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成國教授點校的《王安石文集》最近在中華書局出版，連日拜讀書稿，除了有先睹之快，更感受到這是一部功力深厚、有益學林的紮實之作。
《王安石文集》，［北宋］王安石撰，劉成國點校
作為網羅六藝、糠秕百家的一代人豪，王安石一直是學界研究的焦點，其文集也曾有過不止一種的整理本。最初有1959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出版的《臨川先生文集》，後又有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文公集》。這兩種時代較早的整理本免不了因篳路藍縷而有欠周備。前者使用了《四部叢刊初編》影印的明代何遷本為底本，沒有參校宋代龍舒本；後者據龍舒本點校，但參校本少，失收篇目多，而且還是用簡體字排印的版本。199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出版一種簡體橫排的《王安石全集》，雖是據《王文公文集》標點，但連校勘記也不出，只是供大眾閱讀的便捷版本，並非規範意義上的古籍整理作品。詩文集的箋註本則有1958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據清代張宗松清綺齋本標點的《王荊文公詩箋註》，以及李之亮《王荊公詩注補箋》（2002）、《王荊公文集箋註》（2005），高克勤《王荊文公詩箋註》（2010）等，但也都未能盡善。
凡此種種不由得使人感慨，如王安石這樣的名賢大家，其別集竟無精良上乘的整理本出版，彷彿《西清詩話》中所言的王文公集“迄無善本”的情形於茲復見。直至2016年王水照先生主編的《王安石全集》出版，才一改這樣的局面。《全集》整理工作彙集了眾多王安石研究的專家，更有王水照先生主持，質量上乘，深受好評。於此或許不免有人擔憂，力作在前，剩下的多是王安石研究中積疑已久的難題，劉教授的《王安石文集》是否還能有所突破呢？ 拜讀書稿之後，這樣的疑慮一掃而空。無論是在標點校勘，還是在王集版本釐析、作品辨偽輯佚等方面，劉教授均有發覆創新，讓人為這部後出轉精的力作發出一聲因難見巧的讚歎。
王安石像
首先，從各種王集版本的梳理和選擇上，劉成國教授便花費了一番精力，最終選定以臺灣“國家圖書館”藏的明嘉靖何遷本《臨川先生集》為底本。
以往整理使用的何遷本多是據《四部叢刊》的影印本，但劉教授仔細對比了明刻本與《四部叢刊》本，發現後者雖易見易得，但並非學界通常認為的覆刻何刻本（何刻本亦非覆刻詹大和臨川本），且《四部叢刊》初印本存在誤字，再印本又做了一些描潤回改，和明刻原本不可同日而語，故毅然為“去偽存真”而“捨近求遠”。校本則有南宋龍舒本、王珏本、明代嘉靖五年刻本、嘉靖應雲鸑本等十一種之多。其中僅王珏本就參校了國圖藏宋刻元明遞修本、北師大藏殘宋本、國圖藏黃廷鑑校本三種。詩集的部分還參校了元大德本《王荊文公詩箋註》、朝鮮活字本李壁注《王荊文公詩》等。此外又選取南宋刻本《皇朝文鑑》《聖宋文選》等十餘種文集、筆記。真可謂是廣搜博討，蔚然大觀。
以“臺圖”藏明嘉靖三十九年何遷刻《臨川先生文集》為底本，廣校眾多重要版本
其次，在點校方面新整理本《王安石文集》更是精益求精，對以往整理本之失亦多有匡補。
譬如集中卷十六《送鄆州知府宋諫議》詩“廟謨資石畫，兵略倚珠鈐”句，復旦《全集》版作“廟談資石畫”，下出校記曰：“‘廟談’，宋刻本、龍舒本作‘府謨’。”而劉教授對比互勘，發現明代何遷本是作“廟謨”，《四部叢刊初編》所收的何遷本初印誤作“廟談”，後印本曾描潤回改。也就是說並不存在古代作“談”字的刻本，《全集》本是受《四部叢刊》初印版之誤。而且“廟謨”一詞出自《後漢書》，指為朝廷謀算，與下句“兵略”相對，“廟談”語不經見。故而此次新整理本作：“廟謨資石畫”，下出校記曰：“‘廟’，宋刻本、龍舒本作‘府’。”
又如卷九十一《王平甫墓誌》“年止於四十七”下校記，劉成國教授言：
原有“以熙寧七年”五字，據遞修本、嘉靖五年本刪。龍舒本亦有此五字。黃校曰：“‘四十七’下明刊多‘以熙寧七年’五字。”則黃所見宋本並無此五字。按，神宗熙寧八年（1075）四月王安國尚在世，撰《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誌銘》，其卒在熙寧十年八月十七日。詳細考證，可見拙文《新出土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誌銘與王安國卒年新證》。
