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統的社會結構中，闡釋世界、指導人生的擔子幾乎責無旁貸地落在讀書人身上，古埃及的祭司階層，印度的婆羅門，中國古代計程車，都以解說歷史、提供社會生活指導為天職。
這種闡釋世界、指導人生的角色使讀書人踞於一個極其顯赫的位置上，大睨雄談，意氣揚揚。西方教會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尊嚴已為世人熟知。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孔子像
中國古代計程車，儘管氣概稍遜，卻也充滿了對自身歷史使命的自信。據《史記》記載，孔子曾被匡人圍困，情形十分危急。當時，孔子對弟子們講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1］
以“斯文”（禮樂制度）的承繼者自居，孔子的這種自尊心態，顯示了早期讀書人的獨立性和豪邁感。
士階層的獨立性從一開始就是相對的。士的祈向是“仕”，即做官。“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2］，這是讀書人生存的基本手段。
而社會並沒有為所有讀書人準備好足夠的職位，要仕，就必須贏得君王的信賴，在政治領袖的權勢的擠壓下，士的豪邁氣概有可能為謙恭所取代，孔子在《論語》中說，君子有三件懼怕的事情：怕天命、怕有德有位的大人，怕聖人的言語。這就隱隱約約地流露出對權勢者的謙恭。
但孔子身上更多的還是尊嚴感，他強調：天下有道則現，無道則隱。“道”比權勢更具有永恆的價值。知識階層是“道”的承擔者，理當在君主面前挺直腰桿。無疑這要付出代價：自尊、自愛的伴隨物往往是不仕，不仕又往往意味著貧困。
《覆正平本論語集解》
故孔子反覆表示：士，應當安貧樂道，決不為了富貴而出賣人格；讀書人有志於道而又視貧賤為可恥，這種人不值得交談；“枉道而從勢”，“曲學以阿世”，放棄以道自重的節操，就不配稱為士。
吳敬梓之所以推崇隱居計程車人，就在於他們可以擺脫權勢的控制和擠壓；吳敬梓之所以希望隱居計程車人有能力解決一家的衣食之需，就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隱居不仕。
孔子這種以道自任的尊嚴感，在戰國時期的孟子等人身上得到進一步的弘揚。孟子傲然宣稱，天下最值得看重的有三個方面：社會地位、年齡和道德。在朝廷，社會地位最重要；在鄉里，年齡最重要；但真正具有普遍和永恆價值的，卻是道德。
孟子即自許為道德的承擔者，以這種氣概與君主打交道，我們眼中的孟子，充盈著“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有膽識、有熱情、有風度、有氣魄、從不在君王面前低三下四，倒是時常擺出師長的架勢：“說大人，則藐之”［3］，孟子的言行較孔子更富詩意。
孟子郵票
孔孟之後，一些儒生和文士一如既往地弘揚著知識階層的尊嚴感，在整個社會體系中當仁不讓地扮演了導師的角色。他們被稱為“狂生”，因為他們的確具有“狂”的作，《史記·太史公自敘》說：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4］
這是司馬遷的自尊與自信。《金樓子·立言》說：
周公沒五百年有孔子，孔子沒五百年有太史公，五百年運，餘何敢讓焉？［5］
這是蕭繹的目無餘子。韓愈說：
《韓愈全集校注》
古之學者必有師。［6］
他聽謂的“師”，並非一般意義上的“童子之師”，而是“傳道受業解惑”的導師。童子之師，僅僅傳授講解書上的文句；思想導師則志在傳授儒家之道。
以此為基點，韓愈斷言，“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聽存，師之所存”［7］。誰繼承了儒家的道，誰就是全社會的導師！
在這樣的表述中，韓愈那種“捨我其誰”的氣概，讀者是不難感受到的。韓愈之後，這種狂放氣概的表現頻率就更高了。比如，南宋的陸象山說過：“仰首依南鬥，翻身倚北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8］
明代的王艮甚至有過夢中託天的壯舉：“一夕夢天墜，萬人奔號。先生獨奮臂託天起。又見日月列宿失次，手自整布如故，萬人歡舞拜謝。”［9］
王艮像
這種唯我獨尊、目無餘子的狂放作風，與道統論是密切相關的。道統論有一個特徵：儒家之“道”往往得之極難而失之極易，往往幾百年才出現一個重拾墜緒的人，因此，在孟子之前，才有堯、舜等八人，孟子之後、韓愈之前，竟然一個也沒有。
