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年輕士兵在烏東前線，緊盯俄羅斯軍隊動向。圖／美聯社
2014年開始，烏克蘭東部和南部俄語地區的親俄力量要求將這些地區併入俄羅斯聯邦。其中，克里米亞在2014年3月經過公投後宣佈獨立並隨後加入俄羅斯聯邦；而頓涅茨克州及盧甘斯克州當地地親俄民眾也佔領了政府建築物並升起俄羅斯國旗。2022年2月21日晚，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簽署命令，承認烏克蘭東部民間武裝成立的“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和“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下令俄軍為這兩個地區提供“和平保障”。
這場衝突不僅是大國的地緣政治爭奪戰，也是當地人民族認同問題的延續。烏克蘭與俄羅斯的國境線有過怎樣的歷史變遷？東部人有著怎樣的身份認同？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主張又是怎麼來的？在《民族的重建》中，蒂莫西·斯奈德關注到了“這片有著複雜的民族混居背景、經歷過極其多元的政治模式、被幾度撕裂乃至摧毀的土地”，為我們講述了過去四個世紀烏克蘭的民族理念變遷史——正是這些變遷構成了今日危機的歷史源流。
俄羅斯帝國——1721年後我們如此稱呼莫斯科公國——確實囊括了兩個不同的烏克蘭。正如我們所知，烏克蘭左岸（第聶伯河東部）在1667年安得所沃條約簽署後歸於俄國控制。
哥薩克酋長伊萬·馬澤帕（Ivan Mazepa，1639—1709）及其遭到流放的繼任者皮利普·奧利克（Pylyp Orlyk，1672—1742）試圖依據與外國強權結盟的傳統策略，保留左岸哥薩克轄區的自治權。兩人都來自舊波蘭-立陶宛王國，接受王國的文明與教育，他們代表了自覺以波蘭-立陶宛貴族為典範的軍官群體。沙皇彼得一世在與瑞典的戰爭中沒有保護好烏克蘭，馬澤帕和一些哥薩克軍官認為這違反了佩列亞斯拉夫協約的條款，他們開始考慮原來試圖與王國建立的哈佳奇聯盟。但是和波蘭-立陶宛結盟的時刻已經過去了。1709年，莫斯科公國在波爾塔瓦（Poltava）對陣馬澤帕的瑞典贊助者並取得勝利，這標誌著哥薩克自治的終結，也是哥薩克精英融入新俄國的開端。
當俄羅斯帝國取得烏克蘭右岸地區時，烏克蘭左岸融合俄國的程序已經進行了三代人之久。
第聶伯河 圖源：Wikimedia Commons
當波蘭-立陶宛王國在1772年、1793年和1795年遭遇瓜分時，俄國取得了烏克蘭右岸（第聶伯河西部）的領土。在烏克蘭右岸，沙皇新設立的沃倫省、波多里亞（Podolia）省和基輔省中約有十分之一的人口是波蘭貴族，十分之一人口是猶太人，剩下大多數人是說烏克蘭語的農民。1830年起義後，沙皇俄國當局剝奪了大部分波蘭貴族的特權，讓他們從貧窮的貴族轉變為貧窮的農民（即便不符合社會規則但也是合法的）。從兩個方面來看，這種轉變進一步使烏克蘭的“波蘭人”退化為“地主”。那些逃離的貴族都是大地主，在烏克蘭他們就象徵著波蘭本身。同時，那些被剝奪地位的小貴族已經被烏克蘭的語言和文化所同化。伴隨舊土地所有權而來的習俗因此終結，這使得那些權貴把他們貧窮的同胞（波蘭人！）從土地上趕走；俄國權力延伸至此，使他們能憑藉俄國軍隊來鎮壓烏克蘭農民起義。1839年，東儀天主教會很大程度上被俄國東正教同化吸收了，如此烏克蘭分化為大部分信仰東正教的信徒和小部分信仰羅馬天主教的信徒。
1875年之前，東儀天主教會在沃里尼亞的霍爾姆主教轄區得以倖存：在這裡情況更復雜，但是信仰東儀天主教的地主更認同信仰羅馬天主教的波蘭貴族，而不是信仰東正教的農民或俄國人。
1863年起義對俄羅斯帝國內部的立陶宛和白俄羅斯來說是重要的民族轉折點，但幾乎沒有給烏克蘭留下任何影響。當成千上萬的波蘭貴族和立陶宛貴族在波蘭和立陶宛中心區域參加戰鬥時，烏克蘭的波蘭地主卻與俄國統治者保持合作。在立陶宛，貴族們為復興立陶宛大公國的制度和傳統而戰，這在烏克蘭是不可能實現的事業，因為烏克蘭沒有類似的歷史遺產。當立陶宛和白俄羅斯農民參與大公國的復興，烏克蘭農民更可能向沙皇警察出賣貴族密謀者，甚至與沙皇的軍隊一同作戰。俄國將軍們試圖將反抗描繪成波蘭人希望藉此奴役烏克蘭農民。儘管如此，這時在現代波蘭民族和烏克蘭民族之間做出清晰劃分仍為時尚早。在1863年起義中，烏克蘭最成功的波蘭將軍是埃德蒙·魯日茨基（Edmund Ró ycki），他在沃里尼亞的軍隊稱他為“父親”（Bat’ko），軍隊前進作戰時總是唱著烏克蘭歌曲。
