日記、隨筆、歌謠在內的不同文體。
201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爾加·託卡爾丘克出席記者會。（視覺中國 圖）
《太古和其他的時間》就是一次大膽的實驗。這本書創造了一個叫“太古”的空間，匯聚了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和不同人的時間。小說的目錄就是一系列事件的總和，包括：太古的時間、地主的時間、米霞的時間、麥穗兒的時間、蓋諾韋法的時間等，這些時間的主人不侷限於人類，萬物都有它的時間、它的思考，比如在“椴樹的時間”裡，作家寫道：“一棵樹死了，另一棵樹就會接受它的夢，將這種沒有意義，沒有印象的夢繼續做下去。所以，樹木永遠不會死亡。”
在地主波皮耶爾斯基的時間裡，生命是一個不斷下墜的過程。他體驗著反覆的告別、不斷的失去，他的人生在青春期達到一個快樂的制高點，往後就是無力和嘆息，他讀書、遊蕩、躲進小樓成一統，都無法克服這種命運的悲劇感，以至於他感慨道：“青春時代的最大騙局就是樂觀主義。”閱讀地主的時間，我想起了王小波的《黃金時代》：“那一天我二十一歲，在我一生的黃金時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愛，想吃，還想在一瞬間變成天上半明半暗的雲。後來我才知道，生活就是個緩慢受錘的過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後變得像捱了錘的牛一樣。可是我過二十一歲生日時沒有預見到這一點。我覺得自己會永遠生猛下去，什麼也錘不了我。”
託卡爾丘克在文學中描繪自己的理想國，這個國度裡又充滿了祖國鄉民的氣息。她的神話糅合了波蘭當地的史詩、傳說和各式各樣的民間段子，她關注的物件不是王侯將相，而是史書上被掩蓋的一個個平凡的人，是那些就活在我們身邊，同樣參與歷史的生靈。作家描繪上帝，談論永恆，反思戰爭，卻是建立在這些平凡的物件上，所以她的文字才讓人感到親切，而不是知識精英的傲慢說教。
當我們回到《太古和其他的時間》，我們能看到作家在發揮一種辯證的藝術。那些我們以為是怎樣的存在，在小說裡煥發出另外的模樣，託卡爾丘克令讀者靜下來，換一種方式思考腳下的土地和頭頂的星空，那個朦朧奇幻的維度裡，顛倒、反轉、重置隨處可見，波蘭一個破敗的村落，變成宇宙的中心，寧靜淡泊的人們，跌落時代交接的裂谷。在那裡，“誰只要見過世界一次，他就會錐心地感受自己遭受的禁錮。”也是在那裡，“人是時間的囚徒。”
在答波蘭《政治週刊》記者問時，託卡爾丘克曾說，她寫這部小說似乎是出自一種尋根的願望，出自尋找自己的源頭、自己的根的嘗試，好使她能停泊在現實中。這是她尋找自己在歷史上地位的一種方式。（引自《太古和其他的時間》譯者序）無論是《太古和其他的時間》、《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還是《雅各書》《雲遊》，託卡爾丘克都在處理一個問題——一個人如何安放自己？更具體地說，他如何處理自己和歷史、故鄉、國家、記憶，那些日漸淡忘和無法被遺忘的部分之間的關係？
託卡爾丘克建立了自己的文學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她可以自由地遊蕩，可以做一個尋根者，她打通了歷史和此刻的通道，讓夢境和現實融為一體，託卡爾丘克的寫作近似於美國詩人伊麗莎白·畢肖普，她們都在透過文學造夢。那裡，陸地是海洋，左手的倒影是右手，那裡“天國清淺”，每一個靈魂在黑夜中被召喚。
“永遠不會一次就徹底死去。你的靈魂將會多次來到這裡，直到找到了它尋找的東西。”對奧爾加·託卡爾丘克來說，文學是一種時間的儲存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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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郎顧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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