既然如此，那麼，一個自以為真能繼承孔、孟道統的人、怎麼會不以導師自居呢？怎麼會不以聖賢自居呢？以聖賢自居，以導師自居，於是在不知不覺間化身為道德主體，無所畏懼地要將自已的價值系統向全社會推廣。
然而，秦漢以降的大一統的專制政權卻力圖橫掃士階層的這種浩然之氣。他們不能容忍士階層以帝王師自居的傳統，他們想方沒法誘逼讀書人服從自己。在種種引導士階層就範的措施中，始於隋唐的科舉制度就頗為有效。
據五代王定保《唐摭言》記載，唐貞觀（627-649）初年，進士考試放榜的那天，太宗來到端門，看見進生們在榜下成行出來，高興地對侍臣說：“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10］
《唐摭言》
唐太宗何以如此興奮呢？北宋蘇軾《戰國任俠》一文曾提出這樣的見解：君主要保持國家的安寧，務必與天下的“秀傑”共享富貴；優秀的人才被籠絡住了，那此“椎魯”的人，想鬧事也無人領頭、自然就鬧不起來了。而“隋、唐至今”的科舉制度，則是君王與“秀傑”共享富貴的一種得力措施。［11］
這裡，蘇軾顯然只說對了一半，“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12］。帝王在將功名利祿給予“英雄”的同時，也以此實施對“英雄”的駕馭、控制和改造。
毋庸置疑，考試標準是帝王定的，考試題目是帝王或他人揣摩帝王的心思出的，所以，並非所有的“英雄”都可從帝王那兒分享富貴，有幸“入彀”的，只是那些合標準的、順乎帝王心意的人。
倘若不合標準而又歆羨富貴，則只好委屈自己，千方百計去適應遷就，到頭來，其中的許多人便成了如清人龔自珍所說的“病梅”。
唐太宗畫像
“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唐人李肇《國史補》所引用的這兩句詩，道破了帝王實行科舉制度的主觀願望。朝廷對於讀書人仕進關口的控制，尤能體現出帝王的至高無上的權威。
可以說，科舉制度是中國大一統天下的特有產物；只有統一的中央集權的王朝才能大規模地實施這一制度；因此、這一制度本身便威風凜凜地宣告了帝王（“勢”的代表者）對士（“道”的承擔者）的地位。
《儒林外史》所展示的便是科舉制度下知識階層喪失精神獨立性的一幕幕觸目驚心的場景。且讓我們走近它，先作一番宏觀的巡禮。
讀書人向來看重個人價值。在“以成敗論英雄”的世俗背景之前，懷才不遇的讀書人常寄慨於知音難得。著名的高山流水的故事結束於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尤其顯示出個體價值得不到認可的淒涼。
程十發繪吳敬梓像
科舉制度將確認知識分子價值的標準空前地簡單化、程式化了：榜上有名即意味著學識過人，名落孫山則證明了其學識淺陋。
萬中書推想遲衡山、武正字的學問“必也還是好的”，高翰林當即不容置辯地下結論道：“那裡有什麼學問！有了學問倒不做老秀才了。”功名成了學問的標尺；要證明白己有學問，便非掙個功名不可；浦墨卿也認為“讀書畢竟中進士是個了局”。
他還舉了一個例證：先年有一位老先生，兒子已做了大位，他還要科舉。後來點名，監臨不肯收他，他把卷子摜在地下，恨道：“為這個小畜生，累我帶個假紗帽！”這位老先生何以如此熱衷於進士的功名，想來絕不是為了利，而是為了名——為了證實自我的價值。
以科名的得否作為衡量學識的標尺，這標尺可靠嗎？明朝的解縉、胡儼一同去看進士榜，解縉因為胡儼不是科舉出身，就指著進士榜，說這黃榜上頭都是些大丈大。胡儼笑道：其中也有僥倖中榜的！
胡儼的意思很明確，科舉考試存在偶然性，中進士、登高科的，不一定就有學問。因此，《儒林外史》中的遲衡山，曾不無憤激地說：講學問的只講學問，不必問功名；講功名的只講功名，不必問學問。把學問與功名放在了對立的位置上。
《儒林外史匯校匯評》
舉業無憑，功名偶然，於是信命數、信風水；於是，不求文章中天下，但求文章中試官。部分讀書人的這種畸形心態，《儒林外史》一一作了喜劇性的展示。
王惠煞有介事地宣稱：他的八股文中“尤其精妙”的“後面兩大股文章”“不是俺作的”；“雖不是我作的，卻也不是人作的”，原來是伏著打盹時受了鬼神的啟示。這就大有“命裡該中”的得意氣概。而高翰林之論“揣摩”，則表現了部分士人但求高第、不講實學的心態。
實行科舉制度的理論宗旨之一是把讀書人培養成為熟悉儒家經典並根據它來為人處世的君子，但“主賣官爵，臣賣智力”［13］，這種潛在的買賣關係卻促使一部分讀書人從一開始就以“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為目的，眼睛直盯著功名富貴。