那時語言還不是區分兩個民族的分界線，起義的目標是政治性的而非種族性的，一些沃里尼亞貴族甚至願意為了重建波蘭-立陶宛王國的理想而犧牲。
儘管如此，由於不可抗拒的社會和經濟原因，貴族和農民參與1863年起義的界線是烏克蘭北部邊界，這條邊界是1569年劃定的。在烏克蘭右岸，曾經在17世紀激起大規模叛亂的政治和社會體系在18世紀俄羅斯帝國的統治下被進一步鞏固，並繼續由當地的波蘭人管理。農民起義依然時有發生，烏克蘭詩人塔拉斯·舍甫琴科清楚地記錄下了這些起義，儘管我們並不知曉起義的規模有多大。19世紀，俄國在繼承自波蘭-立陶宛王國的原始農耕經濟的基礎上進行統治，這造成了一小批波蘭地主和大批烏克蘭農民之間無法癒合的鴻溝。1861年，農奴可以擁有個人自由，但他們不能輕易獲得能生存下去的足夠土地。因此，說服他們相信1863年叛亂是為了再次奴役他們並不困難。到1900年為止，沃倫省、波多利亞省和基輔省的人口中只有3%的人上報他們的第一語言是波蘭語。在那時，大約4000戶波蘭家庭擁有的土地相當於300萬剛解放的農奴擁有的土地面積。
塔拉斯·舍甫琴科 圖源：Wikimedia Commons
在19世紀大多數時候，這些烏克蘭右岸的領土——其中大部分貴族是波蘭人——不屬於俄國概念裡的“烏克蘭”。
對俄國人來說，烏克蘭是左岸領土，並且已經在1667年被帝國兼併。關於烏克蘭愛國主義最早的表達來自左岸的俄國臣民——來自19世紀二三十年代在哈爾科夫新建立的大學。之後，烏克蘭人將哈爾科夫的復興視為消亡的哥薩克轄區（1785年為止哥薩克軍官全部由俄羅斯帝國選派）與克里米亞戰爭（1853—1856）後現代化的俄羅斯帝國間的橋樑。這是政治無能的“黑暗時期”中的一束光亮。這一現代愛國主義的方案需要一個重要的匹配條件。復興哈爾科夫的新穎之處不在於對烏克蘭文化的關注，而是把烏克蘭文化和烏克蘭土地聯絡起來。廣而言之，烏克蘭文化是俄羅斯帝國的壁壘，提供了許多合法性迷思、民歌和民間故事，以及受過教育的公務員。1721年俄羅斯帝國建立後的一個多世紀以來，烏克蘭為俄國輸送了許多優秀的建築師、護教者和冒險家。直到19世紀20年代開始，烏克蘭的帝國服務傳統才開始出現裂痕，受烏克蘭文化薰陶的人們面臨兩難困境。官方更加嚴格的民族性理念迫使烏克蘭人在公共服務和個人意願之間做出選擇；同時在西部誕生的大眾愛國主義新理念也為烏克蘭人的自我認同提供了基礎。
粗略來看，烏克蘭精英為沙皇服務了那麼久以至於他們在帝國首都廣受歡迎，在那裡俄國的多樣性是受到承認的；但是當狹隘的俄國理念被加諸烏克蘭時，情況就有所改變了。之後的克里米亞戰爭不僅標誌著俄國對烏克蘭態度的變化，也標誌著烏克蘭對俄國態度的變化。
在19世紀中葉，來自左岸的防禦性愛國主義混合著右岸某些地主心存的浪漫主義悔恨，在基輔匯聚形成一種類似民族性格的民粹主義。
許多基輔人——他們往往是波蘭人的後代——試圖讓烏克蘭農民參與到政治中來。基輔在文化上是屬於波蘭的，在俄國兼併基輔兩個世紀後，這裡對俄國人來說依然是個謎。沙皇的官員在民粹主義有用（因為覺醒的烏克蘭農民將認識到自己是俄國人）還是有害（因為烏克蘭民族活動家有時是波蘭人出身）的問題上意見不一。1863年起義後，烏克蘭激進主義被當作波蘭陰謀的一部分受到反對。1863年7月頒佈的瓦廖夫法令（Valuev Decree）因其支援烏克蘭語“以前不存在，現在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觀點而出名，並認為烏克蘭語的傳播應怪罪波蘭人。俄國人很晚才意識到烏克蘭有可能作為一個民族獨立於波蘭和俄國，這個想法出現後又被斷然否認了。1876年的埃姆斯法令（Ems Decree）禁止出版和進口烏克蘭語著作，這反映了一種將語言和民族性相關聯的現代現象，以及烏克蘭人可能成為一個民族的新想法。
在19世紀最後三分之一時間裡，俄國是一個單一民族，所有東斯拉夫人都是俄國人，這個想法在當時佔排他性地位。
2001年烏克蘭語使用情況
2001年俄語使用情況 圖源：Wikimedia Commons
