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書家習字的故事，最初從祖父那裡聽來。張芝苦學，“臨池學書，池水盡墨”。王獻之認真，王羲之“從後掣其筆不脫”。歐陽修發奮，無錢購紙筆，“以荻畫地”。祖父生當光緒末年，一仍傳統觀念：字是人的“千里面目”，把字寫好是讀書人的本分。
習字之初，祖父告訴我：毛筆字的基本功，一要學會使用毛筆，二要把字寫得端正美觀。古人說過“書無百日功”，只要持之以恆，終有寫好的那一天。小學生的我，似懂非懂。及長，一些善書的前輩也講“書無百日功”，聽來聽去，竟有兩種解釋：一種說是速成，學書不用百日就能功成；一種說是長久，學書無百日就能學成之事。一句口頭俗語，兩種相反的理解，自是奇妙，我卻無所適從。
（一）
讀書漸多，方知“書無百日功”之說早已流傳，早到一千多年前的唐朝。中唐書家徐浩（703—782）寫過一篇《論書》，評前代書家，談學書方法，最後一段提及“書無百日功”這句話，他說：
張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永師登樓不下，四十餘年。張公精熟，號為“草聖”，永師拘滯，終著能名。以此而言，非一朝一夕所能盡美。俗雲“書無百日工”，蓋悠悠之談也，宜白首攻之，豈可百日乎！
徐浩與顏真卿（709—785）同時而稍長，書法齊名。代宗大曆（766—779）年間，兩人並稱“顏徐”。
徐浩以張芝、智永為例，認為書法“非一朝一夕所能盡美”，指斥“書無百日工”是毫無根據的“悠悠之談”，可知當時俗傳“書無百日工”意為速成。徐浩深知學書甘苦，豈能相信這等“白日夢”，可謂是悠悠之談絕於智者之口。文言的“悠悠之談”，用今人的大白話說，就是“忽悠”。
“書無百日工”一語，源自託名王羲之的《筆勢論十二章並序》。傳世文獻中，這篇談論筆勢技法的文章，最初收錄在晚唐人彙編的《墨藪》裡，卻題為《筆陣圖十二章並序》。篇首的序文，一副王羲之向王獻之私授秘訣的口吻，末有這樣一段話：
今書《樂毅論》一本，及《筆勢論》一篇，貽爾之心，勿播於外，緘之秘之，不可示諸知友。窮研篆籀，省工而易成。纂集精專，形彰而勢顯。存意學之者，兩月即見功成；大無靈性者，百日亦亂其本。
北宋朱長文《墨池編》、南宋陳思《書苑菁華》都收錄了這篇王羲之《筆勢論》，都有序文，也有關乎“書無百日工”的那段話。
《墨池編》本曰：“存意學者，兩月可見其成；天靈性者，百日即知其本。”《書苑菁華》本雲：“存意學者，兩月可見其功；天性靈者，百日亦知其本。”這段話誇耀筆勢秘訣的功效，短則“兩月即見功成”，長則“百日亦知其本”。如此“神話”，就有人信，如果做不到，只能自責駑鈍。好事者欣然於“功省而易成”之意，簡縮為“書無百日功”的口頭禪。世俗相傳，耳食者不問究竟，所本的那段話反而不為世人所知了。
《書譜》（區域性）
《筆勢論》在唐初已流傳於世。最早提到《筆勢論》的文獻是孫過庭《書譜》：“代傳羲之與子敬《筆勢論》十章，文鄙理疏，意乖言拙，詳其旨趣，殊非右軍。”孫過庭生活在唐高宗（650—683 在位）時代，草書憲章王羲之，所寫《書譜》是書學名篇，也是唐草名跡。
唐後期張彥遠（約815—877）彙編漢唐書學文篇的《法書要錄》，收有三篇王羲之文章，其中的“王羲之教子敬《筆論》”，應該就是孫過庭提到的《筆勢論》，唯此篇存目而不錄文字，恐因孫過庭指為“殊非右軍”。
朱長文《墨池編》收錄多篇託名王羲之的論書文章，他加了一條按語提醒讀者：“晉史不雲羲之著書言筆法，此數篇蓋後之學者所述也。今並存於編，以俟詳擇。”唐宋人既知《筆勢論》非羲之所作，卻又存目或錄存其文，原因之一，當是看重其實用價值。