民間社會對於功名富貴的迷信仰慕又加劇了這種傾向。馬二先生說：人生世上，除了文章舉業，就沒有第二件可以出頭。
連環畫《馬二先生》
所謂“出頭”，其一是揚名顯親；其二便是物質利益了，如范進中舉後，許多人來奉承他：有送田產的，有送店房的，還有那些破落戶，兩口子來投身為僕圖蔭庇的。
不到兩三個月，范進家奴僕、丫鬟都有了。錢、米是不消說了。使王惠、王德、王仁、嚴貢生、匡超人等孜孜以求科名的，不就是科名所帶來的名、利嗎？
自然，科舉制度並不能牢籠所有的讀書人。蘧景玉說：“人生賢不肖，倒也不在科名。”這樣的見解便擺脫了科名的羈絆。
只是，不追求科名的讀書人，卻也並非同一色調，他們大體上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士人中的佼佼者，他們繼承了知識階層之所以成為知識分子的任道傳統，另一類則實際上是科舉制度的副產品，他們借清高或風雅為名，打著無意於功名富貴的幌子，以獲取王惠等人從科名中得到的名利。
人民文學出版社整理本《儒林外史》
先看第一類人。說來中國的知識階層是頂追求“仕進”的：孔子奔走列國，孟子游說諸侯，仕進即其目的之一。
但比仕進更本質的知識階層的歷史使命卻是“任道”，當仕進與任道發生衝突時，為了弘道，為了向“勢”顯示“道”的尊嚴，他們寧可不再“進取”，其結果，崇拜隱逸的處世態度和行為方式便成為題中應有之意了。
中國文化對於隱士的推重只有從這一角度才能索解，《儒林外史》對於隱逸的偏愛也正基於對道的執著，對知識分子的獨立社會角色和文化職能的執著。
南朝宋范曄在《後漢書·逸民列傳》的序中曾將隱士區分為六個型別：一、隱居以求其志；二、迴避以全其道；三、靜己以鎮其躁；四、去危以圖其安；五、垢俗以動其概；六、疵物以激其清。［14］
照筆者的看法，二、五、六可歸為一類，都以追求人格的醇粹為旨歸。無論是“迴避以全其道”，還是“垢俗以動其概”，或是“疵物以激其清”，所重視的均為“道”、“概”、“清”等人格範疇。
連環畫《王冕》
《儒林外史》中的王冕、虞博士（他雖做官，實為隱居，故杜少卿稱他是柳下惠、陶淵明一流人物）、莊紹光、杜少卿、四大市井奇人等，便屬於這一類。
他們或許會被批評為缺少社會貴任感，比如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就說：陰司厭惡對名利的熱中，認為種種壞事，都由此而來；但不怎麼看重隱逸，因為天地生才，原是為了有補於世事；倘若人人都做巢父和許由，那麼至今洪水橫流，怕是想找一塊隱居之地也找不到。［15］
紀昀的話無疑有他的道理。但清高自許，淡於名利，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代表的正是以道自任的傳統儒家精神，這是社會責任感的另一種實踐方式。
“去危以圖其安”，屬於避難之隱。《儒林外史》第一回借王冕母親之口指出，“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場”，囑咐王冕“不要出去做官”，王冕哭著答應了。
《儒林外史》郵票設計者沈寧簽名蓋章原地封
在吳敬梓看來，官場是勢利所在，那裡處處都有風波，人生之舟隨時可能顛覆。一個以道自任計程車，萬不可輕易涉足官場。《儒林外史》中的王惠，其人生之舟就是在宦海風波中沉沒的。
退出勢利場，不受功名富貴的牢籠。這部分士人對於自身的地位、性質和作用有相當清醒的意識。
《論語》提醒讀書人不可不抱負遠大、意志堅強，因為貴任重大，而道路遙遠。以仁為己任，不重大嗎？死而後已，不遙遠嗎？北宋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說：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吳敬梓集系年校注》
這表明，中國古代讀書人在學識之外兼重或更重社會使命感的人生態度是一貫的。王冕、虞博士、莊紹光、遲衡山、杜少卿等便大體具備這兩種素質。
比如虞博士，他的學問不必我們來饒舌。值得注意的是，他對社會風氣的改善確曾做出有目共睹的貢獻。《儒林外史》第四十七回說：
看虞博士那般舉動，他也不要禁止人怎樣，只是披了他的德化，那非禮之事，人自然不能行出來。
由此可以引申出一個結論：虞博士等人的性情恬退以“憂天下”為前提，並非一種機智的老莊情趣，並非心滿意足的自我陶醉。