同一時期，俄國臣民發展出的烏克蘭理念在另一個帝國找到了知音。奧地利加利西亞地區和俄國都有塔拉斯·舍甫琴科（1814—1861）詩歌的讀者。舍甫琴科是一位出色的詩人，他是一位農民的兒子，瞭解維爾那和華沙；他也是一位畫家，他的藝術讓聖彼得堡的仰慕者幫助他贖回了自由身；他是一位自由的詩人，確立了現代烏克蘭文學語言的語法和魅力。舍甫琴科死後一年，農奴制被廢除了，他的成就為現代烏克蘭政治鋪平了道路，其中文化在理論和實踐方面都與農民緊密關聯。1876年後，俄國臣民向奧地利傳播各類現代烏克蘭政治。烏克蘭最有影響力的政治活動家米哈伊洛·達拉霍曼諾夫（Mykhailo Drahomanov，1841—1895）在1876年失去基輔的大學教席後，動身去往利沃夫。烏克蘭最偉大的歷史學家米哈伊洛·胡舍甫茨基（Mykhailo Hrushevs’kyi，1866—1934）在1894年被利沃夫大學僱用，離開基輔。烏克蘭最偉大的政治理論家維亞切斯拉夫·雷平茨基（Vyacheslav Lypyns’kyi，1882—1931）在1908年移民奧地利加利西亞地區。這個名單上還有烏克蘭最著名的民族主義者德米特羅·東佐夫（Dmytro Dontsov）：他將現代民族視為理所當然的理念在20世紀的加利西亞頗有市場，加利西亞在19世紀最後三分之一的時間內逐漸形成。
本文作者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1969—） 當今美國傑出的歷史學家之一，現為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維也納人文科學學院終身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現代東歐史。撰有多部備受稱譽的史學著作，包括《黑暗世界：作為歷史和警示的大屠殺》（Black Earth： The Holocaust as History and Warning）、《一幅秘密戰爭的素描：一位解放蘇維埃烏克蘭的波蘭藝術家》（Sketches from a Secret War： A Polish Artist’s Mission to Liberate Soviet Ukraine）、《紅王子：哈布斯堡大公的秘密生活》（The Red Prince： The Secret Lives of a Habsburg Archduke）等。此外，以對話的方式，斯奈德幫助他的朋友、著名歷史學家託尼·朱特在彌留之際完成了最後一本書《思慮20世紀》。其著作獲得了包括艾默生人文獎、漢娜·阿倫特獎等在內的12項大獎。此外，他還是《現代歐洲歷史期刊》和《東歐政治和社會》的編委之一，其文章常常見諸《紐約書評》《外交事務》《新共和》《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等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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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美］蒂莫西·斯奈德 譯者： 潘夢琦
出版： 三輝圖書｜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3年美國曆史學會喬治·路易斯·比爾獎、2003年東部書評獎、2004年美國學會烏克蘭研究圖書獎 獲獎作品
◎知名政治思想史學者塞繆爾·P. 亨廷頓，《國際歷史學評論》《外交事務》《泰晤士報文學增刊》 讚譽推薦
“在波蘭、立陶宛、白俄羅斯和烏克蘭，人們可以找到所有能想象到的造成民族衝突的原因：帝國瓦解、不具有歷史合法性的國界線、挑釁的少數族群、揚言復仇者、恐懼的精英人群、新建立的民主政治體制、種族清洗的記憶以及長期衝突的民族迷思。”
維爾紐斯，維爾尼亞，抑或維爾納？在本書中，這些指涉著同一座城市的區別微妙的名字以看似不動聲色的方式出現在同一個句子的兩端。它們是本書所述故事的背景音符，指示著一整套有關“我是誰”“我的祖國在哪裡”“什麼是民族”的記憶、理念和話語。跨越四個世紀，四個國家，透過將目光落在這片有著複雜民族混居背景、經歷過極其多元的政體模式，被幾度撕裂乃至摧毀的土地上，斯奈德試圖為我們揭示民族理念轉變的奧秘，追蹤概念如何被解釋、扭曲、發明和濫用，如何在與更為複雜的外部力量相互衍生的過程中釀成深重苦難，又煥發出嶄新光輝。更為重要的是，作者試圖為有關通往國家的路徑的終極問題尋找回答：我們如何才能避免這條路上的苦痛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