劉教授關於王安國卒年一文我之前曾有拜讀，乃是據洛陽新出土的《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誌銘》（王安國熙寧八年撰）以及王安石《中使傳宣撫問並賜湯藥及撫慰安國弟亡謝表》、曾鞏《祭王平甫文》等史料考訂安國卒年在熙寧十年。新出土文獻和傳世史料結合的二重證據法紮實可信，原本的考證已可定讞，此次新整理本又曾加國圖藏宋刻元明遞修本《臨川集》上的黃廷鑑校語按斷，堪稱摭實周詳，鉅細靡遺。
全式標點，資料豐富
這樣考實祛疑的例子在書稿中俯拾即是，如二十一卷《寄餘溫卿》詩“獨過嵇山鍛樹陰”，《全集》版作：“獨過稽山鍛樹陰”，下出校記：“‘稽’，《全宋詩》校改作‘嵇’。”此次新整理本作：“獨過嵇山鍛樹陰”，下出校記曰：“底本作‘稽’，今據元大德本改。按，嵇山，在今安徽宿縣西南，相傳嵇康曾居此鍛鐵。稽山，即會稽山，在今浙江紹興東南，與嵇康無涉。”
再次，新整理本在對王安石作品的輯佚和辨偽上成果斐然。
本次輯得的集外文87篇、詩詞81首，尤其是最後的“存疑與辨偽”部分，一共辨證了多達51篇作品的真偽問題。每篇作品下不僅詳明出處與各本異同，還廣羅相關史料與古人論說。如文獻不足，事有兩可，則審慎存疑；如有罅隙乖違，蛛絲逗露，則批亢搗虛，一語中的。
譬如《除韓琦京兆尹再任判大名府制》一文，《永樂大典》屬王安石名下，復旦《全集》版作佚文收錄，下注曰：“《皇朝文鑑》、《文章辨體匯選》皆屬元絳。”然作者究竟為王為元，未能按斷。劉教授則辨言：“據《續資治通鑑長編》等，韓琦再判大名府在熙寧三、四年間，其時王安石已拜相，不掌內外製，而元絳以翰林學士知制誥。此文當屬元作。”僅一語而斷明，可見考史之精。
《續資治通鑑長編》，［宋］李燾撰，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點校
此外，如辨《回皇親謝及第啟》言：“啟曰‘某限列諫垣’，然王安石生平未曾任臺諫之職。此啟非王安石之作。”辨《（景定）健康志》所載熙寧八年十一月王安石《乞廢玄武湖為田疏》言：“此文絕非王安石所作。熙寧八年十一月王安石已復相。”或以歷官、或以年歲，一語而斷，但實則背後皆有複雜的考證。如《回皇親謝及第啟》劉成國教授曾遍考宋代史料，推斷出此文皇親可能是宗室趙叔盎，而作者則是張璪。元豐二年四月，張璪以知制誥之職赴秘閣考試宗室；五月，兼知諫院。正合文中“限列諫垣，莫趨宮屏”之言。《乞廢玄武湖為田疏》除了與王安石判江寧時間不合外，文中“車駕巡狩”之語也頗突兀，神宗朝從未巡狩或議及巡狩江寧，劉教授研判此文作於徽宗、欽宗之際或高宗朝。諸多考證最後寫入按語中者卻往往僅是直指肯綮的關鍵一語，這種舉重若輕的簡明扼要實在讓人想起荊公“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的句子來。
以上種種，在在顯示了新的整理本是一部精益求精、後出轉精的力作。這樣的成就當然是源於作者深厚的學術修養。從較早的《荊公新學研究》到前些年出版的《王安石年譜長編》，劉成國教授一直致力於對王安石的相關研究，對王安石的生平學行和各種史料文獻了然於心，故遇疑異而能洞察微末、辨明原委。
《王安石年譜長編》，劉成國著
當然，世上難有十全十美的古籍整理，新版的《王安石文集》亦是如此。一方面，王安石一生充滿爭議糾葛，史料文獻真偽相雜，文集版本更是存佚更僕，複雜紛亂。儘管劉成國教授此番對王集版本作了更加詳盡的考述和新辨，但依然留有空間深鑽再進。另一方面，王集諸本繁多，校勘之時難免眼倦神疲，出現微小疏忽。譬如，新版《文集》第31頁《贈李士雲》中“大梵天”、第90頁《彭蠡》中“龍山”，似皆漏標專名線。而第109頁《惜日》“當時三千人，齊宋楚陳周”句，“周”字與前四國名皆加專名線。考慮到孔子弟子中有名者並無周人，孔子周遊列國亦未曾入周，則此“周”字可能作周遊、周遍之義而不劃線更妥。此外，第76頁《河間》校勘記中引李壁注曰：“武帝立三王，皆冇制冊。”“冇”即沒有，而據文義及《漢書·武五子傳》此處當是“有”義，似是因書版漫漶而將“有”字誤作“冇”。但一眚不能掩大德，新版文集的成績是巨大的，是現今最為精良的版本。
眾所周知古籍整理即是“技術活”，也是“良心活”。儘管有不少專家學者懷著一種熱忱和奉獻精神，願意從事這項採百花而成蜜的工作，但在現今的高校工作中，也不得不因許多行政公務和日常雜事消磨巨大的時間與精力，最終因分身乏術而難能周全。如今，劉成國教授以其專精的學養和對王學的嫻熟，不計煩難地從事瑣於《爾雅》蟲魚的工作，在千載後重新為王荊公洗剔眉目，更又嘉惠學林，這實在是可敬可佩的。
（本文原載《中華讀書報》2022年1月26日9版，作者單位：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