再看第二類人：楊執中、權勿用、陳和甫、景蘭江、趙雪齋、支劍峰、浦墨卿等是其代表。其中，楊執中、權勿用屬於范曄所說的“隱居以求其志”，走的是唐人所謂終南捷徑。
他們以退為進，以隱邀名，近乎詭道，但他們能贏得廣泛的社會聲譽，以致婁家兩公子嚮慕不已，卻也表明，人未能盡其才在科舉制度下並非偶然現象。
《全圖儒林外史》
景蘭江、趙雪齋等則熱衷於自命風雅：寫斗方、寫詩集，便是他們在人生舞臺上的主要節目。
但他們的風雅，實在檔次太低，杜慎卿曾將他們那套“即席分韻”的把戲鄙之為“雅的這徉俗”。而他們的人生目標，即使與俗不可耐的魯翰林相比也是卑賤的。
景蘭江曾不無自豪地宣稱：“可知道趙爺雖不中進士，外邊詩選上刻著他的詩幾十處，行遍天下，哪個不曉得有個趙雪齋先生？只怕比進士享名多著哩！”如此心態，正是鑽了科舉制度衡尺人物不完全可靠的空。
匍匐在權力與利益腳下的體制內或嚮往進入體制之內的“俗儒”，年復一年地被製造出來，也日漸銷蝕著儒家的活力。
與體制內的“俗儒”不同，作為在野儒生，吳敬梓在失去了太多現實利益的同時，也因其在野的視角而獲得了觀察的深度和批評的力度。
吳敬梓《文木山房集》
他執著於知識階層的歷史使命，痛苦於“俗儒”對於道義理想和獨立人格的放棄，滿懷悲壯之情地展示了科舉制度下士人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向社會、向歷史、向未來發出了響亮的呼籲：讀書人，保持你的自尊和精神的獨立！作為“道”的承擔者，必須保持超然於“功名富貴”的儒生情懷！
吳敬梓以在野儒生的身份反思體制的弊端，重新激活了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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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司馬遷著，裴駰集解，司馬貞索引，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2314頁。
［2］朱熹：《孟子集註·滕文公章句下》，《四書章句集註》本，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270頁。
［3］朱熹：《孟子集註·盡心章句下》，《四書章句集註》本，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382頁。
［4］司馬遷著，裴駰集解，司馬貞索引，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974頁。
［5］蕭繹撰，許逸民校箋：《金樓子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798頁。
［6］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2頁。
［7］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2頁。
［8］陸九淵：《陸九淵集》卷三十五《語錄下》，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459頁。
［9］王艮：《明儒王心齋先生遺集》卷三《年譜》，《王心齋全集》本，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8頁。
［10］王定保：《唐摭言》卷一，《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578頁。
［11］曾國藩：《經史百家文鈔》，長沙：嶽麓書社，2015年，第88頁。
［12］盛冬鈴：《六韜譯註》，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頁。
［13］王先慎集解：《韓非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11頁。
［14］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2755頁。
［15］紀昀：《閱微草堂筆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3、8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