《筆勢論》的流傳，貫穿唐朝始終。唐人的傳抄本，現在只能看到一個殘本，估計是唐末抄本，二十世紀初才發現，在偏遠的敦煌莫高窟石室，旋流失海外，現藏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編號P 。4936）。殘本的幅面不大，縱約二十九釐米、橫約四十一釐米。存二十行，每行二十四字上下；正文單行，有雙行小字夾註；行文鄙俗，筆跡不佳。因首尾俱殘，篇首是否有序文，不得而知。這件抄本出現在西北邊鄙，可見當年《筆勢論》流傳之廣。
《筆勢論》早期抄本分為十章。輾轉傳抄，好事者“欲欺世人以為右軍真本”，羼入同是冒名王羲之的《題衛夫人〈筆陣圖〉後》之內容，唐朝後期出現十二章本，失其舊次。現存刊本，《墨藪》、《書苑菁華》所刊文字皆分十二章，立有章名。《墨池編》本則分為十段，無章名。僅存的唐抄殘本，則不詳全本的章數。比較各本內容，增損移挪，分合混雜，互有出入。
唐朝是一個重視書寫技法的時代。太宗李世民推崇王羲之書法，天下景從，書風歸宗“王書”，託名王羲之的《筆勢論》趁勢流傳開來。從《筆勢論》所述內容來看，原作者應該是能書之輩。他們傳授的那些書寫技法，有世間相傳的技法經驗，雜拌作者自己的學書體會。《筆勢論》為學書者而作，所授種種技法，具體而微，儘管文詞俚俗，但淺顯易懂，容易理解，便於操作。
試看兩例（引自《墨池編》本）：
結字：“平穩為本，分間布白。上下齊平，均其體勢。大者促之令小，小者縱之令大。自然寬狹得所，不失其宜。”
字形：“不宜上闊下狹，如此則重輕不相稱也。太密則似痾瘵纏身，過疏則似翔禽溺水。傷長則似既死之虺，傷短則似已踐之蛙。”
以《筆勢論》所示方法，驗諸唐人所寫楷書樣式，尤其是抄經書手的楷書，皆合格轍。雖然我們不能斷定唐朝書手都讀過這篇《筆勢論》，但孫過庭提到它，敦煌地區也有抄本流傳，而且終唐朝之世，傳抄不絕，由此可以推斷，《筆勢論》是唐朝較為普及的書法教科書。
我們還看到這樣一個現象，執筆、用筆、結字之類的技法文篇，唐朝以前極少。進入唐朝，湧現出一批指導書寫、傳授技法的文篇。託名晉人的幾篇之外，還有題在虞世南名下的《筆髓論》，題在歐陽詢名下的《八訣》、《三十六法》等等，皆言楷書技法。即使理論性較強的孫過庭《書譜》，也論及書寫技法。書法史上，唐朝成為楷書藝術的鼎盛期，也就不奇怪了。
也許有人會問：唐以後，人們所見技法之類的文篇更多，何以楷書藝術再難見到唐楷那樣的成就？這答案，借北宋米芾的話說：“時代壓之，未能高古。”
（二）
曾經想，古人生活在毛筆書寫時代，七八歲就學，開始習字日課，練到十七八歲，作字應該熟練自如。於是留意古代書家早年學書的記載，存心收集書家早年書跡，所見不多，某些為世所重的名家還留有蹤跡，卻不是我想象的那樣。
東晉王羲之，歷代推崇，冠為“書聖”。少學衛夫人，年限不詳。去羲之未遠的劉宋時代，虞龢在《論書表》裡說到，羲之少年之跡“既不足觀，亦無所取”，不如同輩的庾翼、郗愔。他的章草書，練到三十二歲才逼似張芝，庾翼嘆為“頓還舊觀”。
唐朝顏真卿傳世的楷書，過去以四十四歲所寫《多寶塔碑》最早，筆力外耀，筆畫方板，結字欹側，未若五十歲之後的成熟面貌。近年出土的顏真卿楷書《王琳墓誌》， 三十三歲所寫，筆力未能遒勁，結字周正平穩，卻稚嫩。此前的水準，可想而知了。
北宋黃庭堅的書跡，最早一件是一九七三年出土的行楷《王純中墓誌》，為四十三歲時手筆，與蘇軾書法極相似。黃庭堅四十一歲時由地方調入秘書省為校書郎，結識蘇軾，成為“蘇門四學士”之一，此時“學書於東坡”。蘇軾也說：“黃魯直學吾書，輒以書名於時，好事者爭以精紙妙墨求之。”此前，黃庭堅學過王安石的字，他說“見少年時書，便自厭”。
《王純中墓誌》（區域性）
米芾《自敘帖》（刻本）記早年學書經歷：“餘初學顏（真卿），七八歲也，字至大一幅，寫簡不成。見柳（公權）而慕緊結，乃學柳《金剛經》。久之，知出於歐，乃學歐（陽詢）。久之，如印板排算，乃慕褚（遂良）而學最久。又慕段季（展）轉折肥美，八面皆全。久之，覺段全繹展《蘭亭》，遂並看法帖，入晉魏平淡。”
《步輦圖》米芾跋
米芾早年學唐人書法，輾轉五家，皆是“久之”，而後轉入法帖學魏晉書法，未道年限。現存米芾最早一件書跡，是三十歲題在《步輦圖》上的兩行觀跋，囿於唐人範圍，縱斜如歐陽詢行書，用筆有褚遂良筆意，但結字還不穩當。
晚近的明朝，讀到大書家文徵明、董其昌青少年時代的學書經歷，記有具體年齡，更是大出意外。
文徵明（1470—1559）十九歲時，以諸生應歲試，“宗師批其字不佳，置三等”。文嘉說，先君“少拙於書”，“書法不及人，遂刻意臨學”。文徵明二十歲時，日臨智永《千字文》數本，書遂大進。
董其昌（1579— 1636）十七歲參加松江府學會試，知府以其書法不佳，置第二，從此發憤臨池。他說：“初師顏平原《多寶塔》，又改學虞永興，以為唐書不如魏晉，遂仿《黃庭經》及鍾元常《宣示表》、《力命表》、《還示帖》、《丙舍帖》，凡三年，自謂逼古，不復以文徵仲、祝希哲置之眼角。”晚年自省二十歲時楷書，只是“漸有小得”，“於書家之神理，實未有入處，徒守格轍耳”。
如果不是留下記載，誰能想到，文、董於楷法，幼學階段懵懂，少年時代淺薄，弱冠以前字不佳。在練習書法基本功的階段，他們的書法認知力與書寫能力，與今人相差不是很大。
（三）
也是在明朝，嘉靖年間著名書家豐坊（1492—1563 ？）專為學書者撰寫了一篇《童學書程》，訂出詳細的學書次第：
楷書：八歲至十歲學唐人大楷，十一歲至十三歲學唐碑中楷；十四歲至十六歲學魏晉小楷。
行書、草書：十七、十八歲學王右軍行書《蘭亭序》；二十一歲學章草《急就篇》；二十一歲至二十四歲學右軍草書；二十五歲學唐人大草。
篆書：十三歲開始，至十七歲，以秦小篆為主；學古篆，十八歲開始，至二十三歲，由《石鼓文》而鐘鼎文。
八分隸書：二十四歲到二十五歲，由唐隸而漢隸。
按這個兼習各體的理想化童學書程，自八歲而二十五歲，長達十七年。這是練就基本功的年限。豐坊說：“所限年數，止為中人設耳，若天資高者，十年之功可了眾體。”十年也不短。
其間，練習楷書的時間最長，八歲至十六歲，前後八年。但是，在這個年齡段，文徵明、董其昌的楷書不佳，二十歲前後還在發憤攻習楷書。一般人“童學”階段的學書狀態，可想而知了。因此，古代所舉幼學穎悟之神童，其才在詠詩，其學在飽讀，其能在弈棋，而未見書法神童。
書法是讀書人日常手藝活，儘管歷來視為“末技”、“小道”，但古今書家並不相信學書“百日”即能功成的捷徑。共識也是有的，即學書的關鍵在用筆、結字，過此兩關，才算入門。
清初書家楊賓《大瓢偶筆·論學書》還提到：“學書有二訣，一曰執筆，一曰用意。”知此二訣，“加以習之勤而用之熟，不出三年，可以縱橫上下，奴視宋元矣”。這個“三年”之期，在跨過初學階段進入成年之後，前提是，已得執筆用筆之法、以意馭筆之方，並且“加以習之勤而用之熟”，而後熟能生巧。至於在成年後哪個年齡段，二十歲之後還是三十歲之後，甚至更晚，因人而異。董其昌有段自述，或可做個註腳：“餘十七歲時學書，初學顏魯公《多寶塔》，稍去而之鐘、王，得其皮耳。更二十年學宋人，乃得其解處。”如此算來，年近四十了。
古代書家學書有得，都在成年之後，張芝、鍾繇、“二王”概莫能外。
學書無止境，故徐浩主張“宜白首攻之”，楊賓也說：“百藝率三年可成，獨書用畢生之力。”
刊《讀書》2015年第4期，收入《書法學徒記》，中華書局，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